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7 作者：光明日报, 储安平
光明日报、储安平从我上月份到报社以后，经曾向同志们请教关于改进工作的问题，在前三周内和九十四位同志交谈过，其中二十六位同志是个别谈的，有许多同志因受时间限制采取了小组座谈方式。在和同志们谈话中发现我们全体同志有一个共同地愿望：希望我们的报纸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报纸今后该怎样办？同志们的意见是比较集中的，就我的印象分歧的意见不大。同志们既希望改进工作，又一致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因此，我们今天改进工作就有成熟的思想条件。我今天要谈的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同志们的意见，也可以说我是把同志们的意见整理了一下，当然也参加了一些总编室同志们的意见。一些主要的问题，并向章社长作了汇报和请示，他表示同意。因此，在上周我和各部主任交换了意见。今天向大家报告，请大家多提意见，展开争鸣，以便把我们的工作改进好。
我今谈七个问题。
民主党派很早以前就接受党的领导参加民主革命事业，解放之后，各民主党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都以共同纲领作为循守的政治纲领，并参加了政权工作。经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各种大的运动，和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都作了很多工作。几年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有了很大进步。去年，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个方针对各党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大家感到责任重大更要作好工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中央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使民主党派充分发挥积极性，指示全党都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民主党派内部的问题由自己独立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报纸在党的领导下，在许多党员同志们的具体帮助下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几年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都使民主党派非常感激。就本报性质来说，从1953年起，就明确成为民主党派的报纸，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我们要更进一步要求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纸。上月，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宣布了这个方针：以后对光明日报的事全部由民主党派自己独立处理，党不再过问。
关于怎样办好民主党派的报纸，我们完全缺乏经验。严格说，不仅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缺乏经验，就是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在摸索中。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在党的领导下联系、团结、组织一部份社会成员，使他们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使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使他们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另外一方面，应该经常向党向政府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意见和合理要求。所以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应该同时并进。但是几年来的实际情况是在团结、组织和联系社会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这方面，民主党派作了一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群众的意见和他们的要求，作的比较少。这点在三月份民主党派开会时就有人回顾、检查了民主党派的工作，民主党派的工作有这种缺点，也就是说变为单轨了。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的光明日报，恐怕也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次交谈中同志们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的报纸在言论方面反映民主党派及其群众的要求是比较少，而指导人家、教育人家的口气比较多。这也是单轨而不是双轨。例如去年夏天报导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消息，我们的本报讯事实上和新华社的消息没有区别，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就有意见他说：“你们的报纸没有民主党派的味道，你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并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见。”那么，是不是说民主党派的报纸不能或不应该解释政策和协助政府宣传解决困难，我认为过去是这样作，今后还应该经常向读者解释国家的政策。但是，这个例子说明读者对民主党派的报纸有不同的要求。
