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0-0 作者：中国科学院, 鲍诚光
中国科学院、鲍诚光鲍诚光，男，广东中山人，出生于1935年，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担任过物理研究所实习员。
我们感谢共产党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垂死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切齿痛恨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响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并以之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但是目前我们所要建设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作的是积极的建设者而不愿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机械。为此我们必须为消灭官僚制度而斗争。
由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上是一党专政的，正是这种缺点，使得党有更多的必要，(比资本主义)给人民以充分的舆论、出版、集会自由，以便使党的政策经常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党在制定政策方针时要先与人民商量(注一)，只有在多数人同意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才是正确可行的，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党还要经常接受人民的意见及时修改。我们要求党给予新闻以更多的自由(注二)，报纸(起码一部分)应该是人民的讲坛而不能全是党的布告牌。我们希望党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情况(除了具有军事意义必须对敌人保密之外)，经常告诉人民使它接受舆论的影响。目前我们希望知道：
(1)各种生活物质资料普遍缺乏的真正的原因，例如农民的食油，现在减少到每月每人四两，把它解释为“消费量增长大于生产量增长”或“去年巨大的的天灾”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缺乏和农民合作化有无关系，假如有关，党准备如何修改合作政策。
(2)我们怀疑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还是“贸易”(注三)。因此我们希望党把近年来中苏之间输出各种主要物质的总额告诉人民。(这点我不赞成 刘治平)
最后我们迫切的希望对斯大林重新作出评价，斯大林用血腥手段迫害正直的共产党人的作风(注四注五)引起了我们巨大的惯怒，我们认为这种排除异己的恐怖行为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把斯大林在军事、外交、农业等方面所犯重大错误的根源归结为“个人崇拜”与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恶劣是不对的。应该说产生这样一个斯大林是由于当时在斗争尖锐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客观情况下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在这种客观存在的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主观的思想意识——个人崇拜，才有可能使斯大林个人不良的品质发展成为敢于迫害正直的人。要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有彻底消灭这种制度，这种与社会主义优越的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政治制度。反之，这种制度不消灭，个人崇拜的根源还是存在的，在某某年以后，斯大林第二还是要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
我们在整风运动中，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想指出要肃清官僚主义不能单从思想上着手，不能认为进行一次反主观主义的教育就够了。必须把产生官僚主义的官僚制度一起消灭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表示党中央领导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人们久远是你们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鲍诚光 刘治平
注：这是我的同志鲍诚光他在农村中休养时所寄来的材料，这里面的主要部分我表示赞成，因此签名。(此注系刘治平所加)。
注一：这里的政策包括许多小事情，例如选派留苏生就应征求科学家的意见，选派教授的助教就应征求教授的意见。
注二：赫鲁晓夫曾说苏联的新闻检查制度是必要的，真的消息就登，假的……就不登，但我觉得实在是对他们认为有利就登，不利的就不登，例如中国的百家争鸣就不登。
注三：这种怀疑产生的根据是因为从前波兰与苏联联盟的交易就是不平等的。
注四：希望你们补充具体资料。
注五：赫鲁晓夫曾在党内作了一篇揭发斯大林罪恶的报告，最后他曾叮咐“不要在党外发表，因为不能在敌人面前洗脏东西”。但是这篇报告被美国谍报机关偷去，并在资本主义体系大多数报纸发表了。这篇文献登载后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东欧事件)，最近赫答记者问中企图给人以印象——“他并未作过这个报告”但是还是不能令人相信的，理由如下：
