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1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 殷祖英
北京师范大学、殷祖英肃反运动结束时，领导上作总结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当时我就不同意，从一年多的事实看来，结论应当是：损失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肃反运动是要肃清反革命分子，师大发现了多少反革命分子？斗了多少人？斗错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断定斗对的总是少数，问题不只在于斗错与斗对了，问题在于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现在农民有矛盾，知识分子有矛盾，工商界有矛盾，农民的矛盾是第一位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是第三位，这矛盾不是肃反才形成的，但肃反造成了很大影响。肃反不只造成了党群的隔阂，也造成了群与群之间的猜疑，相见一问而过，在一起不能思想见面和互相帮助学术的提高，造成这种情况党的宗派主义是原因之一，肃反亦是原因之一。他又说肃反使积极性发挥不起来。人民内部矛盾很大一部分是肃反造成的，虽然有成绩但我不同意就是主要的。我这样说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能从中吸取教训，党的威信受损失很大，党的危机很大，所以希望党员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能猛醒，挽救党的威信，挽救党的危机，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三大方面的矛盾亦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对于内部矛盾不能轻视它，党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党员作风所造成的，希望整风能从思想到行动慢慢加以改进。
(原载“师大教学”131期)
肃反以来，对学校情况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每走进学校，两旁的人都看不见，别人还以为我精神失常。我认为这三个主义的产生和成长与党的政策有关。如宗派主义，解放后一进城时，党对党员的教育就是认为非党人士旧社会过来的人，还不知怎么样呢？与他们接触要有警惕，这样延续下去，就造成对党外人士不相信，想到的就是党团员，而造成宗派主义，所以宗派主义与党的教育政策尤其是阶级政策有关。官僚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不信任。不听党外人士讲的而造成的，但我不是把责任全推到党的政策上，党总领导方面是正确的，不是政策叫党员发生偏差，而是与每个党员品质有关，应改变教育的问题。
(原载地理系油印资料，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
党对非党人士的改造通过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有正确的一面，但造成的害处也很多，民革都是旧国民党员，肃反运动中几无一幸免，在民革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姓马的女同志倾述了她的经历，只因为她是在西大毕业，当时参加过国民党，她爱人的父亲在台湾，就被斗了，还弄到公安局去。搞了半年多，结论是无问题，最后党员代表组织说了几句道歉话。她还说：她所在的机关共有80多人，党员占15%，非党人士占70-80%，肃反时搞了1/2左右，肃反后，几十人情绪不高，影响工作损失很大，领导再作工作。说明肃反后在工作中的损失很大。我系肃反后，把盛叙功先生调走是有缺点的，我认为这不能说不是地理系的损失和师大的损失。我不否认运动有其正确一面，而最大的偏差是把人整个给蒙盖住了，看不清黑白，一片漆黑，根据也不足，使群众走入盲从。这样来一次，人至少要少活几年，使人的智力有很大损伤。
大小党员我接触几个，表面都大放，而看得出他们总想搞小点，没有真正改正的态度，这样搞不成。每个党员在思想上应检查是否有优越感，表现在以下：阶级优越感，认为党外人士都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自己是参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专政的优越感，认为你得跟共产党走。还有前进的优越感等……这些都潜伏在党员的思想深处。青年党员对老教师有看法，但表面很客气，对人不是平等的看待。
(原载地理系油印资料，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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