日期：1957-5-0 作者：云南大学, 王士魁, 昆明工学院, 苗仲华, 昆明医学院, 朱肇熙
云南大学、王士魁、昆明工学院、苗仲华、昆明医学院、朱肇熙（张其浚、王士魁、李德家、江应梁：云南大学教授；苗仲华：昆明工学院教授；朱肇熙：昆明医学院教授）
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是由一个学校分开的三所高等学校。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步发展是很快的。经过了思想改造，进行了教学改革，积极学习了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开展了科学研究，在短短数年中，把一所旧型的大学，改变成为三所担负起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专门人才的人民大学。从这一点看，也正说明三校在未分开以前，学校的领导是好的，基本上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全体教师，稳步前进。三校分开后，各校院的领导也都是很强的，也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但这不等于说三个学校的领导与群众之间就完全没有问题，也正因为中间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不正常或不健康的现象，因而影响到三校很多教师积极性没有高度发挥。潜在力没有充分发掘。在学习了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我们深感到三所高等学校若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了领导与群众间现存的这些矛盾，对学校的发展和进步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我们愿从一个教授的角度，把所能看到的问题提出来，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高等学校的教师，大多是从旧社会来的，思想意识中不少落后的东西，不过，解放八年来，党的培养，活生生的事实的教育，也不会没有进步的。周总理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肯定了全国知识分子有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极正确的看法。可惜有的领导，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体会周总理的这个断语，过去对教师们不信任，今天仍然不敢放手依靠教师，总以为老教师们思想有问题，历史复杂，出身不好，包袱重，并低估了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心情。甚至有的领导一再说知识分子是“游魂”。此外，由于几年来在教学改革中取得了一些成绩，有的领导就滋长自满情绪，更支持了他的那种看法，认为不依靠老教师也能把学校办好。有了这些思想和看法，于是学校中的许多事也就不是依靠教师而是凭着几位领导的主观决定的。虽然学校里也曾召开一些座谈会或者分别找教师来谈，但对教师的意见不够重视，教师们想拿出当家作主的精神，要说出自己的意见，协助领导来共同办好学校，但是有些教师常常感到有力无处使，有些教师常常感到有苦无处诉。学校都有工作会议和扩大会议，领导也强调集体领导的重要，表示要在会议中听取群众的意见，但很多会议往往成为布置工作或交待问题的场合，又由于有的领导只想求同弃异，统一思想，喜欢迎合自己意思的言论，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不是解释，就是加以反驳，甚至说：“有意扩大缺点”、“脱离了党，自有一套”、“不肯定成绩，就是否定党的领导”；有人发点牢骚，就被看做有思想问题，怀疑你有何企图，这样，就养成一些教师只会顺嘴打哈哈，不愿意表示自己的真正意见。有教师说：我们的领导“侧面听取反映太多，正面依靠教师不够。”
由于领导上对老教师不够信任，也影响到青年人不尊重老教师，从而，老教师也就难于和年轻人接近，这样就使得新老教师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合作。目前党和政府要我们从事全面教育，全面负责。有人认为，我们对政治思想教育重视不够，管教不管导。其实，应当追究一下，教师不管导的根源。固然在教师中是有这种非政治倾向的。但是也应该了解一下教师们是存在着能管教而难于管导的苦衷的。有些年轻人认为老教师都是旧社会来的，思想落后，不配来领导他们，所以甚至曾经发生过年轻助教拍桌子骂老教授，学生指着教授争吵的事。领导对这一类事项，并没有及时教育纠正，甚至于还过分的姑息学生，例如有一个学生要系主任调换一张实验桌，由于没有即时调换，学生指着系主任说：“我告诉了你一次两次都不给我调换，今天我告诉你，是最后一次！”这事反映到领导那里，领导说：“快替他换吧！”