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黄世君, 李向春, 孟繁森, 王宪文, 潘相臣, 张可治
中国人民大学、黄世君、李向春、孟繁森、王宪文、潘相臣、张可治“成立农民党是可能的，有生命力的，因为共产党不一定就完全代表农民的利益。如果共产党能完全代表农民利益，广西省饿死人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成立了农民党或农民协会，象1954年那样的粮食统购统销的错误可以依靠它来对党（指共产党——编者注）进行斗争。有了农民党或农民协会在今后可以避免农村一切错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黄世君）
“党进入城市把农民忘了，现在党不能代表农民利益了，我不相信现在的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向春）
“农民穿得破，农村姑娘不愿嫁给农村，这都说明农村苦，而城市生活水平高，特别是大干部生活水平这样高，因此我同意李向春的‘共产党员腐化了，把农民忘了，正在忘着’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孟繁森）
“解放战争时期，（党）利用农民，出什么（粮，钱，担架等）都是农民，革命成功后，政权巩固了，不要农民了，利用农民的弱点：散漫性，组织不起来，不会反抗，所以党就不管农民了，把农民忘了。
共产党对农民的利益代表不够，合作化后，收入不大，农民生活苦，尤其去年，由于合作化，更苦了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党取得政权后，对农民实行了一些‘让步政策’如‘土改’‘兴修水利’‘发放贷款’‘飞机灭蝗’等等，这些政策标榜着为了提高农民生活，实际上也起了些推进生产发展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党的真实目的，其实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提供自己挥霍，腐化享受的物质基础。”
“党的领袖和国家元帅的功勋荣誉都是建立在千百万农民流血的基础上，但是共产党进城后，很快腐化了，忘了农民，共产党只是为了争得自己的统治权，一旦取得政权了，便一脚踢开了农民，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潘相臣）
“唐太宗对农民作了很大让步，农民生活就有很大提高，我们今天农民的生活没有多大提高，还不如唐王朝对农民所作的让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张可治）
“街道传言：‘高级干部阔、中下干部破’，‘鲁迅有妻，守常无妻’，鲁迅有妻到处都有纪念馆，守常无妻就无声无色，仅有个小纪念馆，谁轻谁重？‘修的楼房真不少，没地方睡觉的满街跑！’‘汽车撞了孩子，妈妈倒了霉！’孩子被撞死，当妈妈的还得坐牢。‘汽车多了质量高，豆腐少了买不着’，这些闲话说明现在新社会的状况。
下面谈谈中央的矛盾：一般群众都说党中央的政策是对的，就是下面错了。但从猪肉来说，有一个胡同12个猪肉铺变成了两个，有的十三个变成了三个，猪肉买不到，说生活提高不能服人。不是买猪肉人太多，而是养猪人太少。由猪肉问题转到物价问题，蔬菜比去年涨了600％，食品公司鸡死了卖熏鸡。老百姓都这样估计：物价上升50％，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个变戏法的说比国民党时候更苦，这不是辩证法，这是古希腊辩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党进城后，忘了劳动人民，目前党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利益和要求”，要求“成立农民协会，以便如实的反映农民的情况。”又说：“目前高等学校，吸收工农子弟入学比例太少”，“刘少奇曾讲过，高等学校，工农学生仅占20％，”他声称要为工农入高等学校的比例“喊冤”，曾对同学说：“我恨透了杨秀峰，他进城后忘了农民，我见着他时非指着鼻子问：“抗战时期你从张家口撤退时农民给你送饭吃，你进了城倒忘了农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常学温的材料）
“工人阶级有共产党，知识分子有民盟组织，应该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党，我想将来可在这个党内当个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单思良）
“党对农村情况了解不够，是否能代表农民利益表示有怀疑”、主张“成立农民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延年的材料）
“农村前途光明是从理论上讲的，去年回家一看，从现实出发，就不得不对党的政策怀疑，农村情况是目前困难，前途光明，如果单说困难，又要给戴帽子。
国家政策不变不行。给农民搞了合作化高潮又怎么样？说是农民的要求，现在很多农民都不愿干了，拿分很多，而分不到东西。吃白薯、萝贝干等，历史上记载农民累得手脚发黑，磨坏，现在看农民也是很苍老。农民生活苦，全村全县都那样。农民翻身太慢了，经济上不翻身吃不饱饭，只政治上翻身也不行。过去旧社会农民生活不好，一样反，现在没有人欺负，共产党领导，可是连反也没法反。土改后农民分的土地现在入社了，农民不满意，对土地要求强烈。耕者有其田，而没有其粮食（指统购而言）。而拿农民的钱给国家盖房子，织呢子给干部穿。合作化好，别人也别浪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然冻死骨是没有。
是否因为农民人数多，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让农民生活好？……天下是农民打的，大革命时武汉政府基本上是农民搞的，过去的革命斗争主要是农民的力量，工人参加的少。现在工农生活太悬殊，如城市的人坐沙发、小汽车、农民牲畜都饿死了，用人拉犁，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
兴修水利是有的，但作用如何呢？为什么还发生空前的水灾呢？钱花的不少，这是农民自己的，政府拿出一部分钱也是应该的……政府进行贷款、贷耕牛、种子，为什么还要人拉犁？说买拖拉机用的价钱高，为什么城市买那么多小汽车？欢迎伏老就是两千辆小汽车，石油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不用在拖拉机上？……说农民不愿意用拖拉机，为什么还给他们一个用拖拉机的理想？使用机器人到那去呢？‘劳动光荣’，难道拖拉机多了农民闲着不会享点福？……说农民生活提高了，都穿洋布了，农民没有棉花没有土布不穿洋布？
农民生产情绪高是报纸上报的，而情绪不高就没有报，北京近郊也有农民生产情绪不高的，可以说空前低涨。
我提议组织一个农民合作党，在政府来搞一搞，应该看看农民，毛主席到河北省看三户贫农办社，这是不实在的。应有一个农民党监视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只代表农民的长远利益不代表目前利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杨维新）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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