第二点，怎样体现出我们报纸是民主党派的报纸？首先，在报纸上自然而然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报道，关于这点有的同志们有这样的顾虑：民主党派的消息登的多了是不是有人要看，会不会使报纸受到损害。这种顾虑是不是把民主党派消息简单化了。在三月份，民主党派都在开会，所以都是开会消息，是不是老是如此?据我个人的看法是，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消息不一定都是会议消息，开会消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重要的一部分)。为了使同志们解除这些顾虑，我把初步想到的关于报道民主党派消息，其范围概括为八个方面谈一下。
1、会议新闻民主党派中央会议等。有些会议可能是空洞一些，但是，开会空洞是民主党派的事，不是我们报道的缺点。
2、党派活动的新闻，中央及各地方的党派活动都可以登，也可以包括开会消息，但不完全是开会消息，还有其它活动，如民主党派举办的各种座谈会等。估计最初这种新闻质量不会高，但是为了使我报增加民主党派报纸的气氛，使人在思想感情上感到是民主党派的报纸，还是要多登一些党派活动的新闻。
3、关于党派的作用的报导。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多方面考虑，如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起了什么作用，在联系和组织一部分社会群众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民革去年联系了两万多人，其中有些人在社会成员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据一些反映民主党派的工作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有人说，中央重视民主党派，地方上不重视，伹又有人说，地方上很重视民主党派。陈季子同志在兰州就看到这种情况。我个人感到民主党派是到处受重视，我认为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报纸报道的一个方面。
4、党派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取得的—些经验。民主党派工作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们考虑到民主党派的问题政治性比较强，有些问题揭露还不是时候，如民主党派要发展但是没有干部不能适应这种发展的情况。关于他们的思想教育问题是应该报导的。还有，民主党派工作中有哪些典型经验，可以作为我们来讨论的一个方面。
5、党派生活，主要是小组生活。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民主党派的小组生活有些开的比较好，有些开得很不好，大多数是不好不坏。我们可以把好的小组生活的经验介绍出来，进行交流，帮助改进党派生活。
6、党派成员的活动。由这个问题接触到另外一个问题，在解放以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以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上报的是得科学奖金的人。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一些新人新事，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并不是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道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道高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可以访问一些外地来北京开会的人，可以弥补我们缺乏地方新闻的缺点。此外，还可以访问到外国去的人请他们谈谈观感，也可以加强国际主义精神。这项工作采访面很大。至于各部在采访工作中的交叉问题，各部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访。
7、采用民主党派内部刊物中的材料。各民主党派有很多内部刊物，其中有些材料可以采用，例如北京市民革的刊物上曾经刊登过于右任女儿写的一封信，就是好消息，但没有见报。这项工作是“沙里淘金”。
8、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同群众的意见。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在作，我们要把民主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所要讲的话报道出来。
关于民主党派活动的报导当然不限于以上八条所列范围，具体的将来由党派统战部的同志补充。我们要求：(一)报道面要广；(二)报道要及时。搞民主党派的东西不在中央，中央是空的，而且各民主党派具体情况也不平衡，所以要下去采访。
是不是多报道民主党派的活动就能体现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我认为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必须在言论方面加强，要从民主党派角度表现出来。就目前情况来说，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道可以体现出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毛主席说过两大方针是长期的根本的方针。其目的在于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更加繁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的目的是要达到：第一、使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发挥；第二、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大大发挥。我们的报纸既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又以知识分子为服务对象，所以无论就性质或对象来说是应该大力贯彻这两大方针。毛主席在讲话中说大家还有顾虑，要为鸣和放创造条件，那么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就要帮助党创造条件。
