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0 作者：复旦大学, 王造时
复旦大学、王造时[编者说明：这是在“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时的“批判会”上，王造时对质问的答复。原件保存于王造时遗稿]
某某等要我对提出问题当场答复，我立即答复如下：
一、说王海若(编者注：王造时的女儿)解放以后要求入党，我阻止她说国民党来了要杀头。我答复说，王海若是在解放以前与国民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入党的，而且做了许多地下秘密工作。
二、说我一九四一年就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致斯大林的信是我一个人搞的，所以得了参政员的职位。我答复说，致斯大林的信是救国会干部叫我起草的，经过干部会议的讨论和通过，并且由九个人签名发出，而我不过是其中签名的九个人之一。这件事今年二月间，我们在北京已经做了决议，说是应该由大家负责，不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并且大家都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至于我与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被聘为参政员，是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不是在一九四一年。
三、说我说吴国桢在美国过着惬意的生活，我答复说，我没有说过这种话，请拿出证据来。
四、说我与罗隆基二次密谋，请示机宜。我答复说，罗隆基不是我的上司，在政治上，我们也没有走同一条路线。在私人生活上，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在政治上，我们没有关系，我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在北京与樊、罗谈过二次，可查另件“与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等人的关系”。
五、说我与陆诒在前门饭店七楼密谈什么？见另件。
六、说我与顾执中、陆诒商谈抗日救国会的事情，为什么不交代，抗什么，反对什么？我答复说，我先把救国会的名字说明一下，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由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发展为各团体抗日救国会团体联合会，我与沈钧儒是参加领导的，其余几个朋友，当时都没有参加。现在的所谓救国会，是绥远抗战以后才组织起来的，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展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再发展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到了胜利前夕，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这与“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会，在组织上是没有关系的。我跟顾执中、陆诒谈到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顾是积极主张恢复的，陆是赞成恢复的，但是没有像顾执中那样积极，而我的态度则要看各方面的意见。
七、说政协闭幕后，为什么迟迟不归回上海，在北京搞些什么鬼？我答复说，全国政协是在三月二十日闭幕的。三月十九日周总理面约我多住几天，以便约谈，我等到周总理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于三月二十七日晚才被召见，迟迟不归，别无他故。
八、问我与潘大逵谈了些什么？我答复说，两次与罗隆基谈话，潘大逵都在座，他不赞成我恢复救国会，而赞成我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
九、说我回到上海以后要陆诒汇报情况，这是什么企图？我答复说，我回到上海家后，陆诒来看我，也曾谈到救国会的事情，我并没有要他汇报什么。他也不是我的部下，我只问了他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就要开了。
十、说在还没有恢复救国会以前，我做了一些什么？我答复说，我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发了言，在《新闻日报》座谈会上发了言，在上海政协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如此而已。陆诒说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他推动的，这是胡说。我发言难道还要他来推动吗？
十一、说陆诒说我要他值夜班来掌握《新闻日报》的编辑工作，我答复说，完全没有这回事。有一次陆诒来看我，我见他面孔很消瘦，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他值夜班，我说身体要当心一些才好。
十二、说我研究了江庸、薛笃弼二人作为拉拢的对象。我答复说，没有这回事，他们两位都与救国会无关。
十三、说自展开反右派斗争后，我为什么没有表示？我答复说，自六月十二日(编者注：原件下缺，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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