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7 作者：上海市, 王若望, 谷斯范
上海市、王若望、谷斯范五月七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第二次作家座谈会，到会作家二十余人。座谈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作家们除了继续对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的种种现象进行揭露以外，王若望同志着重提出了目前存在于文艺界党内的严重的宗派主义问题。下面是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未经发言者看过)。
王西彦：
目前住在上海的作家很多，然而作品很少。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太机关化，表面上工作很热闹，实际上只是使作家忙于送往迎来的所谓社会活动，而对于作家们的创作生活则不很关心。希望市委的领导同志能够和作家个别接触，使作家可以从这些接触里得到鼓舞。出版社太少，现在，每一种性质的出版社都只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因为权力太大，就不免自高自大。如果出版社增加，可能改变目前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的关系。此外，谈到作家专业化的前途问题，不能不连系到目前出版社对稿费的规定很不合理。社会上现在流行着一种“作家有钱”的论调，是因为出版社对一两本重点作品一印就是几十万册，因而这些少数作家有了钱，而大多数作家却担了“有钱”的空名。由于纸张供应困难，很多书印少了，可是“限额”却依旧。现在粗制滥造的通俗小册子稿费的确很高，而需要长期辛勤劳动的作品的稿费却很少，这就是鼓励粗制滥造。我曾经出了一本书，十六万字，拿到一千六百元，以上海的生活水平，过半年也困难，可是像这样的书一年却无法写两部。因为纸张少，出版一本书印数少，无法再版。于是作家的作品就无法在群众中受到考验和正确的估价。
顾仲彝：
话剧是最容易反映现实生活的，可是目前剧目、剧团、剧场都很少。由于上演税、稿费太少，无人敢专业搞话剧。我提三点建议：
(三)增加剧场。各区工人俱乐部、友谊电影院都可开放。剧团太少，但不必再由国家办，可以让有兴趣的人自己搞业余剧团或民间剧团。剧团里可以设专业的编剧。
严独鹤：
我是一个打问号的作家，毛主席说，老年人可以跑跑龙套，我听了很兴奋，也打算跑龙套。可是，业余作家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问题，希望能规定一个相当的创作假期。
通俗文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领导上和各方面的重视。它处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大家都瞧不起它，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或者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可是广大群众和工农兵都很需要通俗读物。
在纸张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反对滥出书是需要的，但是不要乱砍，该出的还是应该出。
郭绍虞：
目前党群、领导被领导之间互不通气，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今年中小学毕业生的问题提得早，这就好了一些。可是劳动教育不应该仅仅在学生将要毕业的时候才做，这已经晚了，应该经常做。
中学课本里面的古典文学分量太重，并且排列的次序不对头，应该从现代的东西开始，由浅入深。中学里主要是灌输语文知识，而不是讲授文学史的概念。
章靳以：
最近教育部又通知各地增加几篇文章做教材，高中四篇，初中三篇，说是要在最近贯彻劳动教育，力求功效。文学作品的功能在于潜移默化，不能像打针一样“力求功效”。这个命令也是官僚主义的。
谷斯范：
目前纸张问题很紧张。我觉得在五年计划中不应该把纸张当做一般的工业品看待。这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应该特别考虑。
人们对上海文艺界的批评是作家多，作品少。作品中很多公式化、概念化。主要原因是作家没有深入生活，技巧修养太差。可是，也不能否认客观原因，这就是清规戒律。要求作品符合普遍规律、反映主要矛盾，而不允许人物有自己特殊的命运。写农村一定要有贫农、中农、富农，写工厂一定是厂长和党委书记……于是千篇一律。又例如对乐观主义的理解非常庸俗，作品中有一点叹息都会被编辑删掉，或者就把乐观主义理解为笑，人物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像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就是这样。又如我写过一个朝鲜老大娘被美国侵略军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编辑退稿的意见是：“调子灰暗，结尾悲惨”；又如我写的一本《新桃花扇》，新文艺出版社的意见是“正面人物软弱”，而这却是三百年前的故事。因此，写电影剧本，首先考虑到的不是人物的性格，而是这个剧本要通过几道关：什么厂，什么局，什么部，结果免不了是一个“公式化，概念化”，成为废品。
罗稷南：
在学术上我们应该有一些长远计划和根本打算。例如现在没有一部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或文学辞典，很多青年学生无所适从。应该把各方面专家组织起来做这些事。