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我们在推动百家争鸣的工作中应该作些什么？我们不仅要用更多的篇幅让民主党派人士发表言论，而且应该主动联系、和推动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来讲话，使我们的报纸变成民主人士的论坛。但是，要推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讲话；要更好地体现民主党派的报纸；要鼓励他们大胆放手的争鸣，首先看我们自己思想上能不能放。否则，很难使版面体现出来。
在讨论中，大家觉得形势发展的快，思想跟不上。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查检一下子。
在讨论中：编辑、记者有许多顾虑。记者怕记了不能用，编辑怕出毛病。束手束脚。例如，郑笑枫到西安写信汇报情况，说那里的鸣放未开展，我就给他打了电报，说就此“速发新闻”，结果大起作用，光明日报起推动开了，那里开了很多座谈会。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怕登不出，怕出毛病，习惯了就不能大刀阔斧地直接地搞东西。梁诚瑞是政协的干部，到广东去，我就请他照顾王强华搞新闻，他说那里处处都是材料，可是王强华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顾虑多。今天的形势，是非放不可，而且要大放。芝青同志一再和我说：多走些群众路线吧，发展的太快了。我也急，昨天打了四个电报，表扬在外边召开座谈会的人，给他们打气，鼓励和支持。搞头条新闻，就是工作方向。比如今天见报的头条，就是我叫党派部一定在当天写出来的。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应大大表扬。在中宣部开会时，我就说过，我在思想上是准备挨打屁股的，不希望出大毛病，使人人都满意就做不成。
这点上章社长表示完全支持我，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有人要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这说明领导上希望我们放手搞。我很感激，光明日报改进工作，一定要放手搞。我支持大家放手搞。希望不要束手束脚。
读者感到光明日报报道重点不突出，因为我们过去报道方面多头，有：党派、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政法、民族、体育、国际等九个头，自然而然不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们的报道有没有重点？我看是有的，如在高教方面，但是被其它部分冲淡了，从宣传效果看显得火力弱了。所以，我们认为要更好地把报纸办好，报道重点需要进一步考虑。初步的意见是：(一)民主党派；(二)教育，基本上没有改变，仍以高教为主；(三)科学，一方面继续加强自然科学的报道，同时要加强社会科学的报道，什么原因呢？自然科学比较专门，提到具体问题大家不很懂，而社会科学更能够联系读者。所以，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并重；(四)文艺。(五)国际时事，一方面对外代表民主党派表示态度，另外也应该向高级知识分子报道国际时事，向他们进行教育。
报道重点，初步提出五个。此外。关于政法、卫生、音乐、体育等，我们不搞。根据同志们的反映，报道司法工作是为了指导工作，一般读者并不要看它，而且司法和其它脱离很远，在版面上不调和。但是，所谓不搞，也不是完全不搞，而是在不同的基础上搞，某件事成为国家大事就要搞了，例如，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消息就不要搞，再如，节育问题作为人口问题提出就变成政治性的问题就要登。但是，避孕技术就不要登。民族问题也是如此，广西僮族自治区还要搞。体育消息一般不登，国际比赛有教育意义的还是要登。其它，经济方面都是如此，长江大桥、三门峡都要登。以上谈的是宣传重点的初步意见。
关于新闻报道问题，读者对我们意见很多，社内同志意见也很多。过去，我们报纸长文章多，言论多，时事报道少，就是报道新闻也多是别人谈话或座谈会纪录等，报道方式单调。有人说，读我们的报纸要正襟危坐。读者要求多登新闻。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报纸新闻少的原因是由于搞问题妨害了搞新闻。搞问题搞久了，甚至看到新闻也不抓，也就是失掉了新闻的敏感。同志们习惯于写大新闻，不愿写小新闻，认为搞问题质量高、分量重、火力足，报导全面、系统、深入，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认为写短新闻不解决问题，也不过瘾。还有，年青的同志到报社来就搞问题，是在搞问题中成长起来的，因而不晓得什么是新闻。报纸的新闻要依赖新华社。另外，有的同志反映，有些同志大新闻搞不出，小新闻不愿写。也有人说，我们报社从上到下都不重视新闻。有的同志说，报纸版面也限制了新闻。又有人说，稿费制度不合理也限制了写新闻的积极性。因而认为搞新闻和搞问题是两条路线。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今天必须明确，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写新闻，胡乔木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曾谈过这个问题。邮局把报纸作为新闻纸类而受优待。旧社会的编辑记者每日必比报：比新闻、比标题、比编排。旧社会报纸重视新闻，采访的记者如跑一天写不出新闻就回不得“娘家”，几天跑不出新闻要撤职，而我们现在的记者可以半年不写新闻。我认为，我们每位新闻记者都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目光四射深入报道，他们看的要比别人敏锐。记者要有敏感，“新闻遍地是，妙手自得之”。新闻写得好不好，新闻多与少，决定于新闻记者的才能。今后，我们的新闻绝对不能再有依靠新华社的思想。在我还未来报社之前，章社长曾经约人座谈报纸问题，郭沫若院长说：我们的报纸要减少共同新闻(具体指新华社新闻)，要增加自己的新闻。
