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0-0 作者：山西师范学院, 高健
山西师范学院、高健[原编者按：这是一篇用“人性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他认为人性即本能，本能即人的好生性与好胜性，好生性与好胜性就是人类的共同人性。他说这种共同的人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这完全是唯生论哲学的翻版。]
人性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前经常谈论不休的一个题目。历来的哲学家、文学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都曾作过殚精竭虑的思考和观察，比如哲学家洛克就曾著作整本的书来探讨这个问题，文学家从费尔丁也曾宣布他的作品主要以发揭人性为目的。在这种种的观察之中，人性的善恶问题以及环境教育对于人性的影响程度等等，常常纠缠不清。在我国则有以孟子为开始的性善派，也有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派。明末黄宗曦在“原君”（明夷待访录）中所提出的“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看法，当然也应并入这一派，在西洋也是同样，有苏格拉底等人的性善看法，也有霍布士等人的性恶观。“人对人如狼”是他的名言，至于尼采、叔本华等一贯以咒骂诋毁人类为能事的文章就更不必说了。
但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科学发展水平和时代的限制了。今天，根据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观点和心理为的帮助，我们已能初步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说：“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人的阶级性”）。据此，我们知道人性就是指人的意识形态而言的。而意识形态属上层建筑，因而也是带有阶级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少奇同志说，共同的人性，人类的共同本性，只有到了人们的阶级区别消灭了，人们的阶级特性消灭了的时候，才能最终地形成，简言之，马列主义的人性观，就是如此。
这篇文字所要讨论的人性与上述马列主义人性论中所谈的人性的概念不同，前者指人的意识形态而言，后者指人的本能而言。就这一点讲，现在以人的本能为中心的人性观，在解释这个论点时，完全可能而且有必要借助于马列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以便说明问题。
人性（即本能）主要由下面两种最基本的特性组成：
1、好生性——
2、好胜性——
既然这里的人性只是指的人的本能（无条件反射），它当然具有相对的不变性与永恒性。共同的人性不但与人类以来的历史同样悠久，并且还将与人类永世长存。汉朝杨雄的“世变事异”“人道不殊”这句话，正是模糊地猜测到了这一点。
当然准此而论，人性就是与生俱来，人之所同的东西，阶级的差异，意识的分歧并不足以妨碍在不同时代中不同阶级的人们具备着完全相同的人性，（尽管其表现场合与形式可以是千差万别），而在一切社会中，人性贯串着始终。
但是本能不是简单地、直接地表现出来的；它是通过一定的意识形态而多样地间接地表现出来的，同时由于意识本身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同样的本能可以具有外表并不相同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下面还要说到，简单些说，意识形态与人性的关系是条件反射与无条件反射的关系，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马恩以前的历史学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不是回答不出，就是回答错误，我们读“历史的一元论”一书，可明乎此。及马恩出，第一次提出了阶级斗争乃是阶级社会阶级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学说。至此，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错误，乃一扫而清。当然作为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不应与生产发展相割裂开来，具体些说，阶级斗争不能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割裂开来。这中间的过程是有个先后的。以某一个生产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日趋破坏为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为终结的有意识的革命行动，两者相结合起来，就是阶级社会阶级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毛主席也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卷2、页595）。总之，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矛盾，加上阶级斗争，就是上面提到的这种动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生产发展动力的生产关系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作为解放生产力的主要手段的自觉的，突变式的阶级斗争则被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随时予以解决的方式所代替。此外，种种新的动力应运而生，在这方面康士坦丁诺夫在其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第十一章）曾列举了以下几种：社会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主义的竞赛（页515）等等。
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章（页115）还有这样一段话：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群众需要（购买力）的增长经常超过生产的增长，因而推动生产前进，所以群众需要的不断增长也应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正如资本家的贪得无厌的愿望、对利润的追求、竞争曾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者”一样（同上页116）。