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我觉得最好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革命作家应该用作品来推动革命，而不是借革命而推销作品。现在却有借革命推销作品的情况，不能起先驱的作用，作家成了报喜队。
作家协会应该成为思想领导或学术研究的机关，现在却是不务正业，发发票子和开会通知。作协受各方面牵制太多，这种情况也应该改变。
巴金：
上次我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顾虑，报纸发表我的发言摘要倒像是有顾虑似的：不是没有把我的主要意思登出来，就是把我的意思搞错了。我想这样做对“百家争鸣”不会有好处。
我说市委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不是对作家的安排不够、照顾不够，也许对有些人还照顾太多了。对作家来说，主要的不是受照顾，而是能用自己的创作为人民服务。过去有些作家穷困一生，可是他的作品却流传万世。我说领导上不重视文艺工作，是说领导上对文艺上的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认真讨论，却常常匆匆作出决定，甚至发出粗暴的批评。我们常常谈领导，可是我作为作协分会的主席，就感觉到作协的工作好像没有人在领导。就是在作协里面也没有人专门研究创作上的问题；对怎样发展创作、组织创作等等问题，也没有人认真考虑。究竟谁在领导作协，我也始终搞不清楚，只有在党支部通知我写某人某人的材料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在被领导，因为什么时候要，我就得在什么时候写。
文汇报在四月二十一日刊载作协召集剧作家座谈会的消息中，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协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今年这方面的选题就很少。”我就不知道，作协分会怎样在领导新文艺出版社，它连自己本身的工作都做不好。
总之需要领导的时候看不见领导，不需要批评的时候，批评倒偏偏来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一，关于文艺俱乐部的问题，赵丹同志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某一次会上的发言中，提到希望有一个文艺俱乐部的话。后来在全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协总会提出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为全体文艺工作者服务的文艺俱乐部的计划。周总理找作家们谈话时，看到这个计划，答应把上海某处房屋给我们，并说我们的要求不高。可是我们回到上海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办文艺俱乐部还有许多困难，我们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过了几个月，提倡精简节约了，解放日报的社论倒记得这件事，还批评要“什么家”是铺张浪费，我读了就不服。其实，有个文艺俱乐部，全上海文艺工作者在那里可以交换意见，作观摩演出，对文艺工作有好处，并不违背艰苦朴素精神的。
二，关于杂文问题，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人代会的时候，遇见乔木同志，他鼓励我们写点杂文。七八月间，茅盾同志、夏衍同志都用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杂文，我也写了几篇。解放日报找我写，不好不写，就写了“有啥吃啥”几篇。听人家说，解放日报社里有人化名在报纸上写文章反驳。后来，解放日报开座谈会，有位负责同志说，写杂文要学习鲁迅，抓主流，还要求我们向群众解释商业部门的困难。我当时听了就不大满意。我想，谈鲁迅杂文，应该拿出书来研究。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他否定了当时整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他认为制度不变更，缺点就没法改正。我们现在写的杂文是针对着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出缺点，而且要纠正缺点。难道批评缺点，批评官僚主义，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就不是主流吗？
后来，我从四川回来又听到林放同志写了关于片面性的杂文，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遭到所谓“围剿”。领导上希望我们写文章全面，事实上提意见的人就不可能全面，因为他们没有搞实际工作，没法了解许多内部情况，难免片面；可是搞领导工作的人倒应该全面，而事实上却常有并不全面的时候。比如照顾高级知识分子，要大家搬上十八层楼，在报纸上也大事宣传，甚至拍照，写访问记，好让人家知道领导上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高高乎在上，脱离群众。等到群众有意见了，领导上又不出来讲话，替他们分担责任。
又，近两年来，报纸上拼命宣传我们今天的生活怎样美满，举办时装展览会、烫发的式样都登报了，还拍成了电影，使人们向往享乐、奢侈的生活。当时鼓励人们吃好穿好，唯恐别人艰苦朴素，现在又批评别人不艰苦朴素了。这些工作都是做得不全面的。
