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0 作者：沈阳师范学院师生
沈阳师范学院师生焦玉纯 (历史系学生)说：“现在中国接受了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教训。因此，才号召‘鸣放’，不鸣放也统治不下去了，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刘维山 (历史系学生)说：“真得正了，若不然就不行了。党处在危机中……党要垮了。”又说：“党要不这样做的话(指整风)就搞不下去了，匈牙利事件不是一个证明吗？哼！波兰也闹事，告诉你们吧，现在农村老百姓都骂共产党，吃穿什么都不够，咱们家乡非常困难，咱们家也那样……。”
周传海 (中文系学生)说：“现在得整上了，不整，一旦矛盾尖锐，那就是更严重了(意思是不整风就要下台)。……过去共产党人尽整人，今天人们该整整共产党了。……过去几年来根本不民主，现在(指整风以来)才有民主，假如来个反党大示威，你看镇压不镇压你？！”
邓仲良 (图画科学生)说：“这次整风是接受匈牙利学生革命教训。在我们学院也是学生起来革命了，不改，这样发展下去，就使党和国家灭亡。”
张春林 (中文系助教)说：“党提出的整风不是整党的风，而是正民主党派的风。”又说：“这是匈牙利事件的结果。”“也是共产党的狡猾之处。”“共产党整风是怕爆发匈牙利事件，是为了缓和一些矛盾。”并说：“共产党是虚伪无情的，当想利用某人时，就什么都好，当一个人犯了错误，违犯了党的意志时，就什么都不好了，一棍子打死。”
夏连纯 (外语系学生)说：“今天社会上矛盾很多，问题太大，不整风能行吗？共产党再不整风，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曾祥基 (中文系学生)说：“共产党再不整风……他的命运就会由万岁走向‘万睡’了。”
汪伯峰 (中文系教员)说：“有些党员的缺点是否党组织曾给他们教育过？大概若是党组织能经常开展批评就不至于有这样一个大的整风运动了。党不仅要检查党员，还要检查组织生活，以免徒有党员的形式，而没有党员的灵魂。”
杨太山 (中文系学生)在谈到这次整风时，他说：“历史上每次革命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样压制……。”(言外之意就是知识分子要造反的)
李配林 (中文系学生)说：“党的整风只不过是一点改良。”
王大光 (政教系学生)说：“不要积极给党提意见将来要报复。”
王炳恒 (外语系学生)说：“党整风是中央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今天的党与解放前的党相差太远了，如果一个政党要不能符合人民的要求，就会抛弃他。”
聂启新 (历史系学生)说：“党现在已在思想上硬化了。一个政党也就是任何一个革命阶级在它一开始时，推翻旧制度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当它完成了历史使命，也就是达到了繁荣阶段，也面临着死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出整风呢？如果不正风，人民对党的意见太多了，这是缓合矛盾的一个办法……。”
王维钧 (中文系学生)说：“……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的关系是有矛盾的。其它党派难道有自己活动的权力和自由吗？……使自由的新生东西遭到压抑，使之内部矛盾重重，这不正是这次整风的背景吗？……但这次整风的效果是否会保障，我是十分怀疑的。……国家机器握在一党手里，其它各党只有服从，一切决定还不是共产党说了算。因此这次整风按目前来看，很难寄于太大希望……。”
当人民日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和“不平凡的春天”等社论发表后，他说：“这是幸灾乐祸。”
周总理报告发表后，他说：“看起来天下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动。溜须拍马的还是一样有前途……。”
并说：“任何改良都要失败，只有革命。”“这次整风对共产党是个考验。他们在整风中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整风后的天下一定要大大的变革一番——整风实际上是一次改良。改良不彻底最终是有爆发革命的危险……。”
当整风开始后他说：“我算看透了，共产党才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
当整风运动刚开始时说：“党员对整风运动缺乏认识，表现冷淡，甚至变形压制，……。”
“党员对整风认识不足，是绊脚石，阻碍鸣放，帮助你们整风，你们却抗拒运动。”
李德才 (中文系学生)的一幅对联：“百花未开秋风至，(上联)群鸟未争猎枪鸣；(下联)
鸟飞花谢 。(横批)”