(1)假如是假的话，这样极端污蔑的诽谤，为什么他不立刻严正的辟谣，起码在东欧事件发生时就应该否认，而到最近才非正式的，在被人询问时才“否认”。
(2)他说未拜读这篇杜勒斯的大作，事实上还是不可能的。又如他真的未拜读这篇大作，那么他就不能肯定这不是他的某次演说而是完全捏造出来的。
(3)哥穆尔卡曾在演说中提及这篇文章。
很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科学院的整风运动。
但我建议你们在科学院开辟一个以“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名的民主墙，我相信热爱真理的人是愿意并敢于支持它的，我将投下我的第一篇稿件，当然我并不希望它是孤独的发表，如果他们同意可以签上名，不同意就把“们”划去，希望你们另外发表你们的。
鲍诚光
鲍诚光的第二封信
你说我“胡扯”，我认为不提出积极的反批评而采取谩骂的方式是不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的，同时在别人的文章中添插也不太好。(按：崔新德在鲍诚光的“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我们怀疑苏联对我国的援助还是贸易”一段后写上“没有根据瞎扯”六字)所以我希望你们把反对意见另纸发表。我再把个人意见，归纳补充如下：
(1)我认为产生“官僚主义”的基础，不应说是主观主义。因为只有在一种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不良的政治制度，“主”才必然地发展成为“官”。
“官”产生的基础应该是不良的政治制度，越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官”就越严重，越富于民主的政治制度“官”就越难立足。
(2)要彻底消灭“官僚——”党就要考虑改变或增设某些制度，最近决定把“接待人民来访、来信”“定期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作为一种制定固定下来，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还不够。
(3)党应把国家更多的情况告诉人民；(2)“应给”人民充分的舆论、自由。使党的政策经常处于“人民舆论”的监督下。例如把去年合作化对我国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对外贸易的情状(输入输出总额，主要入口出口物质价格……等)告诉人民，使人民对“合作化是否全国条件大多数成熟”“苏联对中国贸易、援助性性质的大小”等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人民对国家情况的认识愈正确全面，就愈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愈能影响国家的政策，愈信任与支持自己的政府。(3)应加强民主集中制——广泛的民主，在这样的基础上集中起来的，能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应具有最高的权利，党应该领导这些机构，但应把实权从党移到这些机构来。
例如北大的校务委员会并无实权，重大事情都由江书记等数人作出决定，但是很难说他们数人是全面地代表了全校教授、教员、学生、职工的。因此这样的集中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4)党再对斯大林作出评价，分析他犯错误的主观客观因素以及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反“官……”运动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他就是“官僚”。
唯心与唯物哲学观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肯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就没有主观主义了，但我们能肯定，只要把官僚主义的基础彻底消灭，建立起更广泛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么在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官僚主义是不会出现的。
鲍诚光 1957年6月10日
很多人认为官僚主义产生自主观主义，而我认为是有它的客观基础，这个客观基础就是目前国家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大家知道蒋介石统治时的官僚主义比现在的严重的多，而且官僚主义也不是我们当前生活中的主要方面，我认为要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必须将国家政治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找出来，这是全国人民的任务，也是党的任务。我从前把制度上的某些缺陷叫作官僚制度，是有语病的。实际上我指的是行政机构臃肿，过严的保密制度和过多的会议制度等。
我曾提到此资本主义更广泛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按资本主义分类的，是少数资本家的，而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是劳动人民的，所以它的自由民主比资本主义的更广泛。我所以提自由民主是针对着官僚主义存在的事实；官僚主义的存在就表示还不够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从前曾为托洛茨基用过，这一点我是不知道的。