再谈谈作协分会本身的问题。我觉得作协分会对文艺上的问题也从没有很好地研究过。要搞好作协的工作，得有人认真研究问题。我是专业作家，也只能做个挂名主席，有些问题我和作协的看法也不相同，有时我代表作协在会上讲话，也不是讲自己的意见。
我曾当过三年多文艺月报的挂名主编。曾经有人批评文艺月报编委只注意艺术水平，把政治放在第二，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文艺月报的艺术水平本来就不高，而且艺术和政治应结合在一起，作品没有艺术性，就不能感染读者，不能起政治作用。又如在检查文艺月报工作时，批评文艺月报压制新生力量，优待老作家。当时文艺月报副主编黄源同志也曾在理事会上代表编委检讨，但我自己并不同意这样做法。
解放日报曾经批评文艺月报没有刊载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是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因此，文艺月报的销路从二十多万份跌到二三万份。其实“人民文学”就没有刊载这份材料。倘使市委宣传部认为这是错误，对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党内进行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不必要公开批评，使读者莫名其妙。批评文章发表后，文艺月报编辑部许多同志心里都不满意。这本来是出于爱工作爱事业的热情，可是这些表示过不满的人在反胡风材料的学习中，都给整得哑口无言了。我当时还是个挂名的主编，不便讲话，但我在私人谈话时，不断表示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把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整成了应声虫，等于损害作家的独立思考。单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上海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好多的问题了。
跟创作有关的是出版。从现在出版工作又缺又滥的混乱现象看来，好像这方面并没有领导似的。一方面有很多书堆在栈房里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我们要买书却什么都买不到。有些人认为这是必然的现象，说读书的人多，纸张不够，非缺不可，那么对“滥”的现象又怎样解释呢？比如书的积压，就是发行人心中无数。有些书全国积压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而在号召大家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时候，鲁迅全集一次只印二万本，很多人都买不到书，如何向鲁迅学习？印刷、出版、发行三方面脱节，各管各，互相推诿责任，有助于“缺”与“滥”现象的造成。四川有个县人民银行批评新华书店支店说：像你们这样开书店要饿饭，人家要买的没有，有的卖不出!
文艺出版社上海只有一家，因为“只此一家”，就没有社会主义竞赛；而且繁荣创作需要多出书，但是编辑同志的看法各有不同。假使只有一家出版社，它不出，那么作品就见不得天日了。例如曹禺同志的“原野”和“蜕变”，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版权转给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初，我又向新文艺出版社领导人介绍，并且把修正本送去，可是新文艺出版社认为这两本书“没有重版的必要”，就不出了。今年才商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在北京出版。再如平明出版社转给新文艺出版社的“白求恩大夫”译本，新文艺出版社认为这本书“提倡个人崇拜”就不要。我向“新文艺”表示，这是一本好书(书前还有宋庆龄同志写的序文)，绝非提倡个人崇拜的。究竟是不是个人崇拜，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不能由领导随便决定。
出版发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去年五月，我视察出版发行工作，向出版处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有两个是：一，重复的书是不是由出版处通知出版社或新华书店不要印？二，关于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吸收私营出版社参加合营后，原单位的图书的重版问题。出版处给了我书面答复。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重复的书由出版社自动停印，出版处从不干涉出版。”事实并不是这样。如“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当时平明出版社打好纸型，新华书店已同意印若干册，而出版处认为过去有译本，不让这个译本印行。其实这本书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多印一些对读者只有好处。后来我去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视察，查过卡片，那边负责人也承认不印这本书并不是他们决定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出版处曾交给我一份表，我曾向平明出版社了解了一下情况。我看到“新文艺”给平明出版社的一张表上，有好些书下面都注明“未定”，我写的“谈契诃夫”，被列入翻译书，下面也有“未定”的字样。我当时还不明白“未定”二字的意义。出版处给我的表上写着：“未决定者主要对译者情况尚未了解，一经了解，即可决定。”我便笑着问“新文艺”负责同志：“是否我的情况你们还不了解？”他自然说“不是。”出版处的同志马上说，这个表是新文艺出版社送给他们的。我说我很清楚，这是官僚主义者闭门造的表，社长交给主任办，主任交给科长办，科长交给科员办。因此，这样的书面材料往往不符合事实。
