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0 作者：四川, 钟汝为
四川、钟汝为首先，有些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只凭感受，可能片面。
解放前后，对于某种风气，有所感受：所谓“移风易俗”，解放后，对于有些坏的风气确实改革了，这是好的；另外一种风气，则感受不同了。解放前，对党的同志，亲如手足，非常亲热，无话不谈。如和吴老、林老、王明。甚至谈到王明的帽子、鞋。对他们的安全也深怕受影响。解放后，党员多了，不同了。一个字，总感到冷。见了面总是“手一握，问下你忙啊？”相近如“冰”，就完了，再无二话可说了。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稍好了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个逻辑。这就是：第一，我是党员；第二，你不满意我；第三你就是不满意党；第四，不满意党就是反革命，那就要打脑壳。于是就只好“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以这个逻辑为基础，就出现了某号()(号)的积极分子，也近似过去国民党的“包打听”这类吃情报饭的。这些人都是仰体主公意志，如象陈二安对袁世凯一样。于是，象我这样的人，就“大量先王人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人之法不敢法”；非马恩列斯不敢言，当然，也就只好“顺到说”，也就不敢独立思考了。这样的话听惯了，逆耳之言也就听不进去了。于是也就产生了偏听偏信了。由于这些某号积极分子，对国民党那套——吹、捧——登龙有术，舌头细，舔得很舒服，某些领导也就忘乎其形了，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是“统治者”，不在群众之中，而在群众之上，结果，造成党和群众之间的鸿沟。于是只好一个人当压路机，六亲不认，一句话也不敢说。言者无罪，我也不怕报复，年已60，死也可以了。
第二，有几点自疑；
1．以党代政是个大事，意义是严肃的。由上而下都如此。就拿县、乡来说：只知有党，不知有县、区、乡人委。这是党政不分，还是以党代政，这个问题，我不敢分析，也没能力分析。
2．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三个自治州，一个专署都曾造反。这是政策错误的问题，还是执行政策的问题，我不知道。参观来了我才知道。这次是民工委出马，民委不知道。如果说政策本身有错误，那么为什么边疆的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又没造反呢？如果是执行上的错误，又在那里呢？茶余饭后谈：据说：垂死阶级是要挣扎的。叛乱的影响是不好的。据说：西藏宗以下的干部都出来了，我并不居心造谣。但国际上有的造谣了。昨晚还有人劝我不要说。我还是要说，“充其量死”。
大汉族主义：有的人据说是处长，拿枪恨着别人走，还有的随便使唤少数民族。
3．反三大主义：第一次提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第二次是把宗派主义放在第二。我们讨论时，莫衷一是。但四川这个范围是把那个问题放在第一呢？我认为应该把宗派主义放在第一。宗派主义如何解释呢？学习中未解决。有人说是站在六亿人民的立场或者党的立场呢？如果单纯站在党的立场，也是宗派主义。造成沟墙的原因，也是宗派主义。四川应从党委起特别检查宗派主义。
4．宗派主义具体表现在人事工作与思想工作上。从中央到地方，矛盾是多方面的。党内也有矛盾的，这说明党内也还是有宗派主义。非党干部对做人事工作和思想工作的觉得很神秘。只要听说人事干部找谈话，就提心吊胆。我们机关有个做人事工作的女干部，找了三个干部谈话后，这三个人都“感动”得哭了。这些干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员。我们有一千二百万党员，这些党员是否都合乎八项标准，还是值得考虑的。何况这些年青的做人事工作的干部，文化低，又无经验，他们做人事工作是否做得好？只看德，不重才，是不行的。这样是不会发挥出别人积极因素的。所谓“知人善任”。要学刘邦对张良、韩信。今天中国人，只要有血气，谁不愿意对社会主义有贡献。但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根本问题在于“知”。但干人事工作的不“知”你，领导者不“知”你，你怎么能死呢？孟子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我觉得只有工作关系，没有人情味。我认为一个人不只是为了吃饭而生活，还想干点事。有人说：把待遇提高点，多给点钱还不行吗？其实钱是买不到的。四川有句俗话“人对头，吃水也是甜的”。所谓人对头，就是你知道他。做人事工作水平太低，怎么行呢？过去地下党的同志，并不是为了钱去拼命。我们机关这次在对提级问题上，八个科室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在三反中，民革找人做我的工作，做了三天的结果，意见到和我一致起来了。象我们这样的老头，这些青年人要做我们的思想工作，确是笑话。还有北京人民大学老教授工厂专家，这些人都是有一定水平的，这些年青人去做他们的工作又怎么行呢？再戴些帽子，消极因素更滋长了。我诚恳希望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能彻底考虑。
5．某些党员和他的职务是否相称的问题：就从报纸上所反映的大专学校、厂矿的某些党员，大都是不称职的，他不懂，又要装懂。职工看不起他，这就是矛盾。也是消极因素的温床。有的就产生做天和尚撞天钟的思想。不能认为别人的马列主义水平低，而不看自己的能力是否高，而只怪别人，这就是片面、主观。
6．三反中，我反省，过不了关。我说过我是拥护三反的，不反不行；也说过我要有贪污，首先枪毙我。当然我不怕死，解放后，死也值得了。三反对我有好处，把我改造了好多：生活习惯，自高自大。但熊部长说过我一句话：说“晋绥干部”是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又说“伪造历史，利用共党，打倒老蒋。”利用共党四字从何说起？作何解释？当时打听军事情报，党是革命工具，我们是党的工具。这话我想不通，就再隔20年我也记得。甚至那天枪毙我，我也不接受的。历史是没有伪造，你承不承认是另外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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