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29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 张守常
北京师范大学、张守常王文枢同志作系主任两年了，我们有权要求领导了解情况。至少应对主要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情况有所了解。王主任脱离教学作政治工作是空的。可以通过听课、参加教研组会，看讲稿；到老先生家聊天等方法，了解教师们的所长，这样作对安排工作和使用力量有好处。谁不希望和一个老共产党员作知心朋友呢，而王主任主动接近教师是不够的。
我们学校的工作纲要威信不高，没有真正贯彻下来。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就不是根据学校工作纲要的要求，而是根据自己的可能来做工作的。工作纲要是领导同志坐在办公室里作出来的，定得繁琐、死板，有要求而又无保证，对下面情况并不摸底，在下面自然就不能贯彻。校长数务长很少下系和听课。上学期末，教务处忽然通知说：黄教务长耍要来听我“中国近代史”的课，而我的主要教学工作是教“历史教学法”，如果要了解和检查我的教学情况，是应听后者而不是前者的。我就怀疑这不是经过周详考虑有计划有目的地来听课，而是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就下达通知的。实际到时候并没有来听，事后也没有任何解释。这反映了领导同志对具体抓教学和了解下情的工作是并不重视的。我建议校长教务长，少开些会，多到下边来。
我不同意教授治校，因为掌握不了舵。而“党委治校”的制度也不合逻辑，因为有党外人士作正校长，那么这个正校长算不算是当家人呢？应寻求一个“有事和群众商量”，集思广益以体现且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的作法。我校的作法是以党代政、以行政代教育，既脱离群众又脱离实际，因而党在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反而减弱了。
对肃反，应重新评价。王主任在作检查时哭了，一方面大概是感到大家都是同志，斗错了，不应该；另一方面我也替王主任委屈。是否仅仅王主任和张刚同志在历史系搞错了呢？不是。每个单位都要找坏人坏事，都要找对象来斗，到处如此。张刚自己说：“找不着坏人怕完不成任务”。如果这是根据上级指示，那么上级就是错的。王，张把错误都搅在自己身上，是一种把大事化小的谈法。
党中央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提法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有“反”当然得“肃”，有“错“自然该“纠”。但在1955年采取那样暴风骤雨式的运动规模进行，在时间、对象和方法上是都有问题的。就我耳目所及，没有一个是斗对了的。然而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伤害了那么多的人，结果是大家从此噤若寒蝉，对党员不敢提意见，反而助长了“三大主义”的发展。害处皆在眼前，而成绩何在？所以我认为，这并非中央的政策正确，只是下面在执行上出了偏差；而是，从党中央、从毛主席那里就错了。显然，那是受了斯大林错误公式的影响(有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为证)。1956年2月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对斯大林的错误才有了认识。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直到最近才最先由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明确地提出来。远在1955年，我们还不能摆脱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公式的影响，我们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因此在“肃反”问题上发生了政策错误，是有其所以发生错误的历史条件的。但以过于粗暴的方式不合实际地扩大打击面，错误终归是错误，很难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
在那天自由论坛上，黄安年同学(我知道他是党员)说：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张刚同志说：成绩是“基本的”。从“主要的”，改作 “基本的”，提法很微妙。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和党员辩论是无意义的。因为按照党的纪律，在上级——党中央未对“肃反”重新表示态度以前，党员即使和我有同感，而他也只能在党内谈，在党内向上反映，在党外，他总是得赞成绩是“主要的”或“基本的”的。所以是要交给群众去讨论。“师大教学”刊出了我对肃反的意见，我很满意。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这一问题，我们等待党中央最后作结论。
张刚同志那天作检讨时说：“因为在肃反时执行政策有缺点，以致使有的同志对毛主席都发生了怀疑。”这种提法有问题，难道毛主席就不会犯错误？党纲中说：“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如果是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变，和周佛海捧蒋介石有什么区别？
从前，说共产党不会腐化，因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几年来我看到了一些腐化的苗头。现在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整风运动，把党放在群众之中，受群众监督，我感到信心百倍：共产党是不可能腐化的。
(载“师大教学”127期)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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