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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几年来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日期:1957-5-27 作者:四川, 何裕德

四川、何裕德

四川城市建设局建筑设计院技术员何裕德的发言记录摘要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关于“三反”问题:党中央几年来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只听汇报,发指示,发生了偏差还不知道。当时川北建筑公司搞的贪污集团,贪污数字难以令人相信,是用刑逼供出来的。当时刑法很凶,也无宪法,我也曾被枉冤过。过去的封建王朝残暴也有人反对,但三反时却无人反对,真是惨无人道。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整党中央的官僚主义,党中央只问要数字,党中央要负责。现在三反中整人的都当了“长”,现在不能再含冤下去,希望把这些陷害人的整出来,该处分的就给处分。解放几年来凡稍有正义感的人均受了打击报复。同意罗隆基的主张,成立一个“平反机构”,检查三反、五反、肃反的偏差,接受申诉,并保护申诉人不受打击。(5月27日的发言)党要求实事求是,但这几年不实事求是反而更严重了。

(二)关于积极分子和汇报制度的问题:三反中的积极分子是为了自己入党、入团,得到提拔,把别人弄得走头无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身上。过去听汇报不管正确与否,只要汇报就对,于是定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能汇报的人即所谓靠近组织,成了习惯,这已成了一种歪风。群众对党团员是敬鬼神而远之,说句话都要思前顾后,看有没有人汇报,以免造成运动材料。人们都在要求扩大民主,我认为应该如此。

解放几年来,象王熙凤之流的人很不少,欺上瞒下两面三刀,以致社会空气紧张,有的人订了很多处世格言,黑白不分,这是王熙凤之流造成的,党中央没有见到。党团员群众中都有假积极分子,这是造成党脱离群众的一个原因,我体会最深,所以把他比成王熙凤,假积极分子造成深沟厚墙,领导者听信谗言,造成三害,这三害又为假积极分子造成空隙,也为群众造成痛苦和不满,但不能提出,记在心里,将来总有一天会爆发。这些傢伙在国家中是国贼,在家庭中是奴才,在舞台上是“花鼻子”,建议今后要消灭这些假积极分子。(5月27日、6月5日的发言)。

(三)关于对建设成绩的估计问题:石景山钢铁厂工人赵景文在驳斥葛佩琦时说的“我每月收入八、九十元,每天吃得起半斤肉”是以个人代替全面,因为自己的生活提高了,就认为别人的生活也提高了,其实全国工人的生活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高。有些人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别人,这是鸣放中的一个焦点,是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和葛佩琦、储安平之间发生争执的道理所在,这是由于各人的处境和感受不同,所以看法也不同。六一节报刊上登的都是宣传儿童生活好幸福,但这仅是一些“高级幼儿园”,是那些高级首长的孩子享受的,一般干部的孩子并非这样,农村的儿童就差得更远。这种高级儿童,全国最多不过百分之二、三。关于就业的宣传也说得太好了,在成都北门大桥、石油公司门口和其他一些铺子的门口,每天都有一百来人露宿街头,白天拉脚力维持生活,拉不到就挨饿。现在有些新参加工作的学生,缺乏社会经历,光讲那些正面的好听的话,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装着讨好,说假话,这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建设成绩是很大的,但好象不谈这些成绩就这不对那不对,一直分析到是反对社会主义,甚至还要查查历史,这有什么好处?(6月10日的发言)。

(四)关于民主与自由问题。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但是现在看不到这些自由。坐茶馆也被认为是开小会、闹小集团,遭大会批评,领导打击。迁居自由也没有,区乡人民政府就不给青年夫妇办迁移证,使青年夫妇两地相思。(6月5日的发言)

(五)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解放几年来,党把旧知识分子看得太低,不信任。孙中山搞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我过去在营造厂工作,有人劝我去国民党里干事可多拿钱,我很痛恨国民党不愿去,我当时认识几个地下党员(解放后才知道的),我当时对党无认识,叫他们不要跟着别人乱跑。我知道有个别领导把旧知识分子看得太低,给他一碗饭吃便了事。我有一次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干部,他说是西南铁路局二处作保卫工作的负责干部,对我说,他们那里的老工程师了。我想党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很使我灰心。

斯大林晚年,还没有看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还认为是对抗性矛盾。中共中央和党员受了这个影响,对知识分子来了一个另眼看待,想来一个“清一色”。(6月5日的发言)

来源:《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2》(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1957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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