自己搞新闻，开初可能质量低些，但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记者，使他们通过工作成长起来。同时，我们还应该要求快，当天的新闻一定要当天写。作战不能存侥幸心理，要求必胜。当然，新闻有长有短，短新闻五分钟十分钟就能写出，记者采访归途就应打好腹稿。这样，开初可能不习惯，但一定要这样作，才不至影响出报时间。以后，凡是能用新闻方式解决问题的，首先要用新闻表现。至于报道新闻之后要不要再写通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再谈一下搞问题。我看搞新闻和搞问题事实上是工作方法的问题，如果是工作方法，那末，不仅过去用，现在用，今后还要用。搞问题从什么角度出发，主要为了指导工作。过去在老区交通不便，报纸主要读者是干部，通过报纸指导工作。解放以后的一个时期也是以指导工作为主，因为有这种需要，报纸应该负担这个任务。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所以说搞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出发，假定我们从政治角度出发搞问题还是好的。因此，我认为把搞问题作为工作方法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过去搞问题的缺点是呆板一些。要搞得深入、成熟才能端出来，因而同报纸的性质和要求就有矛盾。另外，搞问题是以分析一个问题为主，这会使报纸陷于单调。我想今后可以把搞新闻和搞问题结合起来，既要深又要快。
作为新闻记者，搞新闻和搞问题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一个记者能不能既能搞新闻又能搞问题，在我看来，主要完全决定于人们的思想、习惯和才能。我们不认为“搞问题”和“搞新闻”是对立的，我们认为，既然“搞问题”是指采访工作的从政治的角度和新闻的角度去搞，而不是从改编研究的角度去搞的，所以可以一方面逐步深入，一方面发新闻。当记者集中地在搞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在和人们的接触中，遇到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仍然可以随时带回来，而不必放弃，一条新闻写上二三百字，并不要占去很多的时间，为什么记者一旦搞了问题，就不能再写新闻呢？反过来说，一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对于某一个方面情况熟了，钻进去了，一面写新闻，一面自然可以发现摸到若干问题，摸到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写出一篇比较有分量有系统的通信来。在旧社会里，也有一些记者只能跑头条新闻而写不出通信的，那些记者大都是能力比较差一些的记者，他的文笔和概括的能力限制他写出综合的东西，只能一条一条地写，但一般的记者，大都是首先写新闻，同时写通讯的。
本报专刊很多。据反映，过去办专刊的原因，是为了通过专刊联系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以专刊作为他们讲话的地盘，几年来，专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联系了一部分读者。同时也说明它是本报的特点之一。但是今天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就应该从全面来考虑专刊的问题。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就不必要用这种专刊的方式联系高级知识分子。我们的整个报纸都可以联系。同志们对专刊的看法，有的说它是本报的特点，也有的说是本报的负担。专刊占了整个三版，四分天下有其一，影响了报纸的正常发展。本来办学术性的副刊，在中国的报纸上是有传统历史的。(如最早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大公报副刊等)但是根据今天本报的具体情况和条件，有没有可能继续办这样多的专刊，就需要重新考虑。假如每天出两张报，那还好办些，可是我们每天只有一张，已经可怜得很，如果继续让专刊占下去，势必使报纸的发展受到妨害。专刊问题，恐怕是同志们多年来深感痛苦的一个问题。因为写了稿要顾虑有没有地位，能不能刊出。专刊当然有它的读者，但从整个报纸说，毕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对专刊应该采取新的处理办法，大家的意见比较集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主张去掉大多数专刊，少数的可以保留，还有个别同志主张全部取消的。根据同志们的意见，保留“文学遗产”、“史学”、“哲学”这三个专刊。我们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决定这样做。上星期已停了“民族生活”、“文艺生活”两个。“政法”、“科学”、“文字改革”也已经同意从六月份起停刊。
留下的专刊今后怎么处理呢？我们的理想是使报纸有四版正常的东西，基本上不使专刊占用三版。“哲学”、“文学遗产”是周刊，星期天加半张纸，使它们并在一天出。“史学”是两星期一次，还让它占三版，一个月只占两天。但是这样安排，要牵涉到纸张供应的问题，还得进一步研究。专刊问题是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我们下决心解决。已停办的专刊，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作为新闻的，就按新闻来报道，可以作为文章的，就按文章来处理。如科学、文字改革的一部分东西，还是可以见报的。过去联系的科学家，还要继续联系。
2、今后每天的四个版面，怎么支配？提出初步的意见，请讨论。
