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21 作者：文汇报记者, 黄裳
文汇报记者、黄裳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记者连日旁听了几次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有很多的见闻，有很深的感触，同样也感染到一个知识分子今天必然会有的激动。
记者连日在会上看到了多少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医生，……他们的头上不是霜雪盈巅，就是鬓发稀疏了，从他们的老式金边眼镜和几十年前国外读书时做的半旧但仍十分整洁的衣装上，从他们和缓或激昂的不同语气里，从他们对待不同事物的不同态度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几十年来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留影。他们大抵在国家的大学、研究机关、医院、工厂……里面工作，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他们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他们背后，还有着千百个做着同样工作的人。这个队伍看来不算小，可是比起今天国家的需要来，可就远远说不上“大”。他们的力量必须充分发挥，丝毫浪费不得抵消不得；这个队伍必须更壮大，更坚实，工作得更好。
从他们身上，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类型，不同风貌的。他们是那么冷静又那么激动；那么脆弱又那么坚强；那么狭小又那么恢宏；他们有那么浓郁的爱可是又有那么炽热的愤怒。开了几十小时的会，人们就仿佛在情感的海洋里游泳了几天。
他们叙述了七八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看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执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们不容易忘记自己身上曾经受过的创伤，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事里总结经验，这倒应该说是一个好习惯。
他们严肃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也严肃地提出了至今依然留在自己身上某种程度顾虑的原因。
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改造，可是不欢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不恰当的方法与手段。譬如，对有一些人以“改造者”自居，用“我来改造你！”的面貌来进行这个细致工作就明确地提出了抗议。这个问题牵涉到党群关系，团结问题，以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是沉痛地被提了出来的。
由于在过去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有些人习惯于对敌斗争的方式，有些人还没有学会辨别人民内部是非的能力，在批评的时候用各式帽子扣住对方；在辨别事物时用简单化的方法进行批判。这样，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就因捉住一个“上帝”字眼爽快地被宣判为“唯心主义”；一顶反动帽子，就压垮了一位教授毕生研究的成果；一封读者来信就使新华书店拒绝发售一册厚厚的科学著作；一位老教授被比他儿子还小的年青人们用牛头不对马嘴的方式“批判”得涕泪纵横。提了意见，不经考虑就被用没有论证的演释法一步步从反领导、反党、推论到反革命……特别是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更笼罩了宗派主义的色彩时，就更容易伤害知识分子的脆弱感情。党员学生的升级留级教授不能作主，却要尊重人事科的意见；选派留学生要用“政治标准”来做最后决定，……这样作的结果是什么呢?朱洗教授作了很形象化的回答。“你们要一棒打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还聪明，就不给你打；你要扣帽子，我们就不写，要写也写你们看不懂的书，让你们无从扣起。”换一句话来说，有些知识分子群中是有老骥伏枥的感慨的。
这些不愉快的经验，虽然不曾彻底消灭得一些微小的后遗症都不曾留下，可是到底是过去的事了。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执着地、念念不忘地总是纠缠在这些过去的事情上面，那是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而要惹人厌恶的。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们却不是这样。
使我深深受到感动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浓挚的爱国主义激情。
因为今天正是共产党在领导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知识分子们对党也是热爱的。
人们都会理解自己对热爱着的对象的心情。自然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溺爱”，可是更多的应该是“求全责备”的感情，忍受不住爱人身上有着些小瘢点的感情。
知识分子们从这种感情出发，对过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将来提出了严格的建议。在会议上，有不少人几次使用了“大声疾呼”的字眼，那种声调和它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感情是会使人闻之下泪的。
有那么许多复杂因素，造成了党群之间的隔阂。知识分子们热情地伸出了自己的手。他们要求和党员交朋友，交知心的朋友。沈克非教授说自己是好交友的，可是几年来始终没有能获得真正知心的亲密的党员朋友，他的亲挚的声音使人感到是真正的“求友之声。”王惟中教授主张，少开些大型的报告会，多展开些个人交往，草地上一坐，香烟一燃起来，思想问题是能接触得更快、掘得更深，也解决得较为容易的。
祖国利益受到损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知识分子愿意成为党的知心朋友，也愿意做党的严格的诤友。
在一些牵涉到高教部、卫生部的问题上，人们表示了愤慨。事前、事后人们对一些重大的措施都曾经热情地提供过意见，可是当这些意见被漠视或无视的时候，给国家带来了损失，人们的愤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们称这种作法为“一意孤行”，人们说现在是“不怕管，只怕‘官’。”官僚主义完全应该遭到无情的抨击，用不着留给它任何同情。
当卫生教育政策使医士与护士的培养发生问题的时候；当盲目设立规格一律的大学；雨后春笋似的研究机构，把有限的研究人材都摆在领导地位上，从本来人力薄弱的地方抽去更多的人去搭别的空架子的时候；人们禁不住要对这种斫伤国家元气的作法表示愤慨了。
程孝刚老教授说的一个笑话是值得发人深省的。他说清官如果犯起错误来，是比贪官更为可怕的。因为贪官自己还有弱点，怕小辫子被人抓住，不敢放手而行；清官就不同，忠心耿耿，没有后顾之忧，一股牛劲干下去，如果他坚持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那就不得了。
人们从每个角度说明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之大和必须反对的决心。
人们细致地想到了一些看来细小其实关涉甚大的问题。上海的图书资料，档案资料，还没有进行很好的抢救与整理工作，离开为向科学进军服务的目标自然更远。科技图书馆在上海市文化局领导之下，很难如期完成像提高读者人数百分之百这样主观安排的任务。老科学家为接班人焦虑，希望调给他们适当的干部进行培养；科技书籍的出版印刷发行问题，应该立即从极不科学的现状下面解脱出来。建议批评家们把各式帽子暂时入库，尽可能多用说理的方法进行论辩；编辑同志尽可能不使判决式的题目在报刊上出现。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祥和的气氛，便于进行自由讨论。……
人们在记起过去、正视当前的时候，同时心里也憧憬着未来的远景。一种浓烈的责任感是可以鲜明地感到的。有人说笑话，过去写论文还可以引几句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撑撑场面，现在不行了，怕逃不掉“教条主义”的封号，得靠真才实学了。知识分子本身得有知识，得有专长，是不是能赶上时代，永远作个人民需要的知识分子，也值得严重考虑了。特别是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受到了尊敬、照顾，没有什么话可讲，现在轮到知识分子拿出货色来了。怎样报答党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就使人感愧交并了。
也做为一个知识分子，旁听了这样的会议，是没有理由不被激动的。事先本来没有这样的估计，思想准备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甚盛的“四大顾虑”之类的暗影，想不到人们这样热情地、诚恳地、健康地提出了问题。老年专家们提出的口号是老年人积极进行自我改造，努力培养青年专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胜利会师。他们没有自卑地侧身于“人民自己的教师、工程师、医师”之外。
会议进行的那两天，上海还逗留着已经延迟得过久了的春寒，人们的焦急心情已经有些不耐了。开会的人们也正有着同样的心情。毛主席的讲话，像春天的太阳发出的温热，使停滞的冰河解了冻，知识分子们的爱国激情冲开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冰块、冰碴，沛然莫之能御地冲激下来，变成一股浩荡的激流。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这道激流的通行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大大小小的冰块冰碴是早晚必然融解、化为激流的一部分。
(原载1957年4月21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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