有的老教师公开承认“不敢得罪党团员学生”，曾有教授在实验室中批评了不守纪律破坏公物的团员学生，就被上报为污蔑党团。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百年树人”这句话，正说明教育工作是一件长期的细致的工作，但有的领导习惯于用搞运动的方法来搞教学工作，作大报告，发动群众，轰起来，谈体会，从思想上认识、检查、监督、做总结、往上报，一套刚完，另一套又来。在一种新事物开始学习时候，这种方式是有它的作用的。但今天教学改革已到了高级阶段，科学研究需要细致深入的时候，领导上要就是束手无策，要就是仍然以搞运动的方法来搞。例如，科学研究工作展开后，轰起来，订计划，写题目、填表，接着就来要成绩。而且一再强调形式上的督促、检查。我们觉得搞科学研究是教师分内的工作，也是他感情寄托的所在，只要保证大家的时间，给大家必要的帮助和鼓励，让大家静下心来钻进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谈得到成绩。今天是刚一钻下去，就被一阵风拔出来。近来领导上也感觉到搞运动的方法不恰当了，但又找不出恰当的方法。
三校的领导，几年来对教学改革的工作是做得很积极也很有成绩的，不过有时太忽略了不同单位的不同特点，一般化的布置工作，这就使得教师们忙于作计划、填表、写总结、开会、听报告，专业工作都被挤掉了。我们认为领导上的全面领导和统一布置是必要的，但各系组业务不同，发展不一样，力量不一样，如果强调形式一律，那是值得考虑的。必要的开会和必要总结工作，固然不可少，但搞得过多了是会影响到各单位的中心工作的。例如不论有不有成熟的经验，都要大张旗鼓举行经验交流大会，以致“交流成灾”。有的教师说：领导同志的专业是开会、做报告、检查、督促、听汇报、做总结、往上报。我们的专业应当是备课上课，指导学生作业，做科学研究，若是在我们自己的专业外再加上其他专业，那是谁也难于胜任的。这话虽然有些牢骚，但也可以反映出教师们的心情。做领导的若能到群众中来深入了解一下，就能体会此中的甘苦了。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教师们感到非常苦闷。
我们自知政治觉悟不够，需要学习改造。专业知识不能满足现时需要，需要进修提高。然而在领导不够信任不够放心的情况下，学习进修也受到一些阻碍。有的教师好容易有了一个出外学习进修或技术出差的机会，人事处审查历史，认为“不适当”，什么理由？谁也不便追问。
思想改造，肃反运动，基本上是做得很平稳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错误，事后没有很好解释，这就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后果。虽然运动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时候由于没有掌握知识分子的特点，对有些人用那种粗暴的方法，幼稚的帮助，使被帮助的人，不仅不解决问题，效果适得其反，因而发生了一些付作用。思想改造后，还有不少老教授们高谈阔论；肃反运动后，学校里曾一度呈现一片清秋景象：会上很少意见，会后也没牢骚，有事征求群众意见。群众往往都只讲正面话，唯唯诺诺，或者就是不发一言。凡领导上布置下来的工作，没有人反对，而且都“完成任务”。有的领导却满足于此种现象，认为是“太平景象”、“领导成绩”。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发表后，教师们人人振奋，学校却没有重视学习。毛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群众欢欣，领导上也一再鼓励大家“争鸣”、“竞放”。但在教师中，很多人都只希望别人放，自己呢，暂时观望一下：“等着瞧吧，能放再放”，“放猛了收不过来要吃苦的。”这是比较普遍的想法。借北京一位教授的话来说：“茶碗盖揭开了，暂时不跨出来也不妨，好在空气是舒畅了！”
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那是事实。但也必须承认，今天的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三校的领导工作是做得有成绩的，这些内部的矛盾，有很多是由于客观实际的困难不可能避免的。今天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内部矛盾正确的处理办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我们本着这个愿望作了以上的发言。我们相信能即时正确的处理了这些矛盾，对三个学校教师的积极性，是可以进一步发挥的，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会发生更大作用的。我们深感到，这都是毛主席的光辉照亮了我们，使我们敢于无所顾虑的说出了我们片面的看法。我们诚恳地期望得到批评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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