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14 作者：广西, 蒋铮
广西、蒋铮【新華社南寕1957年10日23日訊】廣西省平樂專員公署服務局科員、右派分子蒋铮（广西省全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分，1948年参加工作，1949年入团），今年5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了长达五、六千字的一封信寄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並转铁托总统。信中恶毒地进行反党、反苏並有意挑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提出所谓“第二条路线”的“主张”。6月18日，南使舘给他写了回信，說来信已转给铁托总统，並将在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讨论”，“表示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这两封信，是经群众揭发於最近被迫交出的。下面是蒋铮给南使馆的去信和南使馆的回信。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干部，一个共產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今年三十周歲，从十六、七歲起即开始了一些革命活动，过去曾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爭的斗爭，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之后，又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爭，1948年由华南国民党统治区跑到华北，进入了当时中国共產党领导下的华北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工作，49年又奉调南下工作一直到现在。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近些年来我一直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產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說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实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宣传到几乎令人盲目迷信的程度。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似乎是在执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別人。
虽则他们在表面上也表现了十分谦虛，欢迎与己见不同的人提供意见，实际上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付与己见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一套传统的办法，这一套办法是：在宣传工作上，在完全了解某些典型意见（通常的所谓典型思想）之后，鼓励盲目追随自己的群眾，采取排斥異端的做法，进行群起而攻之的所谓“批评”，他们对於这种批评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打擊邪气”。随后在组织上，在強调服从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利用组织压力，进一步进行暗中的排斥与打擊，将他们从这个岗位调到那个岗位，从领导调到下层，他们对於这种在组织上的排斥他人也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下层锻炼”。
这些办法实际上也並不是什麼新的创造。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不过是从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宝库中拾来的一些法宝而已，借此达到完全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目的。
当然这些年来我是感到非常苦恼，正当我苦恼的时候读到了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說。我读完这篇演說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回忆十多年来为了追求真理所经历的痛苦历程，指望当今能夠正确地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投奔中国共產党，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不如人意，中国共產党並不完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由於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那樣：“是走在一条死胡同裡”。
关於这些方面的事例，在对国际关系由於新闻封锁闭塞，我了解的情况不多，不能作何意见，但在国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我多少是了解一些的，过去那些不了了之的问题比如干部政策上的严重偏差以及肃反工作上的扩大化等等暂且不要去谈它，为了节約篇幅起见简单地谈谈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就是够严重的了。
在毛泽东同志《关於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之后，各地好像是发了疯一樣，以神秘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以強迫命令的方式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了反“右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內农村合作化的面，几乎达全国农业户数的百分之百，他们满以为这樣，社会主义的改造就算完成了，社会生產力就会提高了，但是实际情况並不是那樣，合作化后的第一年（1956年）全国好些地区出现了粮食以及其他农村副业（特別明显地是猪、雞、鸭等）严重减產，生產力大受破坏的状况。1956年的春天（也就是合作化问题报告后的八个月）不少的农民陷於饥饿之中，在这个时候曾饿死了不少的人。我不久前去过的一个屯共72户309人，去年由於饥饿致死的达9人，約佔总数人口3%(这个屯就是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很多农民进行了从所少有的逃荒(即逃避災荒之意)，攜儿掣女逃徃他处就食，当地农民将去年合作化后造成的饥饿称之为“粮食災荒”。
那些愚蠢的官僚机构以及官僚主义者对这种现状是熟视无睹的。当災荒严重农民进行逃荒的时候，当地中国共產党的县委书记王文陆曾宣传叫农民吃“代食品”（即草根、树叶、山果之类），农民恨之入骨地說：“原来是这樣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民吃代食品的。”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8个县160万人口地区范围內並不是个別的例子，在去年的当时各县各地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大批农民逃荒，这是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內外的职位，仍然以种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
对於这些不可容忍的现状，他们几乎完全丧失理智地解释为个別的局部的或者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为自已的错误辩护，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解释与辩护不通的时候他们通常爱援引一些哲学理论来加以申述，而申述的结果往往又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成诡辩论了。
