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16 作者：四川, 流沙河
四川、流沙河他首先谈到对“草木篇”的评价问题。他说，前几天看了李亚群同志的发言，尽管个别论点有出入，但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非常好的。其中有好些情况可以理解，李亚群同志来成都不久，和文联的同志接触不多，虽然有些了解，但都通过间接汇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草木篇”的批评就出了些毛病。我认为“草木篇”是不好的。最初我抵触，原因有二：一是主观上的，我写了一首诗，每字的意思是否如何如何，象报纸上说的，仇视人民，仇视现实。我觉得生活中有某种东西我看不惯，我要用笔来刺它一下，说它不好，当然想不通。二是客观方面，一开始那种棍子式的批评，有好多东西超出文学批评范围，当然引起人的反感。在比较长的时期以后，同志们说我写得不好，要不得，我同意。但也必须说明一点，我说应受到批评，并非说应受到棍子式的教条式的批评。关于我的作品与错误性质，直到现在我仍不同意很多说法。例如，我不同意新华社记者程在华所写的通讯中说的：“作者流沙河在诗里宣扬对现社会的不满情绪”，这几个字，我觉得有解释的必要。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一种是对现实社会中某些东西、某些人不同意。如果属于前一种解释，不同意；属于后一种解释，同意。同样，李亚群同志在政协发言中谈到“草木篇”一节，我也不能同意。这一节说：“草木篇是反映了仇视现实，否定现实，宣扬孤傲思想的作品”，理由也象我在前面说的一样。另外，有好多文章，动辄加我以毒草的帽子。我觉得，界限应划一下，是否所有犯错误的作品都叫毒草。我觉得，在文艺作品中并非只有鲜花毒草，有些有错误的作品不算毒草。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的、反祖国的才算毒草。我觉得“草木篇”中有孤傲离群情绪，应受批评。但直到现在，我不承认“草木篇”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说它是毒草，为时过早。
谈到关于报纸刊物上对“草木篇”的批评，流沙河说：前天看见成都日报上张默生写的短文，我同意他说的对“草木篇”的批评“跃跃欲试地把文艺思想问题引渡到政治边缘。不少人感到这次批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我不同意有人说的批评是基本上对的，只是方式有点粗暴。我认为这一批评不仅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派主义，仅仅是教条主义，行之不远。教条主义所以有力，宗派主义撑腰；教条主义是理论派，宗派主义是实力派；教条主义在前面，宗派主义作后盾；教条主义冲锋，宗派主义供给子弹。在没有被批评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人们会对我如此敌视，我也不能够看出我的作品的毛病。当然，“草木篇”被批评的前几天捱了一顿，这就是向成都日报记者晓枫谈整个文学正在解冻的问题。我的话是：“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以后，常苏民同志听有关方面说我这话不对，把过去否定了。我说，话没有错，对任何一字负责，但随后四川日报就抛出两篇文章，一篇是春生写的“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说这是对现实的歪曲，认为象“吻”这类东西应冻结；另一篇是金川写的“从坟场和解冻想到的”，认为这是把过去成绩一笔抹杀。我写了反批评文章，报社未发，但打了若干小样，内部发行。石天河、储一天也写了文章。请常苏民同志找伍陵同志把稿件刊出，在一天内找伍陵同志三次，终于碰壁。不久前看文汇报上许多人在谈“解冻”，黄裳写的一篇通讯的题目叫“解冻”。我那时说，诗歌的春天来到了，我说早了；我说整个文学正在解冻，说错了，是正在结冰。
流沙河说，据统计，“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草地”上共发批评“草木篇”文章二十四篇。发展到“草地”2月分上刊出的黄鹿鸣写的“草木篇书后”是高峰，这篇文章是声讨宣言，提出了很多问题，可以看成要组织更大规模的第二期围剿。为什么整个批评这样发展，这与曦波写的第一篇批评文章“白杨的抗辩”有关。这篇文章不能叫诗歌批评，而是人身攻击和政治恐吓。起初不知道是李友欣写的，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从我的身材说到手臂，说我是蛇样的身材，丝样的手臂。还说我有媚态。