先从后面说起，现在第四版是国际时事。我报在国际时事方面有两个任务：在国际上代表民主党派就国际问题发言；在国内向读者报导国际时事，通过国际时事的报导向读者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关于前一点，过去除了写社论以外，还用“本报国际评论员”等方式对国际问题发言，以后仍然可以继续这样做，关于后面一点，过去在工作中发生的困难比较多，主要是因为：北京读本报的读者一般同时也读人民日报，读了人民日报的国际版以后(他们有两版)就不一定再要读我报的国际版；外地的读者，情形也一样，因为我报到外地，有关当天的国际时事，读者早已看过当地的报纸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国际部决定以后国际版的稿子，五分之二用新华社的新闻，五分之三用自稿(包括本报特约的外稿)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再提高一些。新华社的新闻稿外，还可以考虑有批判地引用一些其他外国通信社的新闻稿，使我们的读者能够从更多的方面和更广泛的角度上来了解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那五分之三部分，也应该考虑到我报的主要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可不可适当地有区别地编译一些分析国际政局动向的外稿，而减少那种把某些没有见报的新闻综合一下，再加上若干历史资料而写成一篇知识性或资料性的文章的做法？关于国际版的版面，我们就整个报导的篇幅通盘考虑，建议以后占三分之二版。我们认为关于本报的国际时事报导，不是增加量的问题，而是提高质的问题，假如能使这一版上的文字大家要看，这样，在形式上或减少了，而在实质上是加强了。
四版下面的三分之一是文艺版，同志们在讨论中都赞成继续搞文艺，怎么搞？过去文艺方面报道方针不明确，表现在版面上，没有给人一种显明深刻的印象。所以文艺报道的方向要重新明确一下。以后怎么搞，现在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只提出三点方案：
1、给文艺部以固定的版面。过去报道的面广、内容多，在形式上不集中，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非常分散。版面固定后，就有了具体的努目力标，可以更好地推动工作的开展，提高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
2、以报道文艺动态为主。因为搞文艺理论的东西，根据我们的人力和其他条件，怎么也搞不过“文艺报”去。与其搞不彻底，就索性不搞它。
3、版面编排艺术上，要求达到最理想的地步。要非常的生动活泼，美丽。这就需要多登短小精练的细致的东西。要有消息，有漫画，有插图。要求每次登八条消息，至少亦得有五条。文艺部的同志们表示接受这个意见，很好。
第三版：学校教育部和科学部的东西登这一版，主要报道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是否还可以考虑一个固定的“栏”，专门报道学术动态。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很需要知道学术研究方面的新问题、新论点，也需要介绍。科学技术“栏”的新发现、新创造，大都通过一些学术性比较高的出版物来反映，我们对这些学报的材料，不作新闻处理，还作为综合报道处理，放在固定“栏”更需要多搞一些这类的东西了。现在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和各大学，都出版各种学报，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把这些学报看到了。我们就可以考虑作一些综合介绍。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样搞的目的，是使高级知识分子能比较方便地及时知道国内外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东西。如果报道的水平适当的话，是可以受到读者欢迎的。
除教育、科学、学术动态以外，凡是学术性的论文，也都登第三版。
第二版：各民主党派的报道都放二版；这点已很明确。政论文章也登二版。
第一版：要闻。社论和民主党派、教育、科学、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应该登一版的，都登一版。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新闻也应登在一版。
由于考虑到民主党派的消息有一部分必须登在一版，而某些国内新闻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改登二版，也又就是说，将来一版二版在稿子上发生交叉的情况一定非常多，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决定一二两版由要闻部和党派部两部会同合编，这两版相通，比较机动。
具体的办法还没有，只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并不是完全从形式上来考虑的。我们知道报纸的生命力量在于它的内容。但是编排艺术如果高一些的话，对内容的效果就可以有所提高。去年“人民日报”改版是一变，“文汇报”出版又是一变。毛主席讲话以后，社会的气氛为之大变。新闻界的百花已经在开放。我们打开报纸来看，大家是想变，即使小也罢，总是在变。形成一种竞赛。这是好现象。我们怎能正襟危坐呢？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参加竞赛。把我们的报纸办好。
潘文彬同志来信说，中南一个老教授，就对我报的编排形式很有意见。他说：“光明日报”太呆板、太守旧。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发挥大家的潜力，来改进版面。不必逃避现实。文汇报在知识分子当中能有较深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善变，也正说明“教条主义之不得人心久矣”。(一位新闻界知名人士的话)文汇报新闻多、编排形式新颕、活泼，在旧社会来说，是毫不足奇的。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就很有值得学习之处。我们要学习他们：
1、对新闻的敏感；
2、时间性抓得紧；
3、采访新闻的活泼精神。
4、有自己独家新闻的特点。