当理论上的事实說服不了別人的时候，徃往就将问题发生的根源归之於敌人的破坏。固然我们不否认敌人随地在伺机破坏我们，但是並不见得每一个问题敌人都能破坏我们，敌人所能破坏的只是那些问题的发展已造成了使敌人有破坏的可能条件的时候，敌人才能进行破坏，中国古代名文学家苏东坡曾說：“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世然后言入之。”简单地几句话，指出了一些问题发生的真理。举世闻名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樣造成的。如果沒有使敌人有可能破坏的条件，敌人又何以能够施展其挑拨破坏的伎俩呢？
革命的成果是在与敌人斗爭中取得的，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害怕敌人的破坏与威胁，在许多问题上许多事实证实，敌人的破坏徃徃是次要的，而內部的问题徃徃是主要的。当作那些大力宣传敌人在破坏某些某些问题的时候，徃徃又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对广大人民意志強力压制的前奏，接着来的便是将自己的意见強加於广大人民的头上。他们常常大力责怪“有些共產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徃徃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再论无產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实际上是本身的问题，责怪別人也是责怪不了的。
以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的是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虽则这一名词在我们国家內是禁止使用的，但他已经形成了一套理论，一套组织机构，一套制度，一套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那麼这个名词还是应该使用的，有的人认为“斯大林主义”一词是共產主义的敌人故意制造出来的。我认为这樣的說法是不恰当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主义”的问题。
我沒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次党代会上关於谴责斯大林严重错误的《秘密报告》。而且接触到其他材料也很少。从各国共產党所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看来，这个《秘密报告》好像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非正式的文件而发表过的，但我们国家从来也沒有透露一点关於这些方面的材料，根据某些评论斯大林的文章，以及我个人追随中国共產党革命十多年的体会，按照斯大林惯於各种通俗公式表述一些问题的方法，关於斯大林主义也许可以作为如下的表述吧！
“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產物，它是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產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眾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強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和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內採取迫害異己、摧残忠诚於共產主义事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採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诽谤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志強加於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头上。”
如果以上的表述不算是很错的话，这种主义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已经造成了严重错误，而且也是极大的愚蠢。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的走向一条“死胡同裡”。整个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胜利，将会给全世界进步人类带来了未来的无限美好前途的希望，全世界的进步人们都渴望走向共產主义，这是沒有什麼疑问了的，但是由於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给人们的希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我认为这是在国际共產主义运动中一个致命的问题。
自从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党代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后，一切似乎有所好转，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苏联共產党表现了愿意改正过去一切错误的最大决心，苏联共產党的这一态度曾大大地影响了中国共產党，因此在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好转的气象，但是自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们又开始有些害怕了，他们害怕改正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在这点上中国共產党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在《再论无產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在解释了一番民主集中制之后，就曾公开的表示說：“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擊我们的事业总是要向我们要求自由化”。这一含血喷人的话很可以引用中国的一句俗话：“一条竹杠打死一船人”来加以比拟，因为这樣的谈话简直是将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地方性的省级报---《广西日报》曾将今年6月20日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时在刘晓大使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讲话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共產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樣地战斗”，作当天当项新闻的头号标题。这一些也就說明了他们並不是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而其主导思想是害怕放棄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因此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一切也还沒有什麼改变。在当前来說这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公布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說，其目的也並不是尽在宣传铁托同志所指出的某些真理。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借此展开一番批评，从现实发展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到，刚不久谴责了斯大林，可是口沫未干，他们又开始发怒了，那些拿高薪受豢养的专业文人开始大作文章了。
根据我们国家的惯例：有关政治性的批评在《人民日报》未表示什麼态度之前，任何人、任何报纸都不敢表示什麼态度的，自从有关政治性的《人民日报》《再论无產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之后，各报刊杂誌的评论也就多了起来，但是他们都沒有独立的报格，都不过是作为《人民日报》的注脚而已。
