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14 作者：四川, 晓枫
四川、晓枫他说，我省的“放”和“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提出后不久确实有新兴气象，但教条主义者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争夺阵地。例如，老作家段可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触，立即受到履冰同志的一篇文章的狠狠的批评。到陈其通等四同志文章发表后，教条主义更压倒一切，使人毛骨悚然，寒气森森。他认为文汇报上载的一条新闻，说四川文艺界谈了心里话与事实不符，四川文艺界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愤慨尚未谈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的意见以及对〈草木篇〉的不同意见也未谈出。他认为这与李亚群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在四川地区机会主义较为突出这一点有关系。他说，四川日报上发表的老作家谈“放”和“鸣”的文章，拍巴掌的多，感叹的多；谈远不谈近，只谈今后，不谈过去，好象“抬起城隍老爷出驾，大家敲锣鼓”。四川地区没有很好的“鸣”起来，“放”起来，其原因是领导上不放手，领导上未号召。四川日报对〈草木篇〉的批评用运动式，但到现在没有客观地承认缺点，四川日报缺乏自我批评。前次文联开座谈会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对批评〈草木篇〉的方式提了意见，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写的消息只字不提。这些都给文艺界带来了顾虑，害怕挨整。他又说，李亚群同志在政协发言不符合四川的实际情况，据我看，四川是教条主义统治，教条主义严重。文艺部门的领导应亮出底子来，到底是“放”还是“收”。
谈到对〈草木篇〉的评价，晓枫同志说他原来同意这篇作品，现在认为这篇作品不好，但不同意大家所作的结论：对现实不满。分析这篇作品应从具体情况出发，作者是从文联几个人出发写的，作者是有目的的，不能把小圈子划成大圈子，说它对人民不满，它的最大毛病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发生了矛盾。谈到对〈草木篇〉的批评，他说，四川当时的情况如遇大敌，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他认为批评〈草木篇〉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看得出来从开始发第一篇文章起，领导意图就是一棍子打死。他还认为：批评〈草木篇〉开始时是进行了党内动员的，可以说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搞的。那些写文章的人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保卫几个教条主义者。
(原载1957年5月15日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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