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1 作者：四川, 石天河
四川、石天河我到峨眉已二十多天，你的两封信，今天才由文联转到此间，你为我东下后的“安身之计”作了努力，足见还是故人情深。江苏文联说要四川文联说明一下我的创作能力，我想，这是可以办到的，此外，我所写的文章，也可以作为实证。
……(四川文联编“会议参考文件”时删去)
你信中谈到的“稿费恐怕不足以谋生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一、目前中国的文学水平这样低，如果我还不能专业，那就太低能了。我这几年，其所以弄得毫无成绩，一方面，是由于1953年的离开党以后，自己陷于消沉，接一连二的犯错误，阻碍了自己正常的文学活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所处环境，给我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例如，我的长篇，不给我时间去完成；肃反期间，整整一年不许我发表作品。各报刊均曾接到过他们的通知，不发表我的作品。（这个通知，至今仍有“后遗症”似的效果，出版社、编辑部的人总不大肯和我接洽。）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我没有能搞出什么东西来，实际上，并不是我的低能。二、别的作家谈生计困难，他们是有家有室、有儿有女，非一月数百元收入，不能解决问题；我是一个光人，一张嘴，百把元就混得过去了。再苦一点，几十元也会过得去的。母亲的生活，只要每月寄二三十元给他就行了，所以，困难是不大的。三、我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诗、小说、理论批评，还可以写点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字，比起一般的“新生力量”来，我可以大胆夸一句口：“本钱比他们足些。”只要是在“放”与“鸣”的环境下，而不是在对我进行有意识的箝制、排挤与打击的环境下，我会“活跃”起来的。事实上，在西南，一直到这次运动前，我还是很“活跃”的，我在文学界的名声，虽说不大，但绝不是像读者群中那样很少人知道我。这就是说：我是被压成“无名小卒”的，被派成“火头军”和“弼马温”的，我的能力和我所处的地位并不相称（这也就是我不能甘心的原因）。到南京后，环境条件变了，加上有你和别的同志的照顾，发展上可以少受阻碍或不受阻碍，这是不可与四川同日而语的。（在四川，我是愈努力愈遭忌，最近的这一次打击，就是由于我在一些青年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中，有了一点所谓“威信”，因而使得某些人害怕起来，才“坚决打击”的。）四、我其所以决心搞专业创作，而不再当文艺干部，是因为我要写的东西太多，非专门写十几年不可。否则，三日风四日雨，自己会处于不安定和焦急的状态。青春已经过去，中年再白耽搁，此生就真的会一事无成了。我打过一个算盘：我现在是文艺十级干部（说来惭愧），每月收入不过八九十元，抵不上六千字的稿费，如果专业写作，即使不出书，我每月在报屁股上写两三篇短文，在刊物上写个把短篇或二三十行诗，也就差不多了。你看如何？
这里，整风已经开始，你看看四川日报上的报道，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几个和我接近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和平日与我有些来往的大学教授，已在为我叫屈。（还有一些“本报内部消息”，报上没有登出来。）宗派主义暗害分子李累的面目，已经揭露在社会公众的面前，不过，这一次的事件，因为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点头认可”过的，所以，揭露是否能彻底，处理是否能使人心大快，一下子还未可乐观。今天，和接到你的信同时，接到了文联副主席常苏民的信，叫我回去参加座谈，“帮助党整风”，我不想回去，寄了个“书面意见”去了。这个“书面意见”，我是赤裸裸地谈问题，其中虽也不少火气（实际上是冤气），但确是为党的事业着想，并非只图痛快，如果他们敢于在报纸上公开，你也可以看看。
你那里整风已经开始，而且，你抱定提高自己的态度，我觉得是很正确的。我离开你已经九年了，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来。但我觉得，有些我所感到的，作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一般容易犯的毛病，以及目前党群关系、特别是党与非党知识分子关系极不正常的症结所在，可以拉杂地写一点在下面，聊以作你的参考吧：
1、我感觉，在作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身上，最容易滋长起来的一种东西，就是所谓“个人威信”的思想，这种思想一滋长起来，就会使得“三大主义”飞快发展，而“群众路线”则逐渐地被打入冷宫了。有“个人威信”思想而又错误地把“个人威信”与“党的威信”混为一谈，看不出这两者只是有时一致、有时却是矛盾的，便会陷于不自觉状态。例如：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因为自己是党员、是领导干部，常常以为自己的认识是最正确最全面的，便按照自己的认识去执行，不愿意听反对意见，眼睛只落在文件指示上面，不研究具体情况。下面执行起来发生困难，群众有了舆论，也容易被当作是“抵触情绪”、“损害党的威信”……等等，不加考虑，或轻率地予以“批判”，这便助长了教条主义。这样坚持成见，自自然然地便产生一种认识上的排外性，“反对”意见很容易被看成“反党”、“反动”……等等，渐渐地对持反对意见的人，产生一种歧视的态度。如果这些人公开地坚持反对，更容易引起自己的反感，这便助长了宗派主义。久而久之，相习成性，看了文件指示便根据自己的见解去办事，群众意见总被认为“狭隘”、“片面”……等等，总觉得自己是党员、是领导干部，比别人高一头，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便也日渐形成了。这是很普遍的。
2、欠缺独立思考，盲目服从上级，不敢在上级面前“给群众叫苦”和反映群众意见（报纸上粉饰太平，掩盖矛盾，也是这一类），报喜邀功，追求表面成绩，忽视群众与党之间的“距离”和“矛盾”，雷厉风行，强求一致。这种作风之脱离群众（而且也使得上级党不能了解群众思想情绪和工作进行实况），已经是不待说的了。另外，也还给自己造成一种惰性，思想懒汉般机械地贯彻“领导意图”，顺风倒，溜肩膀，逐渐丧失了布尔塞维克理论认识上的敏锐性，丧失了与群众血肉相连痛痒相关的革命者的感情。这也是很普遍的。这样怎么能了解群众疾苦呢？平日不了解群众疾苦，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当然更不会考虑这些，而且也就无从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
3、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欠缺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与客观理解，往往因为自己是党员，只片面强调党的功劳（包括自己的功劳），不承认非党的民主人士、一般干部，也曾有过各种不同程度的牺牲，也曾有过一定的功绩，起过一定的作用。这样，便形成“墙”和“沟”，造成自己的孤立。有的机关，明明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人，只因为他是党员，便摆在领导地位，明明能力很强的人，屈压在极低的地位。这虽然不是极普遍现象，但在宗派主义严重的地方，一般都有。而且作领导工作的党员，都把这种不合理、不正常的状况，看成是“当然”、“必须”的事情。
4、作领导工作的党员，一旦沾染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在干部政策、统战工作上，便会出现两个极端：一是化友为敌，一是认贼作父。从前与共产党同艰苦共患难的人，一旦因为某些事，意见不一致了，便遭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从前一贯是党与人民的敌人，仅仅因为解放后，他要靠共产党吃饭，多方献媚，百般奉承，便相信他是真心真意，弄成“人民代表”、“协商委员”，这些人其实谁也不能代表（也许能代表他老婆孩子）。这样的结果，是使得党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假积极分子，而真诚的朋友，同路人，则离心离德了。这当然是个别地区的特殊现象，但也是值得警惕的。
再见！
哲弟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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