这些文章我也大致地看了一些，大部份是在說別人是“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或则在解释什麼是“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企图将这些帽子強加於別人头上。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一般都沒有接触，或者是不敢接触。由此可见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政治上的软弱到何种程度？其实谁是“教条主义”谁是“修正主义”已很明白。翻开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历史，除了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之流从“右”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到现在为止就只有斯大林从“左”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那些从“右”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早已变成了共產主义的叛徒了。至於从“左”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仍在各国共產党中当权。这就是当前的现实。
这些不负责任的批评用得著中国一句古话：“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如果撇开其中带侮辱的涵义之外(因为說他们是犬是不妥当的)，也恰好是这种现实的写照。
全世界无產阶级应该团结起来。这裡似乎用得著毛泽东同志在十多年前所說过的一些话：问题是什麼樣的团结呢？现在的问题是：亿万人盲目地服从一个人底意志的团结呢？还是人民民主的团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麼就不用害怕，一种不同意见的出现就会使“共產主义运动引向分裂”（见《再论无產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为真理是从爭论中求得的，要求进步的人都会服从真理。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共產主义运动中某些当权人物要求的是前者的团结，我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也是斯大林主义深刻影响的结果。
为了制止这种深刻影响的继续发展，为了有效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摆脫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国际共產主义运动中，当前是非常有必要提出“第二条路線”的主张，号召国际共產主义者深刻地考虑过去国际共產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抉择今后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路线是继续斯大林主义呢？还是放棄斯大林主义？
在我个人方面来說：由於人微言轻，学识有限，对国际事物了解很少。因此对国际共產主义运动中的第二条路線，一时提不出什麼具体意见。根据个人参加革命活动十余年来的体验深深地感觉到，按照现在某些领导所掌握的原则办事，不仅有很多事情办不通，而且整个局势的发展将会愈来愈坏，这些原则一般都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所决定的。这些原则上的问题是：（1）如何正确地认识苏联及十月革命的问题。（2）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国际关系。（3）无產阶级专政与“暴力专政”的区別问题。（4）农民问题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问题。（5）无產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和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问题。（6）如何正确地发扬民主的问题。（7）如何正确的考察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的问题。
在以上问题中他们所规定的某些原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沒有什麼问题，但徃徃在执行中就发生不少的问题，而且又是严重的问题(固然这是和那一套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官僚制度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国际共產主义的“第二条路線”中不仅原则上应明确规定，而且还应该将斯大林主义执行不通的原因予以揭发並加严格地区別。
在他们发怒之余，当前又表现了一些清醒，据报载：苏联政府表示了愿意与贵国政府改善关系。但在我看来这种清醒的程度是很微弱的，他们以往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樣的犯了很多错误，在改正错误这个问题上，从目前的某些表现看来，他们仍然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樣，对於自己的错误是非常吝惜去改正的，他们害怕改正了错误就会保持不了他们的权位，就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封建帝王当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下过很沉痛的“罪己诏”，虽则这是欺骗人民的，但究竟是公开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们在做了错事的时候却往往要将自己的成绩大肆宣传一番这后方展开检讨，而在检讨的当时往往又不敢将这些错误归之於整个领导方面，而将他归之於某些个人方面，这就是一个例证。
南斯拉夫共產党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共產主义运动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斯拉夫在国际活动中很活跃。同时南斯拉夫首先看到斯大林主义沒有出路，带头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不管过去某些人对南斯拉夫作了非常背叛自己良心的侮蔑，但究竟谁是谁非，现在大家都看清了。现在当作那些斯大林主义者尚未十分清醒的时候，南斯拉夫共產党及政府有责任有权利同全世界无產者提出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正确的纲领---“第二条路線”的主张(叫这一名称也可以或则不叫这一名称也可以，只要与现行的斯大林主义有所区別就行)。我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共產主义活动的共產主义者，作为在中国目睹了“斯大林主义”祸害的见证人，坚决支持和拥护你们的主张，並以能有机会履行这些主张为人生的光荣事业。
敬爱的大使同志：这封信就写到这裡为止，我衷心地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之下，这封信能转到敬爱的铁托同志那裡表达一个中国人对他的景仰，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回信，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用中文表达我以上的意见。
我现在的工作地址是广西省平乐食品公司(不久将合並为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通讯地址是广西省平乐镇牛边街22号。
致以
蒋铮1957年5月14日
你给我们大使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对於你在信中向南斯拉夫领袖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的情谊，谨致以谢意。
同时我们愿意通知你：来信所提的问题将在6月底召开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本年11月举行的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两个代表大会将表示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我们已经遵照你的要求将来信及译文转给铁托总统。
随信寄上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材料，今后我们将随时给你寄上本使馆所发的中文材料。
此致
秘书 V.达柯维奇195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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