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23 作者：重庆, 康心如
重庆、康心如[原编者按：康心如在这个发言里所谈的“四种墙”，实质上就是一个问题：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和工人阶级的领（4）导，就必定有沟有墙，因而要拆墙填沟，就要对资产阶级一视同仁，就不能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墙的本质是阶级关系”，服从公方领导“天然就成了有职无权”，这是一切工商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个基本论调。只是说法各有不同而已。]
我认为合营企业不但有墙，而且有四种墙。这四种墙是：1．公私关系，2．阶级关系，3．党与非党关系，4．职位上的关系。
先谈公私关系。全行业合营前的企业，公私代表都有必要，因为那时有董事会，私方代表还可以为私股办一些事。但是，在清产核资完毕，全行业并店合营以后，就没有分公私代表的必要了。因为，这时私方已被根据各自才能安排了适当职务，企业也交了，只拿定息；股东领息也不找私方，纠纷也不找私方，私方代表还能代表什么呢？从前私方代表还有事可作，现在只是一个抽象名词而已。可是，在下面企业里，公私都非常分明，并且还带一个尾巴——要服从公方领导。有的公方是副经理，私方是正经理，正经理却要受副经理领导。
墙的本质是阶级关系。企业内成了私方的都是资产阶级，公方都是工人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受工人阶级领导，在企业里私方人员也就必须服从职工领导。有了这种阶级的划分，私方人员就不敢接近职工了，怕人说腐蚀职工；职工也不敢接近私方人员，怕说是丧失立场。
党与非党关系。公方经理往往又兼党支部书记，事无巨细一把抓，私方人员就有职无权。
有了以上三种关系，职位上的关系就混淆不清。私方被安排为经理后，在职务上公方应服从私方，但是，由于以上这种墙的隔阂，私方有职有权就成了问题，天然就成了有职无权。因为这些原因，墙就天然形成了，这不奇怪。墙既然筑的这样高，私方人员怎能发挥积极性呢？说私方人员不发挥积极性，私方人员真是背了很大冤枉！为什么不采取按才录用发挥他的权？而要筑这种种的墙呢？我认为现在有90％以上的私方人员没有发挥积极性，这个责任政府应负主要责任，私方也要负一点。
墙要怎样拆？我建议，政府用人，不管是什么阶级，只问德才如何，给了职，就给予权；有职有权之外还应有责，有责就能完成任务。以德才用人，则墙不拆自拆。
不管是机关或是企业，党组织是必要的。但是职权应有划分。党组织除掌握政策外，行政权不应干涉。党组织可以监督行政负责人，但不应干涉他的权力。有些企业的党和行政负责人同是一个人，这是否恰当，值得怀疑。这样，党的作用不大，经理不能自己监督自己。今天都是人民，不信任就不给你职，给了职就应给他权。
凡是一个人生在社会上他都有知识有感情。他的知识从政府起，他都是尽力考虑了的。私方人员茶余酒后都在谈论：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产。共产大家不怕，就是共产后，我该怎样生活？解放初，政策是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资产阶级认为是河水不犯井水，资本家心里很高兴，一心搞企业，也即所谓唯利是图。忽然来了一个“五反”运动，真是一声晴天霹雳；连财产性命都保不住了。当然，政府政策不是如此。当时用和风细雨办法也是不可能的。以后政府又说，资本家是国家财富，要我们努力经营业务，资本家又才慢慢抬起头来。但是，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何如？全行业合营时，才找到了命运的归宿所在。很高兴，敲锣打鼓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有人说，资产阶级是勉强，是假的，这种说法我不同意。敲锣打鼓还会是假心吗？
企业合营后，政府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职务作了安排，各得其所，这时资产阶级感激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们内心都有一番抱负，一番雄心，想能够为国家贡献才能。谁知事情不尽那末如理想，私方有职无权，形成吃照顾饭，于是那番壮志和雄心就没有了。好象把我们安排了，有钱吃饱饭就完了，而友情就一概没有。还要改造我们、要我们“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波动很大，大家认为“他生未卜此生休”，只好等改造。但是，毛主席说：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的特性：“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待之”，既说我吃照顾饭，我又怎能发挥积极性呢？
“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程度的友情，决非用赎买政策和几个金钱的照顾所能换来的。而是要平时互相关心和帮助。国家要利用知识分子，不仅要给以一定的政治、经济上的待遇，还应当作知己。许多党员为党而死，不是为了地位、政治和经济待遇，而是因为党信任他，他也爱党。资产阶级虽有两面性，但是仍然有具备党员品质的人。只要党把这些人作为知己对待，这些人也会为党而死。
资产阶级在他们当初起家的时候，也是用了脑筋、费了心血的。把他们的积极因素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好处的，应当善于运用。
友情是发挥一切积极因素的动力。没有友情就变成了雇佣关系。运用他们的能力，好处很大，因为这些人是成熟了的，有一套本领，把他们改造过来加以利用，比现培养人才收效快得多。
拆了墙，再加上友情，我们就会积极起来。
还谈一谈对政府的意见。群众反映，要求政府对每件事情都应该有个结果。能办不能办都希望有个答复，并说明理由。但是，好多问题都未得到答复，例如重庆解放时停业的行庄，清理到现在7年了，还没有结果。1954年就请示政府如何处理，1956年8月，说限8月底清理完，可是现在又石沉大海。美丰向人民银行请示公事10多件都没有答复。至今仍然没有答复，又不敢问，怕反映了得不到结果。政府检查下没有答复的有多少件，归了档吗？别人还在等候答复哩！我建议，仿效法院把全市解放以来的案件，清理一下，恐怕有千件未答复吧！这种拖拉作风是否把它列入整风。拖拉作风比旧社会还严重，不答复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
（原载五月廿六日重庆日报，题目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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