我为什么提出怀疑？对苏联的怀疑，是由于苏波贸易中，压低了波兰的煤价，斯大林破坏了社会主义国际团结的原则。合作化，我怀疑在去年这个时候，全国的条件是否成熟。
显然有官僚主义存在，就是不够自由、民主，要消灭官僚主义就要消灭某些制度，建立某些制度，使社会主义更民主更自由。
我的提法好象有两种社会主义，即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不自由不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自由不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但不够民主不够自由是可能的。目前订制度的人并不是官僚，只是订制度不够完善，有漏洞，而这些漏洞上滋长了官僚主义。还找不到任何制度是为保护官僚主义而订的。
制度有大小，合作化完全不能说是“官僚制度”，我所说的苏联的独裁专制制度与现在苏联的制度是有完全区别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是违反了苏联法制的，所以那种制度要消灭。
社会主义消灭了人剥削人，这就是最广泛的民主，但我认为还不够。我们的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有本质的不同，我是按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来要求的，社会主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所以要求更民主、自由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的自由民主不够广泛)我是从舆论自由提出的。例如这次整风中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以前为什么不及时提出来呢？如及时提出是会对工作带来很大的好处的，可是以前没有这种舆论自由的风气。
向共产主义过渡基本是一党领导的，我的自由民主的口号是针对官僚提出来的，与托洛茨基的没有关系。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怎么好，我还没有想出来，只觉得应该让人民行使充分的自由民主权利。
我认为只要是人民内部的言论就应该垮，至于有利无利是由报纸编辑决定的，这种主观主义的决定，可能与客观情况不符。
苏联主要是用工业品换我们的农业品，大家取一定的代价。我不怀疑苏联的国际主义团结原则，而是斯大林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东欧国家不是帮助他们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要他们依赖于苏联，还有压低了波兰的煤价，斯大林犯的错误要与当时的制度联系，当然我们的官僚主义也要与当前的制度相联系，苏联的民主集中制当时在复杂的情况下强调了集中，而长期带有军事性质，被发展为斯大林的独裁专政，这是破坏了苏维埃法制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斯大林的主观和制度问题造成的。制度提供了可能性，为什么苏联没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呢？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苏共的伟大，所以能取得伟大的成就，这不能归功于斯大林。
我对生活资料缺乏提出怀疑，基本上是党要受到广大人民的监督，要给人民更多的民主，使人民行使更多的权利。
我说基本上是一党领导(原信是“一党专政”一编者注)他就推论出两党专政更好，这只是在一个前提下，就是说不必给人民更多的自由。
“一党专政”是我觉得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才提出的，正是因为很容易和“党天下”混淆，才改为“一党领导”的。
我大胆地提出一些怀疑，总比闷在肚子里好，如果武断地说我这怀疑不符合社会主义利益，这是不对的。
我提出重新估价斯大林，与杜勒斯的观点本质上不同，因为杜勒斯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我是肯定社会主义的，我承认第一封信不太清楚，容易误解，而有些人就把它向右拉。
说我常到北大去看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我已经很久没去北京看大字报了，例如谭天荣、林希翎等的大字报都没有看过，只看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问题的报告：
一、人民内部的舆论不够开展，自由争论的气氛，不论在政治和科学方面都很不够，人民舆论的不够自由，不够开展，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如果以为过去的自由够了，那么，可以看看最近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有很显著的改变就可以知道了。
不够民主的表现是官僚主义的存在，它是压制民主的，这就是我说的不够民主的地方。
二、所谓布告，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和决议，作为党报，宣传党的政策和决议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其他很多报纸就应该作为教育人民的工具，更广泛地开展舆论，如果我把报纸说成是党的布告牌，这对于党的领导不利，这就是右派言论，但是我说不应当全是布告牌，过去报纸上教条主义是存在的，人民舆论也不够开展，把过去报纸说成党的布告牌是错误的，储安平曾经这样说过，我觉得是编辑，当时我只觉得这种提法尖锐夸大，而不以为这是右派言论，当时这些右派言论还没有暴露，许多人还不能很好地分辨出来，所以我也就用了“党的布告牌”这种提法。