其实这也难怪，新文艺出版社的两位社长外面事情多，整天在外面开会，当然没法了解社内的情况。要把工作搞好，就要有个人专门在社内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且认真地负责领导工作。
王若望：
刚刚巴金同志谈到《文艺月报》因没有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受到解放日报批评的事情，过去我没有敢讲。这件事情就说明了“墙内有墙”，党内也有宗派主义。有人通过在《解放日报》写文章对《文艺月报》进行打击，在我编《文艺月报》的一年中就处在夹攻之中。只要北京一有风吹草动，《文艺月报》就成了靶子。那些人在解放日报上批评了一次又一次，好像《文艺月报》里有胡风分子一样，一定要检讨，否则就要挨整。
后来北京又开会提出培养新生力量问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会开会，于是又来整“文艺月报”，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我们一再说明这些不是压制新生力量，有一位当事人自己也否认，可是没有用，还是写在总结里面。我当时觉得《文艺月报》很难搞。
可是《萌芽》出来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好像《萌芽》是“我们”的，《文艺月报》是“他们”的。最近四五个月来态度才有些改变。
党内如此，党外呢，就对一些非党同志加以排斥，有点毛病就背后到处叽咕。我对这种现象是不满意的，被看做和这些人“同伙”。最突出的是魏金枝同志的遭遇：他在“文艺月报”一直是在踏踏实实地工作，曾经回到家乡搜集了些材料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一位老作家肯深入生活创作，从这一点来说就是应该鼓励的。但这篇小说却一再做为典型例子批评，这不是从文章出发，而是从人出发。魏金枝离开《文艺月报》的时候一肚子气，说某些党员有特权思想。又比如分配房子问题，原来魏金枝同志也有一份，可是他到茂名公寓一看，觉得房子太好，不愿意住，不肯搬进去，这一点他表现很好，值得我们党员学习，可是，我却亲自听到一位党员说他“像小孩子一样难侍候”，这真是不凭良心。这些同志压人家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来自工农兵，写工农兵”，好像别人一无是处。这些我过去不敢谈，因为是在孤军奋斗之中，现在我觉得谈的时机成熟了。
市委和作家协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于创作表现的热情很少，最近两三个月来好些。如果市委委员们在茶余酒后能找几本上海作家的创作看看，作家就会感到十分荣幸了。
市委宣传部对创作过去有些不必要的干涉。像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剧本“双喜临门”，新文艺出版社就以违反政策为理由停止出版，其实即使有个别错误，也应该修改出版。
〔石西民插话：这件事应该由宣传部负责。〕
师陀：
目前翻译作品很多，其中固然有很多好作品，但也有一些不好的。应该节省一些纸张出来印自己的创作。
柯灵：
王若望同志谈到的问题，我也接触到一些。这就是作家的团结问题、党群关系问题，在这上面党员应负更多的责任。例如，有一位党员作家说过这样的话：“谁知道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干些什么!”这是指魏金枝同志讲的。这种态度，正如人民日报社论里所讲的：沾染上了国民党作风。
文学事业应该无党内外之分，读者都是通过作品接受影响的。但某些地方却有一些人为的区别。例如对党员称同志，非党员称先生。给读者的感觉是，称为同志的党员作家的作品更可靠一些。
目前电影界编剧和导演之间的矛盾很大，有一种对编剧很不利的空气，好像过去的教条主义除了领导就是编剧的责任。社会上误解了，强调以导演为中心，忽视了编剧的作用。例如在公布上海各电影厂分厂名单的时候，报纸上只有导演的名字，编剧都不提，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也是这样。这或者由于成见，或者就是缺乏常识。
草婴：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二三百个会员，我看大部分都不知道作家协会过去做过些什么，现在做什么，将来做什么，主要的好像就是开了几次全体大会。
目前关于文学方面的出版社，全国只有两家，这对于作者和出版社都不利。出版社一大，官僚主义也就多起来。像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的普通信件来往，最快的三个月我才收到回信，最多的十一个月后才收到回信。
有些搞翻译的作家居住条件很不好，一家五六口住一间房子，而有些作家一家就住了五六间，很不合理。
邵荃麟：
解放前领导文艺运动的主要是三件东西：文艺团体、出版社和刊物。现在这三样都有问题。作家协会衙门化，领导事务主义。党组代替了作家协会书记处，包而不办。刊物办得不好，有些党外同志就办得比党员好。出版社太集中，可以分掉。
来源：1957年5月8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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