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3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林希翎
中国人民大学、林希翎任何社会现象要从社会制度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基本原理，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本身找答案，社会制度的概念定义是经典作家所能做的事，所以我是不能下定义的。但可提出看法：社会制度应分二部分即基础和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基础现在基本上是公有制，这是不可动摇的，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它比私有制前进一步，所以有人提出定息二十年应该坚决反对，因为这是私有制的继续，取消定息的时机完全成熟，应该成为公有制。
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缘故。目前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各领域都表现教条主义非常厉害。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我想谈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扩大化，特别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
人事制度：不合理现象、宗派主义反映在此明显，并不是以德才衡量一个人，而是看资格，看是否是党员、团员，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不仅要看现象本身，而且要看这些现象的怂恿者和产生这些现象的条件。有些人把不好的东西归于旧社会，但是就是在新社会里，青年提高也很少，青年希望求知，想听报告、看材料，但有等级限制，为什么青年中存在虚荣、名利，和现存制度有关，有些党员是为了享受特权，而跑到党内，不入党就没有出路。有人叫我入团，说你不入党入团，你的前途、婚姻、地位如何解决，我听了很生气，要这样我一辈子也不入团。
产生三害的原因是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这些小的制度（等级、人事、保密扩大化）组织了总的制度，具体制度本身产生了三害，这些制度和公有制是根本不适应的，是私有制的产物。
我国教条主义的统治在这些方面只是宣传光明的一面，现在有些人还说夸大黑暗面，有人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吗？”这样使单纯的青年到了社会，看到这些问题会大吃一惊，甚至会苦着脸而消沉下去了。教条主义害人一点也不奇怪。
基础改变但思想意识仍是以前的，三害和过去的封建性、买办性、法西斯性有关，如宗派主义和封建性、法西斯性有联系，教条主义与买办性有关，买办是媚外崇美，对苏联的学习也是如此，当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谊不可破，但把苏联东西乱搬就太教条主义，有人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我看“是教条主义策源地、大本营。”苏联是教条主义策源地。老师讲话就象个打字机，苏联医学就未超过中国的协和，组织疗法害人不浅，无痛分娩法现在也不用了，这都是由于处在迷信的状态。
我不赞成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封建思想、法西斯思想、甚至奴隶思想也出现了，要在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中央现在也认识到这点，如现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但这不是唯一方法，这不是根本解决，群众不一定是需要他们来干活，而是需要他们来办好事，当然整风是良好的开端。
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研究很久，在以前不敢讲，现在也还不成熟，提出大家讨论。我说这是客观规律，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时，这个规律便起作用。
对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局限性如何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是仍起作用的，当阶级存在时仍起作用，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可以被人来利用，存在克服这个规律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是要有主观能动性，在许多条件中政党起决定性作用。
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就有矛盾，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矛盾是看问题不一样，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发展下去。由量变到质变会爆发成对抗性，要看到现实生活中这个规律在起作用，领导有一定的局限性。假如不加主观能动性克服的话问题就会发展。不同的地位产生看法不同，本来是被统治者，但一旦爬上统治（工人爬到厂长），说话口气也不同了，一切也就变了。
在青年报上有文章说小资产阶级看问题有偏见，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资产阶级片面地反对官僚主义。我看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偏见。主席没有偏见还革不了命，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偏见吗？工人罢工没有偏见吗？工人最有偏见。工人对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满。我国五亿多小资产阶级，五亿人不反对官僚主义，什么人反对官僚主义呢？五亿小资产阶级总比官僚主义好的多吧，五亿人总是宝贵的，除开五亿，剩下一亿，这一亿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没有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有很多联系，这样归根到底只剩了领导者。这个论调等于不让大家反官僚主义，我说：反官僚主义人人有责，甚至是反动的人。
谈一谈对现实不满的问题：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满足现实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黑格尔有绝对观念。现在有些领导也成了黑格尔。
社会主义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会。这个“最”字就是形而上学的。将来会有更好的社会。如果我生活在五百年以後的“X”社会，我也会不满，社会是前进的，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对现实不满是应该支持的，而现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价的赞美诗，成天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向後看不向前看。教员讲课也是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
有人说不满现实会失去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看这不对。当然我们现在歌颂是需要的，真正的歌颂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颂，吹牛的歌颂，这样会败坏人心，真是害人不浅。要把现在有什么问题老实的告诉人民。
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统治者是局限性的客观规律也存在，因为有公有制为基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没有根本对抗，所以领导有可能认识这个规律，党一系列的措施都可见党认识了利用了这规律，克服这局限性，从党过去、现在和将来准备实行的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问题如何办？
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的提意见。现在的“鸣、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虚假，苏联有法制组织，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说了算。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苏联破坏法制是骇人听闻的。中国杀了77万人，这也不少，寃枉的人也有72万，肃反的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後、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