三、物资缺乏的原因在周总理的报告中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主要因为去年国家投资尤其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太大，又因为去年天灾和消费额增加，这是次要的原因，合作化政策是正确的，基本上不需要作修改，但是也有毛病的地方，有毛病的地方，可以修改，到底怎样修改，毛主席的报告中没有具体地讲，我更加无法讲。
如果毛病不在合作化政策上，那就应该贯彻，如果是生产关系有不好，那就修改生产关系，如增加自留地等。
党的政策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这是群众路线的问题，如果贯彻的好，党的政策就可以充分地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这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来保证，例如人大应成为反映人民意见的讲坛，人民舆论应该充分地开展，官僚主义应当克服等等。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总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也总要不断发展，才能跟得上经济基础的发展，一种原来是合适的制度，今天就不合适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长期在发展着的，例如财政管理制度目前已不适合，而不久就会有重大的改变，因此，制度不是不变的，而是要不断改变的，如果一种制度的缺陷使官僚主义可以产生的话，那么它就与基础不相适应，就应当消灭掉。
官僚主义的产生不能单从思想上着手，而是有客观基础的。我叫这客观基础为官僚制度，我多次说过这是不当的，人家误会认为这是国家基本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要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一部分是制度本身，一部分是制度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行政机构庞大，权利集中在中央，人民意见不能够很好地通过庞大的机构向上反映意见，中央权力的太集中，上面制定的制度就适合下面情况，同时也限制下面的积极性，权力集中加上某些工作人员的主观主义，就可能成为官僚主义。又如影响团结增加隔阂的工作制度，苏联以前的企业管理上的一些制度，这些都是制度本身产生官僚主义的例子。
又有一些制度本身并不产生官僚主义，例如开会制度就是。但如果过多地开会，就会使领导不能深入群众中，产生主观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保密制度过严，则下面群众知道得太少，对上面的监督就也少。
我一向强调不能光从思想上着手，而是从这些制度的缺陷上找起，要废除和补充一些制度才能消灭官僚主义制度。
储安平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为达到自己的野心，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我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好，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没有个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我在信上提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是党取之不竭的泉源，当然你们可以说这是两面派，但是我一向不喜欢两面派的。
例如农业作物种植面积的规定过死，过了一年才提出批评，再如人工流产过去没有反对，直到最近才有人提出不合适，党的政策不是百分之一百正确是没有疑问的，党自己也这样承认，如果某一政策人民有意见，但因为有利就登不利就不登，结果就妨碍人民提意见。
农民有不满，主要是党的政策不正确，人民的意见可能有些有利，有些不利。
单从说报纸是党的布告牌，这一点不能说明问题，储安平是右派，因为还有其地方面的言论，而我没有。我提出报纸不应是布告牌，目的是为了开展舆论，如我在第二封信中写到“人民对国家情况的认识愈正确全面，就愈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越能影响国家的政策，愈信任与支持自己的政府。”我认为党是相信人民的，人民也愿在党的领导下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共产主义迈进。
单从这句话(报纸是党的布告牌)看不出我的动机，我的意思是报纸除了作为党的宣传工具之外，还应有自下而上的监督，“起码一部分应是人民的讲坛，而不能全是党的布告牌”的说法是不对的，好象肯定党报过去都是党的布告牌。储安平的言论我不能分辨，认为是夸大和尖锐的说法，是立场没有站稳，对党不够信任和爱护。我虽然承认党的领导，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建设社会主义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对党的信任是不够的，所以才提出一些怀疑。至于根据一些推论就说我对党的决议有反感，欢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本来没有这种想法，这对我是全部否定，把我推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去，没有好处。
(我的言论和储的)并不是不谋而合，而是受了他的影响。具体说我与他有什么不同，单从这句话是不够的，还得从各方面去看。许多右派为什么不敢否认他们是右派呢？是因为他们发表了很多言论，目的是想把中国拖到资本主义去，而我的信是想使社会主义更完善。为什么我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信一开头，我就写我痛恨人剥削人的制度，这说明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非常反感。