但是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解决，首先以须要的增长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之一的说法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知道人类需要的不断增长，并不单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它实在是人类好生的天性（本能）的表现罢了，而希冀过舒服一些生活的愿望初不限于社会主义社会之类的高级社会。其次，竞赛性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之一犹足于竞争性之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那样。但按之实际，竞争性与竞赛性主要的不是动机上的区别而是效果上的不同，一方面两者有质的不同，另方面假如我们承认好胜性是人类贯彻始天性之一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竞赛性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实具共同的来源与基础，只是发展的方向与效果并不相同。综观人类全部发展的过程，这种顽强的天性强烈地支配着一切。在这点意义上讲，爱因斯坦曾经发表过的人类的改变毕竟是很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高尔基在一篇以狱中囚犯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中曾有力地揭露过人类这种根深蒂固的好胜性，身在缧絏之中还互相轻视。
毫无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调节以及与之相结合的阶级斗争应是阶级社会中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动力不必限于一个，除此之外，譬如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一的利润欲望也应是动力之一，但究其实这种愿望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实在与人类的好胜性（意识的表现为贪得无厌的性质）息息相通，人性在这里顽强地活动着。因为道理很明显，我们人的一切心理活动与现象莫不以人的生理基础为其根据，意识形态是建筑在本能之上的，离开了本能，人类的一切思想意识就将建立不起来。
劳动的发展，脑的发达与语言的出现最后使人类有可能把自己从动物界划分出来，以好生天性为主要动力和脑的活动所引起的工具制造，逐渐推动着生产向前发展，从此作为动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规律开始发生了作用。生产工具的改进与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社会在原始公社的末期有逐渐向隶奴社会逐渐过渡的可能。这时社会产量的增多已达到了生产资料有被小一部分人据为己有并进入对多数人进行剥削与压榨的阶段了，这时剥削与不劳而食的意识逐渐形成了，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反过来又加速了和加强了这种对生产资料加以占有和对广大群众横加压榨的奴隶式的剥削形式，同时为了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维护这样统治，整套的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的规律，政治组织伦理道德、哲学观点也都相继制订出来，帮助完成了这种生产关系的重大改变。
现在要问的是，事情为什么终于变成了这个样子？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产量的增多，无疑地有使一部分人是可能产生不劳而获和提高剥削别人的思想认识，并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进一步毫无顾忌地进行剥削行为。但这是充其量也仅存在着可能性而已，它不意味着必然性。社会产量的较前增多固然开始使人发生了剥削的意识，但是试问为什么就一定非如此发生不可？为什么在此情况下人们没有产生另外一种意识，继续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的更好地均分？换句话说，生产的发展阶段是上述剥削意识产生的原因呢？还是仅仅一种外在条件？
我想把生产的发展的阶段作为上述剥削意识产生的原因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其所以不正确是因为生产的这种发展阶段虽然有可能但却完全不一定非产生剥削意识不可，这中间没有逻辑的必然性，一个的发生非导致另一个的发生不可。生产的东西多了为什么就非产生剥削的思想不可呢？为什么事情正是这样地发生而不是大家共同分享呢？当然，假如事情真的不是按照上述的情形产生，人类历史今天究竟将发展成为什么样子，那真是费人猜测了。
显然事情发生所以如此而不如彼的原因应是人性，特别是人的那种好胜性在起着作用，即每个人本能地希望比别人过得更好，活得更好，活得更起劲，和以这种本性的发挥而感到愉快的那种好胜的天性在起着作用了靠了人的认识能力的帮助，这种天性一遇外在的条件成熟就一触即发顿形活跃起来，于是剥削意识终于逐渐形成了。经济上的无情剥削以及伴随发生的政治上残酷统治精神上的压迫，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方面看，在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受统治和精神上遭压迫的广大奴隶群众必然经常爆发一些程度与规模不同的反抗，这种反抗的行动当然是环境与社会作用于这些人意识的结果，但是假如人性之中只包括好生性这一本能而并不包括好胜性的本能在内，那样尽管压迫，只要不是危及生存，反抗就不一定表现得出来。换言之，反抗意识与不满现实的感觉就比较地不容易产生出来。但这又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由此观之，人性之被列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诸动力之一的看法是有其根据的，当然如前所述，动力不必限于一个，而不同动力起作用的场合与范围，并不一致，但相互之间并无冲突，而在这种动力之中，人的天性是个总的。这其间的关系，彷佛导演之于演员和指挥之于乐队那样，导演与指挥本人对于整个演出虽不曾加入自己一丝的动作和一毫的音响，但是全部演出效果，实利赖之，人性是灵魂。
