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4 作者：陕西, 张锡华
陕西、张锡华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5月4日在西安邀请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发言记录。
解放几年来，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经济文化建设以及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惊人的成就，使每一个有知觉的人都感到无比的兴奋。这说明在我们革命事业中成绩是主要的，也是巨大的。今天是要大家谈一下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关于成就方面，个人的感受就不多费时间。这不等于说我对它没有认识。
自从各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大家对于“鸣”和“放”都有了初步的体会，但是应该承认，大家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顾虑，或者说有些“怕”的心理。在这同时，人们也激于对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热爱，又想响应大胆“放”和“鸣”的号召，因此在不少人的内心产生了矛盾。
“齐放”与“争鸣”既是国家长期的政策方针，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有顾虑呢？这是因为过去几年，有些人在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争鸣的过程中，遇受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报复，至今没有合理的解决，因此不能不自己问自己，再一次的“鸣”和“放”会收到怎样的后果？对人民事业会不会起点好的作用？
回忆过去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运动，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肯定而又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但没有发生什么大影响，个别领导人反而因为职权过大，民主不够，加上执行过火的保密制度等因素而更滋长起来，这三个为害的大老虎，现在变成一个三头六臂的大妖魔了。以反官僚主义为例，在三反和新三反中都是主要的题目，以后在党和报纸的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对它开过火，结果对它一无损伤或者效果不大。敢直言的人，每经过一次运动就少一批，因而官僚主义者越来越气焰万丈。本来，作为一个人民的勤务员，若犯了害人的官僚主义是十分可耻的事，但是常常见到一些领导人把“官僚主义”等名词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口头禅，在群众面前常常轻松愉快的嘻皮笑脸的说：“嗯，我是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似乎心里在说，谁敢把我怎么样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是中央提出的新政策，可是过去，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词句，大家都很熟悉。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的这些教导，都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永久的至理名言。不过在个别基层单位领导的执行中确有偏差，甚至造成不良的后果。他们常把有些刺痛自己毛病的正确批评和意见，积存起来，借下一次运动，来一个大报复，像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付。因此不少平时敢于向不合理的事发言的人，被扣上犯了反领导或反革命罪行的帽子，他们的逻辑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对领导不满，不满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种奇特的逻辑不光是在个别机构中存在，而且据一位老同志说，有过这样一回事，一个老同志的外甥，因为别的孩子，不愿同他一起玩，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不跟我玩，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我舅（他的舅舅是党员），反对我舅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个别有执法之权的人利用这一逻辑，曾给人们心理上打下了不易磨灭的烙印。而且在一些机关里，应用这种“幼稚逻辑”的例子并不少见，因此不首先揭发和根除它和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给“鸣”与“放”的前途上，留下很大阻碍。
上述由个人好与恶出发，利用“幼稚逻辑”违犯中央政策的事例，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个别或少见的。人们鉴于“是非皆因多开口”，于是，有人矢志把嘴上加个无形的封条，来个“守口如瓶”，甚至来个“六亲不认”，免得找麻烦。也有些所谓“脑筋灵活”的人，体会到别人由于“歌功颂德”而“获益不浅”，于是想到“不识时务”、不具体考虑“上者所好”而冒昧发言，是不好的，所以索性倒向只有歌颂的一面，作一个“顺风倒”。我觉得这股歪风的滋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危害很大的。
1956年，毛主席指示在肃反斗争中应“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说明共产党和国家对于纠正缺点和错误的严肃态度。但是某些部门纠正错误的行动却有些不严肃，某些领导人不但没有承认错误，还对斗错了的人说“这是党给你一个考验”，或者说“你总有点缺点吧，至少态度方式方法不能令人满意。”就这样来一个“平分秋色”。在这些情形影响下，不少的人不敢说话，也不愿意说话，因为说了没有用。
其次，犯过错误的个别领导的思想中，还可能有“怕放”的意识。但是大势所趋，不放吧又怕受中央批评，于是来个“旁移重心”的作法。尽量避开不谈由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造成的重要事件，把本单位许多类似婆婆大娘互相说闲话的矛盾拉出来，“从长讨论”，以此作护身盔甲，掩盖自己的过失。倘若“不得已”涉及自己，就用些口头技巧，庸俗的自我检讨（当面检讨事后不改），当作过关护照。据群众们谈西安市上有的医院就是这样在肃反和八大文件学习以后，群众们提出相当严重的问题，领导上只是轻描淡写的、肤浅的检讨一下，然后就被调换一个工作岗位。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这样的作法，会不会叫群众觉得，上级的处理脱离实标？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而且主要在领导方面。谈到领导又主要是个别党员，领导作风问题。这些个别的党员忘记了党和毛主席的谆谆告诫，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特权思想。例如一位专职干部曾叫公家的裁缝，给他私人加工作一条裤叉，作好之后，他不满意，怒责裁缝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为什么不作好？”在评工资的时候，党员之间也有互相抬高的现象：在调干升大学时，不但有优先报名之权，有位同志考试时并不懂得题目的意思，结果也保送入了学。医院是不许随便加添职工的，可是院长的爱人，只要一张条子就上了班，当时骗群众说是“自费学习”，后来证明每月照领薪金。
有一位高级医务人员几年来作了很多种科学性的研究工作，因为得不到本单位党领导的支持，曾提过尖锐的意见。于是在肃反中，这个单位专门组织了大会斗争他。肃反以后，这位医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久以前被作为罪状的许多行为，却一变而为工作成绩，总结为先进事迹。此外有些领导者对某些平常印象不好的人，常夸大其缺点，利用幼稚的逻辑，借运动的机会，大事斗争。
总之，从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看，主要的还是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三种主义，一般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个别地方则发展到极严重的程度。我赞成主要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但是对有特别严重的情节者，应当予以特别处理或法律制裁，有的朋友警告我：“不应当这样提法，以免将来遇受报复”。我觉得只要谈出来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而且合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大家应当把个人得失问题置之不顾。
我建议，在这次整风运动中，（1）对于一般的和严重的情节，应分别对待。（2）设立接待室，使群众能尽其所言。（3）不给官僚、宗派和主观主义者以领导运动之权。（4）为了彻底作好这一工作，应当特别着重群众路线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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