我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是两回事，没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人民内部的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就不是人民内部的事。这样讲(说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是没有分清人民和敌人。
我觉得官僚主义，不能单从思想着手，应与制度联系起来，如登出来加以讨论，大家批判，也是有好处的。
党的言论不见得全正确，广大人民的言论更加不够全面，因此也需要批评。
凡是人民舆论就登，不能主观决定有利与无利，我认为这点仍然正确。
我谈一下斯大林的功过问题。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所获得的一系列成就应该归结于列宁所规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说斯大林有功劳，只是他坚持了列宁的政治路线，列宁曾提出斯大林的职务，如果换另一个人，苏联的成就可能更大。我认为斯大林延迟了苏联的发展速度，在农业方面他不关心农民生活的提高，在工业方面把权利集中在中央，减弱了地方的积极性，在卫国战争中由于缺乏警惕性，德国才能够很快地占领了主要工业区和农业区，使苏联人民的抗战遭受很大困难，再从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他对苏联的发展所起的延缓作用。
革命后，一些国家制度还没有巩固，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集中，就使斯大林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制，当然还有他个人的品质问题。斯大林专制独裁的工作制度，就是我说要消灭的，例如工业上的一长制和农业上集体农庄的计划制度都被称为官僚主义制度。“再论”里也指出建立一些制度是必要的，但没有把斯大林破坏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制度联系起来。
关于党把实权移出去的问题。我认为党是政治领导，不能代替行政工作，比如学校的具体事务不应由党干预；最高机关应该是校务委员会，而不是党委会。这样提法是否会削弱党的领导呢？不会，走社会主义，能代表人民政治上基本路线的只有共产党，共产党能领导国家机关，实权就应在这些机关中，也在党手中。很多具体事情不是党所熟悉的，如果党包办代替行政工作，不见得百分之百不发生错误。我这样提是因为有的地方存在着党包办行政的事实。
关于使人变成机械问题，我指的不是真的机械，是指群众积极性不能发展。官僚主义的基础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发展下去，就单凭命令办事，不能发挥积极性，人便成了机械。保密制度过严是不利于人民自下而上监督的，什么都不了解，就很难实现监督，这样下去，官僚主义是可以滋长的。大工业生产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如某喷漆厂举行一次罢工，胜利了，你问罢工胜利与你喷一次漆有什么联系，是没有意义的。
我说的“独裁专政”不是指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的一些工作制度我把它叫作“独裁专政”；个人崇拜的滋长使他更加独裁、专制。制度本身只提供一个思想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思想上本来有了毛病的人，再加上这样制度，就滋长了官僚主义。象列宁那样的领导者是不多的，因此要消灭斯大林的错误就必须从制度上着手。斯大林曾说过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说他排除异己是有根据的。
说斯大林排除异己是我看了“赫”的秘密报告，我为什么相信美国发表的这个消息是真的呢？从“赫”回答记者问题看，是真是假不能肯定。我假定它有三个可能性：(一)假的；(二)夸大的；(三)真的；先假定是假的“赫”，对这样污蔑性的东西当时就应该否认，对记者谈话也不应该用“我没有继续杜勒斯的大作”这样口吻。
相信党中央政策方面，对一些细节不必都相信。对于合作化我是只怀疑条件是否成熟，不是合作化本身。
不满意的地方是中国对斯大林的评价，把功劳放在主要地位，另外，没有和当时的制度联系起来。
1957年7月13日
现在我们不是机械，我是说官僚主义如果滋长下去人就成了机械。合作化问题是个事实，农民就是吃四两油，怎能说我是挑拨工农联盟呢？关于新闻自由问题，我认为凡是人民内部的舆论都应该发表。现在报纸已改进，很多教授发表了意见，应该是良好的开端。
我的信是在社会上出现了右派言论以后所里印出的，这样就给我一种印象：是右派言论，批判对象。社会上的右派是反对共产党，骂共产党的，他们肯定“三害”是制度产生的。说我是右，言论完全是推论。例如，说我提要消灭的“官僚制度”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可是我第二封信中又提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如果真的要消灭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再提加强民主集中制是有矛盾的。他们说我要消灭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我是肯定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但是我认为，它的自由民主还不够，表现在官僚主义的存在，人民内部舆论还不够开展，我的消灭“官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就是这样。