如上所谈，好像人的这个灵魂并不太好，学坏比较容易，而学好比较困难，推论下去，人性终于是个比较坏的东西，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从这种论点出发，人类种种高尚的动机与伟大的胸怀即将无法解释。
但是另方面我们把人们行为的善恶单纯看作阶级意识的产物也是不完全的。脱离人性而谈人们意识的善恶势将无从谈起，因为意识与思维的发达并不意味着人的天性（本能）的消灭。它还是在起作用，虽然它同时必须也受着意识的制约与控制。
人类社会劳动的分工的细密和专业的日趋繁多，对于人类才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这一切方面好胜性始终强有力地起着推动作用。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中，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般的说，这种好胜性的表现当然不同，这是由于不同的阶级教育所使然，举例来说，资产阶级的竞争性与社会主义的竞赛性，无论从其表现形式与效果来说都是并不相同的。前者是以压倒别人以抬高自己为目的，而后者则是以此为手段，来达到共同的提高与繁荣，于人于己都有利益，再以事业心与积极性为例，资本主义的这种积极性完全以个人为出发，以获利的多寡与专利权的取得与否为出发，很少考虑到这许多行动的客观效果，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则与之截然相反，总是要以兼利天下为目的。此其别。这其中除了不同的阶级意识与教育的功效外，社会制度的不同与上述人的好胜性所借以活动的范围与方向差别实为重要的原因。在历史上好胜的天性曾经催促着一批人从封建的生产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又迅速地刺激着其他新的利润追求者走上更加猖狂的剥削道路上去，整天征财逐利，卒使让会陷入不可解的矛盾之中；但是另方面，为同样强烈的好胜天性所驱使的人们。却在社会主义意识的教育下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活动范围中，做出了造福与人民与国家的伟大事迹。所以同样的一个好胜性完全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出现着迴然不同的表现。
不仅如此，就是在同一个阶级社会中许多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道德行——善与恶，忠良与邪僻，正气与歪风，诚实与欺骗等等，莫不可以同样的好胜天性为其渊源，这里阶级意识的不同，教育的作用与环境的习染，都有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差异，而使不同的人在为人出世和处理群己关系上所持的态度不一而足，同样的好胜性可使封建王朝主的人臣有忠良与邪恶之分，除了不同的人生观与道德信念而外，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完全不同，他们的各自的好胜天性是被导向了相反的目标，所以高尚的行为并不一定能排除个人的目的，而不纯的动机，只要效果上并无不利，我们也就无可厚非，好胜之天性乃人之常情。乱加斥责是没有用的。对于一个人的正确的行为我们不应当去追察其个人的目的与动机，只有当错误的行径比较严重时，发掘其背后的动机，才有意义，因为这样可以加强教育的意义。
汉朝的贾谊学说：“贪士殉财，烈士殉名，品庶贪生”（鹏鸟赋）这句话借用过来，可以帮助说明在人类的繁复多样的行动当中，个人的好胜天性是无法排除的。
教育在阶级社会中是带有阶级性与目的性的。不教育，人性就要滋长泛滥起来，非弄得人欲横流，危及社会不可，人性论的探讨说是为高，通过对人性规律的揭露，以便加强教育，因势利导，其作用有二：
（1）统一人性与社会性两者的矛盾：不论人类处于什么社会，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矛盾是天然地存在的，尽管过去各个不同的社会都有各自一套调整群己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而社会主义更是强调这方面的统一与一致，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但是每个人按其天性说来，还是首先朝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的。由于好胜性所驱使的每个成员之间的摩擦与矛盾，总归要有些，内部矛盾问题也将与人类的寿命同长久。因此将来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摩擦与矛盾（尽管可以不必和阶级社会所表现的那样尖锐与激烈），还是一定要长期存在，长期要求调整，所以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就不单是旧意识形态的问题了，而这种矛盾与摩擦的根源也只好往人的天性的深处去寻其底蕴。教育的作用主要就在使人意识到群己矛盾这一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从而彼此主动地去减少这些矛盾的产生。
（2）调整人性以服从社会的需要
在阶级社会还须要随着我们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政治生活仍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过的生活的今日，通过把人们的好胜性强烈地引导追求政治前途上来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使一般人的好胜性单纯局限于自己的业务范围的办法。这对巩固我们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保卫社会主义道路，实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一。今天的社会制度十分优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人的天性由于旧意识的作祟关系而可以被引入错误的行径的场所和范围已不很多了，但是还不是绝对没有，所以趋善避恶，增强人的荣誉感，有效地把人们的好生与好胜的天性引入了正轨，以从服于社会的需要，以求得正确的发挥，还属必要，这是二。以上两种作用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人性问题进行发掘的理由。
来源：《右派文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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