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3 作者：河南, 栾星
河南、栾星《中国青年报》四月四日的“青年文艺”栏中，发表了一则文艺杂谈，题目叫做“刊物的质量需要提高”。作者沈游同志在对几种文艺刊物作了一番巡视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质量不高的问题突出”；言外之意，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降低了刊物的质量似的。于是举起朱笔，向他目为的这种不良现象，作了一次热情的讨伐。
作为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辑，我首先是感谢沈游同志的。全国目前文艺刊物较多，多系草创，质量不高是事实。这和编辑们工作做得不够，大有关系。就譬如我所兼了部分工作的那个编辑部吧，虽常未被点名，也决不敢说我们的工作已尽善尽美了，或许还要更坏一些。从这一点上说，沈游同志的话，无疑会是一种鞭策。
但思忖再三，我实在不敢同意沈游同志所举以为证的，或用以支持他的结论的那些论点。
刊物质量的高低，是不能举一反三的；高与不高，又是相对的，脱不开创作水平，也脱不开某一地区的工作基础。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之后，新的刊物像逢春的花木一样生长起来了，给老作家以更多的艺术实践的机会，给青年作者以更多的练武的场所，生气勃勃，这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好现象。由于工作上的便利，我也常常翻阅各种刊物，而且不是“仅仅翻阅几种”，感到大多数刊物，较之改版之前，质量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提高了。明眼的读者，也都会看得出来的。而沈游同志“仅仅翻阅了几种”，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喊糟了，坏了，要在热爱文艺的青年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了。假若不是偏见，则只能使人感到是过于冒失了。
沈游同志举以为证的例子，是“江淮文学”、“草地”和“园地”；更确切的说，只是发表在这些刊物上的某些个别作品。譬如发表在“江淮文学”上的“爱”及“在干旱的时候”，发表在“草地”上的“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发表在“园地”上的“阿K经历记”等。我也不认为它们是怎么好的作品，有的甚或存在着不好的倾向。即或说是坏作品吧？是不是这一篇或两篇，就能代表那个刊物的整个面貌呢？是不是作者的作品有问题，刊物也定要受到连坐的责任呢？按这样的逻辑，发表过“草木篇”的“星星”诗刊，就该封门。试想，这能给我们的文艺工作带来什么？除了继续迫使编辑部关起大门，提倡“一家独鸣”之外，是不会有其他好的结果的。评论作品只归评论作品，轻易的牵涉刊物信誉，那不仅是冒失，而且有几分拔扈的气味了。
在这篇短文中，我本不打算评论前引的那些具体作品的，但也不能不涉及沈游同志的一些具体观点。譬如，“在干旱的日子里”这篇小说，被沈游同志认为是“严重的歪曲我们的现实生活”。其实作者不过是描写了一个曾在上海公馆里做过多年杂役的王老大，在土改后如何一心想发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故事。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曾在洋场上混过日月，染了很深腐化习气，作风浪荡的女人，包括用色相去勾引坏干部。作者在处理这个题材时，思想境界不高；缺乏剪裁与密针缝合之处也是有的。但从另一面也可看出，作者还是十分注意为他们的丑行坏事找寻社会的以及人物身心经历中的根源的。而沈游同志却说这是“两个兽性的怪物”，好像不是人；“没有一点点我们时代的特征”，像是海外奇谈。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沈游同志所根据的是什么社会学与人类学原理了。人民，特别像作者所描写的这种在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垃圾堆中滚过来的人，难道应当写成像在瓶子里封着的药物那样一尘不染吗？可惜没有那样的人。至于最后沈游同志加给作者的那一恶谥：“恶毒的诬蔑农民”，则已不大像文学批评，而近乎向作者栽赃了。
我们过去在教条主义者的文学批评中，曾发现过这样的公式：简述故事梗概之后，加一句“难道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如此吗”？接着得出歪曲什么、诬蔑什么的结论。其实沈游同志的窍诀，也不过如此。在对“阿K经历记”这篇小说的批评中，沈游同志深深为那个流氓能够混入党内当了十八级科长，感到不以为然：“阿K在解放后的六七年间一直万事亨通飞黄腾达，于是作者笔下的领导都成了瞎子，群众就是傻瓜。这那有一点我们社会生活气息？”果然没有一点我们时代的生活气息吗？虽不是太多，却也总有那么一点点；沈游同志太健忘了，不久前被北京人民法院判罪的那个政治流氓李万铭，即曾闯过多少高级机关，又何尝只混到十八级的科长地位呢？而且这样的事情又有谁能保证不会再在别处发生？
需要再说一遍，我并不认为这几篇是好作品，但我尤其不能同意这样的批评。文艺批评，顾名思义，应该是靠分析、靠说理的。而我们有些同志，却偏偏喜爱摆出一副抡板斧的打手相。看来十分尖锐，实际只能吓虎人而已。
因而，作为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辑，我不能不为我的同行与同道鸣不平。人们不是希望刊物的创作质量提高吗？这是应该感激的。但关键之一，就是截住这条险途，给予发展创作一个有利的环境；无管这种批评来自何方，发自何人。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未发表）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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