提到苏联的问题，斯大林是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我所说的独裁专政制度，不是指苏维埃制度，昨天报上已发表了苏共中央撤销马林科夫等人职务的决议，他们就是企图恢复斯大林当时的制度，这就是我指的那种独裁专政制度。
有人根据我说的“由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上是一党专政的，正是这种特点，使得党有更多的必要(比资本主义)给人民以充分的舆论、出版、集会自由……”就推出两党制可以更少给人民一些自由民主，显然不通，他的推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荒谬的前提下：多给人民自由民主是坏事情。关于“一党专政”我的根据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共产党体现的，共产党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我所以改成“一党领导”是怕和“党天下”的说法混淆，他们是把党与人民对立起来的。
上次会上给我戴了两顶帽子：(1)说我的信是资产阶级政纲；(2)说我反苏。政纲要有经济所有制和内政、外交各方面的政策，而我的信里没有这些内容，只是用了一些资产阶级惯用的自由民主等字眼；这些字眼是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用过，我们就不能用了呢？况且我的信一开头就肯定地否 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毛××在上次会上说我反苏，他的根据是：(1)我说斯大林一些不好听的话；(2)怀疑苏联是援助还是贸易。我说斯大林血腥统治是有根据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立亚蒂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斯大林就用了一些“血腥镇压”，“在道义上应受遣责”，“专横”，“残酷”，“官僚主义制度”，“迫害犹太人”等字句，并且苏联也认为陶立亚蒂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言论，同样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不说他反苏，而说我反苏？我对苏联的怀疑是苏联对中国的贸易中，他们取的代价是否合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原则。我是根据苏联压低了波兰的煤价，以及赫鲁晓夫的报告才提出这样怀疑的。提出怀疑应该解释，扣上个反苏的帽子是没有好处的。党的政策总是有缺点的，人民提出怀疑，就起了监督作用；如果禁止人民对政策有怀疑，就等于取消了自下而上的监督。不能因怀疑什么，就扣上反对什么的帽子。当然，我承认我的信有许多地方写的是不好的，容易给人误解，如“官僚制度”应改成“某些环节上缺陷”，再如“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曾为托茨基所利用，应改为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我官信的基本出发点是消灭官僚主义不能单从思想上着手，必须找出它的客观因素，也就是说要从制度上保证消灭官僚主义。我相信，我是不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
你(指朱××)说话很主观。“官僚制度”不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否则我就不能提改善某些制度和加强民主集中制了。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可以分开，不过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相对于某个基础来说自由民主是够的，但是在基础发展之后，上层建筑如不及时调整，就会出现不自由不民主。整风以前就有不够民主的地方。
苏联20次党代表大会后下了决心要纠正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现在揭露的反党集团就是反对苏共的新措施，如工业管理上中央和地方权利的划分问题和工厂的一长制等等。如果他们真的把斯大林当时那些制度保留下来，再出现斯大林是可能的。
谢×的问题，因职工增加而引起的物资缺乏是一般的物资缺乏，不是钢筋水泥缺乏。共产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在写信当时是模糊的，但“一党专政”，并非我的愿意，所以后来改成“一党领导”。
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命令主义，这种命令主义发展下去，命令怎样做就怎样做，便足以使人变成机械。过严的保密制度是官僚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不能单独地说明。
我指的制度有一些是明文规定的，还有一些没有明文规定，但也成了一种工作方式，如过严的保密制度，机构臃肿等等。
好。第一，我讲不够自由是看到整风前有些正确的舆论没有及时发表。整风前是不是不够民主呢？显然，有官僚主义的普遍存在，既有官僚主义象征着不够民主。怎样充分的发挥民主，是党的任务，在这方面最近已有了一些措施。第二，我没说人民舆论没得到反映，只是反映得不够。现在发表了许多大学教授的文章，显然现在的舆论是比前扩大了。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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