我缺乏脂肪，说身材还有所凭，说媚态查无实据，我在文联因为缺乏媚态，因此捱了很多的打击，至今也无媚态。还有一句，从小看见我如何，我与李友欣同志1952才认识。这话暗示，我有政治问题。这篇文章后面更不象话，说“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翻出来就是叫我自杀。“不想活，你去死”。因此以后的批评文章敢于给我带政治性帽子，如敌视人民，仇视现实，不满社会主义，自取灭亡，自绝于人民。最后要追查我的历史，追查我的家庭出身。我出身封建家庭，是我的不幸，把我的不幸列为罪过之一，能批评到如此，很残酷。1951年我就在川西日报上受过批评，那时是十八篇批评文章，那些文章赶不上这次猖狂，那时的教条主义给我戴三顶帽子，说我污蔑农民，因为我描写的农民中有李逵式性格的人；说我污蔑解放军，因为小说中有解放军剿土匪未剿着；说我污蔑工作干部，因为小说中有工作干部不工作，只教群众扭秧歌。而且那时没有一篇文章敢于要追查我的政治历史。“草地”三月号发表田原的“在争论中所想到的”那篇文章，不知文章怎样发出来了。象田原，1951年打了我一棒，那时他未成为“理论家”，写的是“读者来信”。我不知谁授权田原在文章中追查别人的政治历史面貌，但田原要如此说也非偶然的。这使我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普希里别叶夫中士。
不仅如此，为“草木篇”辩护的人全受了打击，后漾、黄泽荣(即晓枫)、沈镇，还有自贡市文联的李第为“草木篇”辩护，拿回去斗争了一下。甚至批评“草木篇”的人，也要受排挤，这不仅排斥异端，而且排斥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文联召开的第一次讨论“草木篇”的会议，李累说为反动腐朽的作品辩护，站在什么立场。第二次讨论会上萧长濬认为“草木篇”宣扬个人孤傲，但对作者未保护，一棍子打死。李累站出来说，对待这些东西就要一棍子打死。这就是不仅排斥异端，而且排斥异己。如何给“草木篇”辩护者以打击，难道能昧着良心说仅系理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我看系连坐法，九族皆诛，为“草木篇”辩护的人都脱不倒手，捱了打不许叫痛。曦波发表“白杨的抗辩”的当天，我给四川日报写了一封信去，六百字，第一点，指出曦波文章系人身攻击，我对这表示抗议；第二点，“草木篇”是好是坏，让群众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这封信没有登，也没有退，最近又去信问，说清出即退，是否这信作为流沙河材料往上交了。如何现在还不退信，捱了打不准人叫痛。
流沙河说，“草木篇”受了批评，好象一错之后，千错万错。他接着叙述了洪钟写了“斥多妈妈论”来批评他在文联创作会议上关于诗歌创作的发言，甚至远在上海的姚文元也写文章批评他。重庆日报批评了他发表在“红岩”1月号上的“街灯”，“星星”的补白和编后记也受到批评。
他说，其所以如此，与李累有最密切的关系，李累说过，“草木篇”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气味，过了不久，成都果然出现了一个作者写的这样的文章，把“草木篇”与王实味、胡风相提并论。李累不但这样对待我，而且在内部搞我。团内开会批评我——那时我还是团员——把报纸上的帽子给我戴，而且外加反苏、反共、反人民，会上有党员，有常苏民同志在，不加制止，为何如此颠倒黑白，叫人痛心。
流沙河叙述他发到别地的信被追回，李累叫他把读者写给他的信交出，他说，这是剥夺我的通信自由。他还说，李累在团内开的会议上，大喊大叫的斗争，说，你退团，退吧，在群众中搞，而且把你的言行公诸报端。我的包袱不去掉，不敢往外走，请看宗派主义猖狂到什么程度。
流沙河叙述了他最近写的一首诗“火中孤雁”的遭遇，他说，不能把“火中孤雁”与对批评“草木篇”的不满联系起来。他说，“火中孤雁”是一首保卫和平的诗。
关于今后的批评，他提出三点建议：一、作品和作者不能划上绝对的等号。作品都代表作者但不能代表作者全人，正如我在写“草木篇”前两天，我还写了“寄埃及”。此外，对同志和对敌人的界限要划清。二、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要划清，批评作者时还要保护作者。三、对反批评文章不能压制，报社收到很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反批评文章未发出，刊出的一篇文章水平很低，是故意拿出来作箭靶的，这样作，报社是错误的，报社还未就这个问题表示态度。
他还要求领导上来和他和其它几个同志谈一两个夜晚，增加上下之间的了解。
(原载1957年5月17日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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