他们不甘心采用新华社的新闻。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经常地想读者需要什么的问题。很大胆地去搞。我们学习别人好的地方，并不等于跟别人跑，而是要吸收他们的长处，加以溶化，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我们也有我们的长处，比如文章长，分量重，有一定的深度，能解决问题，适合高级知识分子读者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就比文汇报强。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既要深，又要快；又要分量重，又要有风趣；既有学术味，也有人情味。要创造自己的风格，不能跟在人家后面跑。比如标题直题，就是文汇报的一个创造。作为一个例子来说，人家能创造，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创造，这是可以研究的。至于风格怎么样才算好，是很难说的，可以意会，不能言传。现在我们决定由黄卓明、熊剑英两位同志，负责研究改变本报版面编排风格的方案(当然不是由他们包办)。突破成规，创造新的东西。
关于文风。主要是长。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式的味道很浓厚。这也许是受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影响吧。总是社论首先指出，……社论指出，……社论接着指出……或是×××说，×××最后说。缺乏人情味，使人看了讨厌。这种报道方式，必须受到排斥。最近徐亦安同志写的“知识分子闻放之初”和潘文彬同志写的“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就很好，很吸引人，内行外行都喜欢看，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好评。有些过去不订光明日报的高级知识分子，看了这两篇东西之后，也说，以后非订一份光明日报不可，可见我们内部是有写文章的好手的。
对美术组的工作，同志们很有意见，希望改进。在原则上，美术工作必须为版面服务(搞创作最好不占工作时间)，但要结合我们报纸读者对象的特点来进行。比如多搞些书法、国画之类的有中国味的东西。总比那些不三不四的美术体要好的多。美化版面的工作，能做到使高级知识分子欣赏就成功，讨厌就失败。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机关可以说它的组织机构是最完美的。因为这是需要在实际运用中来改进的。我们这方面比较严重的缺点是：
1、各专业部和编辑室有矛盾。表现在各部的稿件都要送编辑室，但事前编辑室并不了解各部的发稿情况，这种隔膜现象，使编辑室的工作很被动，形成来什么就用什么。其次，在体制上，编辑室和各部是平行的，他们的发言权就有一定的限度。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些质量不好的稿件，可以打回去，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当然可以到总编室打官司，那样往返周转，会影响出版时间。何况并不能天天篇篇都打官司。各部的稿子在部内经过两道手之后，发到编辑室还有专人再看一次。说它好，是经过三道关口，可能少出点错，说它不好，是重复浪费。再就是各个部没有责任感，有稿缺稿，编好编坏，它们都可以不管。同时，编辑室限于力量，在工作中有一定的限度，对各部稿件，在版面安排上不够周到时，各部又很不同意。
2、各专业部和国内政治部有矛盾。过去就发生过同时派几个记者到同一地方去采访的重复交叉现象。如有一次在四个记者一齐到广州去采访。这合理吗？在北京，各部也有分工不明确的现象。这主要是方针任务上的问题。
3、各专业部和读者来信部有矛盾。读者来信部的同志们反映，他们不能单独作战。在处理一些来信时，如果事先不和专业部取得连系的话，很有可能把问题搞错。有的时候，读者来信部搞某些东西，还会打乱专业部的工作计划。同时，读者中高级知识分子很少给我们来信。另外，是每个人的工作是很少，潜力得不到发挥。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现在的组织机构，最大的优点是能充分发挥独立作战的积极性，有计划地发表言论，对问题的掌握比较系统清楚。该怎么办？有的同志建议仍旧恢复到原来的编辑、采访、研究三个部的形式。可是那样作，势必要把现有机构根本打乱，各个工作环节和人事的安排，都要作很大的变动，重新来过。对目前工作也会有影响。经过考虑，觉得，我们固然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还必须稳扎稳打、也就是说，没有把握的事，我们就不做。对编、采、研三部的好处，现在还不能做结论，所以暂时不动，今后有必要的时候再改。现在决定：
1、撤销编辑室。改变过去人力受限制和不接头的情况。各个版由各部分别包干负责。国际部和文艺部编第四版。学校教育部和科学部编第三版，这样搞，各个部对他们所发新闻的来龙去脉，心中有数，就能很恰当地处理。同时也可提高他们编好报纸的责任感。各版互相之间还可以展开竞赛。
上星期六部主任会上提到：过去的版面是由编辑室统一集中搞。以后分到各部，各版不问怎么连系，由谁来统筹？今后各版之间，还是要互相连系，互相商量，组版时仍然集中在一个屋子里。把过去的优点保留下来。关于统筹安排的问题，由总编室负责。
撤销国内政治部。
撤销读者来信部。接受读者来信部的同志的意见撤销，改为读者服务组，具体的工作这样安排(1)登记卡片的工作仍做。(2)来信的服务性的工作仍做。(2)有关专业的来信分送各有关部处理。意见，成立一个读者服务处。
目前，我们社的工作时间机关化，我们考虑到要报馆化，主要是下午和晚上，一部分同志要下午和晚上工作。既要照顾工作，也要照顾生活在晚上工作的同志，希望工作同志绝大多数在晚十点钟左右作完工作，只有少数人留下来工作到最后。深夜里工作的同志报社应派车送回家。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到外边的记者由谁来派？是各部还是总编室？新闻少的问题，今后应怎么搞问题，改革后是否有保证的问题，还未作深入的考虑。好在我们并不想一次就解决所有的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光明日报编者说明：这个讲话是根据当时的原记录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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