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湖北, 李蕤
湖北、李蕤从大家批评我的作客思想谈起，解放前过着奴隶式的生活，那种生活给我带来很多烙痕。解放后如枯树逢春，过去什么话也不会说（只会写写文章）。现在学会了在各种会上发言。总之，有许多意见想谈谈，到中南这几年总的觉得“忙”、“乱”和“空虚”，我的作客思想固然由于我本身弱点很多，但更重要的是把我安排到不适当的位置。刚来武汉时，我并无作客思想，也愿干预生活，也从未把自己看作“民主人士”。但以后遇到很多问题使我有了犹豫：第一，武汉市提出“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文艺方针问题，我一来武汉就听到一些情况，觉得这种提法不对，连“工人文艺”编辑部都反对，但一直不能讨论。第二，中南文联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有一些理解，我觉得不对。当时在中南好象只能反对脱离政治，不能提文艺特质，一提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把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割裂起来看，明明是不对的但不能讨论，给我的压力很大。第三，对培养新生力量问题过去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如何培养这中间一些具体的做法和看法我觉得有许多问题，但不能提出意见研究，一提出问题就成了思想问题，给人们压力很大。黑丁同志打电话请示北京，好象对这个问题不容丝毫的怀疑。实际上对培养新生力量工作中的缺点避而不谈，只强调成绩不看其中的困难和矛盾。当时我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反而变成反对培养新生力量的方针，只有使人望洋兴叹了。作协党的领导同志一般的对我很尊重，都是礼贤下士的，但一涉及文艺上的重要问题，就不考虑我的意见，没有平等的讨论的权利。这几年如果说大家有些不和气，主要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顺便给市委提个意见，最近除了市委王岩同志和我接触外，过去一直没见市委关心过我们。这使我想起中南局时代，那时党的领导同志经常可以接触，×部长抓的很紧，遇到问题就解决，但也抓出过毛病如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受到“文艺报”的批评问题。但能够和他们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所以愿意从河南到中南来就是因为受到这种鼓舞。但中南区撤销了，情况就大变了，市委没有管，至今还不知道市委是什么人负责文艺工作，只有大区刚撤销后曾部长曾来看过一次。
到中南来时，祖春同志问我对黑丁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他说绝不会的，日子长了就会有意见。我对黑丁的意见主要是文艺思想问题。和黑丁、淑耘同志是有观点的矛盾。如检查刊物，刊物上发表“一封信”、“生命与无畏”等作品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但不能因此就说整个刊物受到资产阶级的侵蚀，我认为这种提法不恰当，但黑丁和淑耘同志一定要这样看。其次我提出刊物发表了许多灰色平庸概念化的作品，要注意作品的质量问题，淑耘同志不满意，好象这样说就是对淑耘同志本人有意见，不尊重，这就使人感到很难处。另外在看稿的问题上，我没有看到许多稿子能加以选择的机会，只能点头，只能看大家说用定的稿子。由于这以上种种问题，使我产生了作客思想。
肃反运动中，我不知道组织上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当时黑丁同志搞省市的工作，淑耘同志搞机关工作，我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只好自己写写文章。当时机关内部工作我不能做，外面的报告需要人做，我就去。在反胡风斗争中我还写文章反对他，但一“肃反”了连用文字进行斗争的任务也不给我了。我觉得肃反运动中党的群众路线很不够，是有问题的。
关于我的组织问题，现在虽然已经在支部通过了，但我有些意见还想提一提：过去河南的郑克西等人曾给我提出所谓“反党反革命小集团”的材料，黑丁同志掌握的有分寸，并未斗争我还让我工作，这一点我很感激，但仅仅不斗争我是不是就够了呢？有些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谈清楚：河南省文联唯一的党员牛运仓作风极恶劣，包庇恶霸地主父亲，农民写检举材料，郑克西等这些团员都把这个材料交给牛运仓本人，把牛运仓个人看成党组织，这叫什么跟着党走。“三反”中揭露出这些问题，牛调走了。牛在省文联时包办一切，我作为副主席是没有什么权利的。此外，郭筝廉的问题，镇反时我们作了许多工作，她交代出自己是一个军统特务。在省委处理她的问题上，当时我胆子很大替她承担下来，说她的问题都已交代了，牛运仓硬说她是现行特务这是错误的。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心惊，在这个问题上不知河南怎么看，河南的肃反应该检查，他们当时打了不是90％至少有70—80％，当时黑丁同志在处理我这个问题上很慎重，到市委谈，我感谢。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应该从宗派主义情绪去考虑，我觉得这里也有宗派主义情绪，是河南和武汉的宗派主义相呼应。
齐克下去了解情况，首先带着收集错误的态度去了解情况，这就是明显的宗派主义表现，好象一切党外人士都有问题。还有李季的诗“谢谢你的手风琴”的处理问题，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下来后对李文他们讲，竟说我是串连群众反对党组决议，可那次会谁告诉我是党组会？说我无组织无纪律，很多人批评我，我到现在也不服气。老实说，从那次以后，我不敢再和别人接近。我现在带着对青年人负罪的心情说，肃反时×××到我屋里去，我很害怕，把门打开了并且严厉的说：“×××，你来干什么？”就这样以后还是有人要追问。另外何南丁的“检验工叶英”发表时我提出了意见和批评，这样是否增加了河南的宗派主义情绪。现在我要求组织上给我看看河南写的关于我的材料，在反胡风斗争中白天作报告，晚上写文章，过去也作了很多工作，结果忽然变成反革命头子，真使我吃惊。这一天我想来想去不知怎样做才好，后来想想还是谈出来好，把材料给我看，我也决不会去和谁记仇。如果组织信任我，就把材料给我看。另外，肃反时阳云和林焰一年多没见面，这连国民党时候也不如，国民党时候坐牢，老婆、孩子、亲戚朋友还可以去看看，我们却根本不能接见任何人。机关肃反，这边党组织我觉得是受河南宗派集团的影响的。
组织上对我很照顾，很客气，但离推心置腹还有距离，我参加市人民委员会，担任各种代表，但这对我没什么作用，我不希望做官，倒希望党能多给我读书的时间，写作的环境。我开会太多了，随传随到，大家说我一步步成为文化绅士，我很痛心。根本没时间抓业务了，以后不要再给我做统战工作。
对机关工作我提几点意见：（1）改变机关化，成为学术团体。（2）稳定机构，过去人员忽多忽少不好。（3）充分发扬民主。
机关机构选贤任能，不要主观随意性，换人添人经过会议讨论不要随意。大家说层次太多，如编辑部全体都是编辑，不要那么多层次。机关工作人员确定下来分工明确。机关民主空气淡薄，过去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发扬民主从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发扬学术问题的民主，这点青年同志如周勃、叶橹、宋谋玚他们之间争论的面红耳赤，但感情依然很好，这点我们领导不如他们。学术讨论应该充分发挥自由思想。另外，是否可以考虑机关每月开一次大会，大家在一起提提意见，使意见不至于积压，过去有些问题是领导做错了，有些是上下不通气造成的。（下略）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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