焦玉纯 (历史系学生)在大字报上写：“请问党正大光明的整风运动，你们还得秘密进行多久？难道就这样的不声不响的躲过去吗？二年来这种‘民主自由’及武则天式的‘统治’使人的确再无法生存下去了。”
他在大字报里写：“春华秋月何时了……党提出了大整风，师范学院已冷如冰，群众意见满心在！可是无人怀。”
赵文英 (外语系学生)说：“君不见普天之下众将鸣，君不见宇宙乾坤百花放，鸣者冲天，百花遍地，愿与天公试高低。”他号召大家向党进攻说“现在我们敢鸣了，现在已不是一兵一卒，而是千军万马向三害进军了！现在宣布卖弄手腕，溜须拍马，独挥大权的时髦时代过去了。”还说：“欲鸣难，难如上青天，虽然也说鸣和放，就是深锁院庭，推辞借故，不开百花园！”
丁广惠 (中文系学生)说：“要是党总支主持座谈会象审判官似的，谁还敢说话啦……。”
赵仲牧 (中文系教员)说：“我院鸣得不够，可见鸣放有阻碍，鸣放的气派不大，有三害影响。”又说：“思想改造是狂风暴雨，这对于党员也适用”。
邹尚义 (外语系讲师)说：“整风问题已有一个多月了，表现出院党委无力，我建议成立民主党派委员会，组织鸣放”。
焦玉纯 (历史系学生)说：“在我们学院可以说党委及其领导，是三大主义的典型代表。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对整风运动，及群众的力量，根本就没有重视，一直是秘密的进行，直到目前群众的呼声，已再也压制不住为止，才提出支持与迎欢鸣放。”
曹汉文 (俄语系学生)的诗曰：“驱除整风中的歪风，不平则鸣，打倒维护三害的保皇党，大胆鸣和放，爱党要认真，试着侃侃者，喋喋亦有人。”
王维钧 (中文系学生)说：“这次整风的效果是否会保障，我是十分怀疑的。因为这次整风不单在中国内部有‘风’可整，而在世界上不也有引起共产党惊呀的事件！他们看到了‘风’声渐起，正象一群饥饿的羊在圈中奔碰，圈墙有被碰塌的危险。共产党便打开了圈门，口中喊着：‘放了！放了！’并用鞭子指挥着‘羊群’，由规定的方向走去，生怕坏了圈墙。可能这个墙还要做为这群羊的宿地呢！当然要变个方式，再来把羊群送进原先的地方。如果真的想永远放出这群羊，尤其在文教界很多民主人士发了言，教授们也鸣了不平，问题提出很多。但共产党很少表示，而且也没有一种‘法制’来保障大家提的意见。
国家机器掌在一党手里，其它各党只有服从，一切决定都是共产党说了算。因此这次整风，按目前来看，很难寄于太大希望。当然共产党始终明白一点，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对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压抑不了的。而且十二年后想在科学上达到先进国家水平，依靠工农外，主要还是那些人。因此，脸色不改是不行的。”
赵文英 (外语系学生)说：“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在一张大字报的‘颂词’中说：“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桃花出墙来；呜呼，岂只一枝？没有阳光，没有甘露，然而却在人们内心深处生根结蒂。勇敢地冲出了坚硬的地壳借助于地心的火和力。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随便说吧，——在我看来。”
张景荣 (中文系学生)说：“无处鸣，无处放，三害压在咱头上。是时候了，帮助党除三害，让党委听听我们的呼声”。“一切‘爱党’、‘爱国’的同学们行动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吧！”
刘航舵 (中文系助教)她反对和风细雨的整风，她鼓动说：“应该开大会揭发‘三害’……不应该开小会，开小会说明领导上没有除‘三害’的勇气和决心。”
焦玉纯 (历史系学生)说：“时候到了，过去他们整咱们，这得咱们整他们了！”并说：“我对团‘三大’改名称不感兴趣，对整风感兴趣。看看共产党做些甚么，拿出来见见太阳。”
邹尚义 (外语系讲师)说：“整风必须暴风暴雨才算公平，‘应该斗’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创伤的群众，打消顾虑要大鸣大放。……过去三反五反都是暴风暴雨，指着我的鼻子斗，把我斗的鼻青脸肿，现在整风就和风细雨那可不行。……过去学院党委搞运动也都是轰轰烈烈，宁左勿右；这次整风就无声无息变了宁右勿左！？”于是他建议：“民进应发表声明，鼓励鸣放。”
邹尚义 (外语系讲师)说：“应该好好整整啊！毛主席的经应该说是好经，不过就叫这些歪歪嘴子和尚给念坏啦！”
焦玉纯 (历史系学生)说：“过去他们整我们现在应该我们整他们，我们要搞垮班委会，搞垮班级，我们要选举出代表我们的人。”“我不懂什么进步、反动，我只知道，一天三饱。”
李友仁 (中文系学生)说：“某些党员和党的领导者，在整风浪潮中，高唱整的是党风，不是整个人，看样子很怕整自己。他们认为只能向党提意见，向党委提意见，不能涉及个人，谁要涉及就是私人成见，就是人身攻击了。党者党也，风者风也，非人也！当然不能整人，整而及人即非整党整风也。真是奇妙的自卫逻辑。”