胡风问题：这个问题很辣手。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常委会决定对肃反大检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涂改过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检查。很让人气愤，法院审判的结果都是党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贯”的现象在这里太多，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的，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下层领导者他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完全不完全的继承过去统治作法，继承了地主恶霸的作风。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有错误呢？多少人被害呀？
用什么措施来改革？如果党完全是共产主义者，不要政府亦可，完全以党代政，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形式。团、妇联、人代大会、工会这些纽带部是形式。实际上公民得到多少权利？选举是安排好的，劳民伤财的布置工作和会场。
根本的改革要发挥群众智慧，要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团中央应该在整风基础上抓紧整党、整团。整党问题不仅是党内的衷情，人民也要管，因为党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执政党是人民的命运，所以每人都要来过问。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特别是解放後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者有多少？向上爬者倒不少。这是由许多等级制造成的。还有一批中等的人不坏也不起作用，没有什么思想，过去的党员强调“老实”，给爱人写封信也要汇报，成天谈思想，我看这些人可真没有思想。对于不起作用者，应该动员他们退党、退团。
入党、入团不仅要党团批准，应该有70%以上群众表示同意，而对不起作用者，群众还可以罢免他。党团不应有任何特权，他的特权应是人民给的信任，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不要在物质上给以特权。这样使真正的为人只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入党多好？否则，他可以不入党。
在幹部问题上，现在报上登的职工代表大会我很同意。把企业交给职工，这是很好的。
应该叫人民作主。同志们：过去你们感觉到作过主吗？我没有作主，我没感到是主人。
幹部的提拔一定要群众同意。有些幹部只是靠老资格吃饭。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可以辞职，可以罢免。我看这好。我们的幹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过去下放往往好象是犯了错误，升上去就高高在上，这样继续向上升，还能都当毛主席吗？幹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倒可以竞争一下，在我们国家里，当然这不需要。但这说明能多提意见是好的。部长们调换一下和人民一起参加劳动是很好的。
来源：《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翔等论文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另版：
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研究很久，在很久以前不敢讲，现在也还不成熟，提出大家讨论。我说这是客观规律，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时这个规律便起作用，在私有制时，统治阶级是对抗性矛盾，矛盾根本不可克服，只有推翻私有制。
对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局限性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仍起作用的，当阶级存在时仍起作用，不过社会主义社会规律可以被人来利用克服规律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是要有主要的主观能动性，在许多条件中政党起决定性作用。
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内部矛盾，矛盾本身，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就有矛盾，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没有不同则是无矛盾的，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矛盾是看问题不一样，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发展下去，由量变到质变会暴发成对抗性，中国发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玉门罢工），要看到现实这个规律在起作用，领导有一定的局限性。假如不加主观能动性克服的话问题就会发展．不同的地位产生看法不同，本来是被统治者，但一旦爬上统治（工人爬到厂长），说话口气也不同了，一切也就变了。
统治阶级是有局限性这是个规律，这个问题我想的非常不成熟，我认为在阶级未消灭前，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是有共同点的，有统治与被统治者存在，这规律就存在，但在不同社会起作用形式不同，在资产阶级不是很明显的，私有者统治阶级既便认识也无法克服，这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局限性是由经济制度不可能认识和利用这一规律，现在应如何解释这一规律呢？目前统治与被统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两者我说的有点含糊，但我觉得公有制经济制度本身有克服这一矛盾的可能性，领导者有可能认识这一规律的局限性，我们共产党有意识认识利用这一规律，我认为一系列改革（整风）都是克服这一局限性，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就有矛盾，目前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如不解决，可能转为对抗性的矛盾。目前人民内部矛盾，如何这样说呢？匈牙利、波兹南事件这是教训，非对抗性矛盾不能解决最后爆发。我国罢工罢课也是有的，前些日子报纸上也有。北大学生会也是学生起来了，也不使用学生会了，我用一些自己见到的一些材料：
去年暑假青年报让我去玉门采访，一路上亲眼看见工人罢工，这就是矛盾的转化，但党委报道亦称是反革命分子煽动结果。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硬说成反革命分子煽动，是幼稚的。
如何说作领导都有局限性的，因为角度不同，矛盾就在这里，有些人爬到领导地位，就不同了，原工厂的工人提拔当了厂长后，就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与工人就格格不入了，我举个例子，如：文艺界一年前向唯心主义开第一枪的李希凡和蓝翎。他们是被压制者，很多人同情，当他们爬至文坛以后就成为压制别人的人，李希凡批评俞平伯起家，他就以批判俞平伯的观点打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说中央所在地不应写出这样的东西，说批判了党中央这理论谎谬透顶了，李希凡和蓝翎是我朋友也了解些，他们地位的转化很明显，我曾写了“永远是第一枪第一篇起家的李希凡”，在批判胡风时也是第一枪，后运动展开了批判，李希凡的观点与胡风相同，后来又说是受压力而写出的，以后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专论他又是第一枪（“反庸俗社会学”）不久以前李希凡写王蒙的东西决不是偶然的。当时陈其通一阵风刮来很紧张，和思想界很多相连的。当时人民日报杂文、青年报《辣椒》也取消了，凡有阴暗面的都取消了，在此情况下李希凡写了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说明科学也看眼色行事永远不会有科学，我作为读者观望一下如何没有很好文艺作品出现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是文艺界握实权的我称之为宫廷愚人，这些人眼睛是向上的。中央开一点门缝下边就是七、八级风，周扬……等很多时间是跑飞机场，上宴会，当高级招待，他们是握实权的，但没有什么作品，仅是作个开幕词，闭幕词，文汇报等也有此反映。
实际生活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原是团员但一入党就不同了，过去挨打的人当他爬上去后，打人打的更厉害，如资产阶级工人贵族爬上后，更厉害，说明领导与被领导者关系，环境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到什么地位变的非常之快，在同学们生活圈子中都可以找到。
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统治者是局限性的客观规律也存在，因为公有制基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没有根本对抗，所以领导有可能认识这个规律，党一系列的措施都可见党认识了利用了这规律，克服这局限性，从党过去、现在和将来准备实行的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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