夏连纯 (外语系学生)说：“党有特权思想，认为天下是老子打的，党员也就说了算，三害不反，害了全国人民，也就害了党团员。”所以他号召“党员起义，和我们一起‘鸣放’使我们了解实质……。”
“我们不到带有政治性的机关去，让杨书记到我们这里来，这是我们帮助党整风……。”
贾琛 (历史系学生)说：“整风整地方没多大意思，整就整中央……问题是要造成一种气氛，打击一下党员的气焰。”
徐公振 (历史系讲师)说：“骂人决非战斗者的姿态，要沉着，要把的稳，打的准，打的狠。”
乌丙安 (中文系助教)他在整风初期他大肆活动，向党进攻，并要党员同他一起‘发泄发泄’，要党员揭露组织秘密，供给他作为污蔑党的资本。号召党员和他们一起反党委，党委再反市委，市委再反省委。他管这种反党行动叫‘一层一层的上反三害’。
徐公振 (历史系讲师)说：“咱们学院党委会没能力、韬略来领导整风，××同志在××学院把工作搞垮了，才转到咱学院来的。……今天我让党委书丑态毕露……。
不要怕，战术这东西就是这样，敌进我退，我进敌退，大胆进。……不要低估了党与团中间的矛盾，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矛盾也很大，最近报上不是刊登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发言吗？整风再不整就不行了，就搞不下去了……，不要怕，省委里咱们有人。”
“很多党外人士目前还抱着怀疑态度，党应给以坚决的保证。有的党员只听到‘和风细雨’的一面，而没有体会到‘严肃认真’的一一面。他们以为‘还不是要求我们深刻的检查吗？’由于历次运动的经验，有人觉得能痛哭流涕就能过关。有的个别党员，看到报纸上揭发的材料，他们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态度，在怒目而视。我不同意‘双方砌掘的墙沟，要双方来拆填’的提法，它蒙蔽了某些党员的清醒头脑。马寅初同志讲话中说：‘给党员提意见提缺点也要提优点’，这受到部分党员的热烈欢迎。我觉得必须澄清这种思想……这次整风是整歪风邪气，而不是整优点。”
焦玉纯 (历史系学生)说：“帮助党整风消除三害，本来是件庄重的大事，如把它比成一场激战的话，无疑问的首先就应当把矛头指向党……，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整党的事，涉及到非党群众的身上。非党的膳务科长，和工友工作中可以说缺点是很多的，但应当向党委提出，因为它是一切大权的拢断者。”
李友仁 (中文系学生)说：“先以本班党员开刀，向党开炮”。“我这一炮打到棉花包子里去了……。”
邹尚义 (外语系讲师)在一次民进支委会上他号召：“要组织起来，战斗力强，摆事实，提意见要准！”并主张在学院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吸收老年教师、民主党派、学生等参加研究如何帮助党整风。
周传海 (中文系学生)说：“伙食问题不解决给他绝食两天，看他们(意指院领导)解决不解决……要是上街把小胳膊一举，你看晚上吃不吃干饭。……毛主席都没有否认大民主，为什么不可以搞呢！院长、总务处长、膳务科长工作不好就罢免，能怎么的？资格老对国家有贡献又怎么的？不好的就罢免。”
徐福杰 (中文系学生)说：“现在大闹大乱的时候，说几句话有什么！？必要时罢课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英华 (历史系学生)说：“张百生(右派分子)去‘东工’讲演得到‘东工’同学的支持。”并说：“‘东工’和咱院两个学校要联合起来，搞个大民主……。”
薛景元 (历史系学生)去报社抗议没成，回到教室向同学大吵大喊：“为什么不让去抗议，搞大民主有什么不好呢？”拍桌子喊：“为什么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有示威权力，而不叫我们搞大民主呢？不让去是违反宪法……。”
汪荣兴 (中文系学生)说：“张百生太了不起了，有才华，真是青年有为，咱们学院还有这样一个人物，我为他掉脑袋也干。”在给右派分子高风、彭声汉的信中说：“……那篇文章(即‘不能让共产党一党包办’一文)有所有同学中起了‘共鸣’。它大胆、公正的象晴天霹雷一样的，给歪风、邪风、宗派主义一个致命的袭击。……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但不知怎样说好，……我只觉得您是一位伟大、公正、和善可亲的老伯伯，你象我们国父孙中山一样会受人尊敬……”。在给彭声汉的信中说：“我是欢迎赞成这篇文章，(即指‘共产党的阴暗面越来越广了’)最欢迎最赞成者……这其中也难免有些党、团员同学反对……。我和他们辩论的脖子粗脸红……如检举父亲是失去人性，我很早就有这样想法。‘对敌人不该用斗’的方式，‘这是不人道的’，我很赞成。对解放初期的流血斗争也确实有些不赞成……”又说：“我同意思想上要求绝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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