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1 作者：湖北, 姜弘
湖北、姜弘[编者按：姜弘系《长江文艺》编辑部理论组编辑。这个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是以右派“闯将”出现的，无论在他的文章中，或在他的发言中，都表现了他对党的刻骨的仇恨，他疯狂地对党的文艺方针、武汉市文艺界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谩骂和攻击。这里是根据作协武汉分会所提供的材料选编的一部分。]
首先谈谈我个人的态度、气量和情绪的问题，我的确偏激，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看问题，写的文章不一定妥当。我的缺点可以接受批评。但这一时期流行了许多风言风话：说我态度偏激，气量狭小，情绪是个人的，一提起姜弘就说“姜弘这个人……”言外之意，到底如何，我不知道，强调我的态度、气量，不管我说的问题，有些领导同志不谈“鸣”“放”问题，而只谈气量等，则有口难辩。从这一点看，陈其通还算一个好汉。我们有人对问题不管，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则颇感兴趣，打击报复，我不怕，我相信党的政策，但有一股暗流，使人精神上感到压力。现在把我感到的问题谈一谈：作协武汉分会到底作些什么？首先是团结作家问题，现在很多人想走，有人说只要下个命令要走的可以走，就会走光，过去孙峻青在这里创作上未受到支持重视，走了。海默在这里说不好，到北京去就好了。现在姚雪垠到北京也不想回来，作协离心离德，这很严重。看作品吧：例如“龙虾”我很喜欢，有些人也肯定，但《长江文艺》不发。寄到“人民文学”发了。“祭头巾”编辑部都同意发，后来给程云同志看，他说是低级趣味。而“人民文学”发了。“买猴”遭遇不用说了，“新局长到来之前”批评是诬蔑了新人物。这些作品遭遇如此，另外李尔重同志“扬子江边”我认为不好，刊物上又要评介，只得转载《长江日报》的文章，这正如江云同志所说的“奉命正确”。武汉作协对毛主席文艺方针是从什么出发呢，还是从个人出发。在文艺上作了什么讨论呢，典型问题的座谈会，领导上一再强调马林科夫不一定错，而对张光年的文章就感到危险。提到“扬子江边”，有人引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工作方法为什么不可写呢？作协召开的“阿Q正传”座谈会有人说本身就是喜剧，在这座谈会上有位会员说“阿Q”的典型意义是头上有癞痢。“鲁迅杂文座谈会”，李冰同志的主席。介绍了杂文的战斗意义，有些人在发言中重复谈了一下，有的人竟认为“朝花夕拾”也是杂文，太无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中，有人提到是“波匈事件”、“修正主义”。黑丁同志在会上说党员应该如何，使非党员害怕，周学南下来也说我不参加了。这些座谈会如此。在业务上缺乏领导，是否把工作放在政治上呢？事实也不足。昨天沙蕻发言，我听了很惊讶，对待同志态度，令人寒心。作协也有道德败坏的人，乱七八糟，但还被认为是积极分子，这是不是注意了政治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政治有关吧，作协直到今天才开会，陈其通的文章发表出来，黑丁同志说“这篇文章从内容到态度我都同意”。周勃写了文章，以后领导还说不让不健康的东西在刊物上发表。黑丁同志没有真正体会到党的精神，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现得很冷淡。黑丁同志在上级面前的确很听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这是好的，但太过分一点，无主见也不好。黑丁同志什么事情都管，连茶杯、沙发的事也过问，但作协的事务工作，并未弄好。对分会作家生活上的照顾也是不够的。因为整风，我只谈缺点，作协并不是没有优点。从上面情况看，作协的干部政策有问题，领导上不欢迎不同看法，而喜欢应声虫。为什么作协同志都很苦闷，领导上不喜欢有独立思考的同志，而只喜欢跟着他说话的人。黑丁同志鼓励过别人，但总的倾向如此，希望领导深思。许多人都感到领导冷冰冰，我有同感。我同黑丁同志一共谈过三次话，此外再也没有了，来这么几年是如此。一个道德败坏严重的同志，黑丁同志经常找他说，信任他。培养新作家问题，分会实际上在鼓励一本书主义，如果出名，就特别照顾，未写出来就没有人管，遭到冷视。如果周扬同志说一句话，点一下头，那就不简单。我们作协培养新生力量有成绩，但不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多青年作家临走时说“别了，几年后再见”，这些地方也希望领导深思。最后我想谈谈我个人问题，我是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因为我不大听话，每次运动我都要挨整。我有缺点：自由主义、偏激、自高自大、激动这些缺点都存在。但有的问题是学术讨论，象武汉市工人文艺方针我不同意，就被当成了重点整。1953年讨论时，我写了文章，也发过言，被压下来。到反胡风时，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被关起来了，当时罪状都是工人文艺问题，反对李尔重意见问题，没有别的。“文艺为工人服务”是毛主席提出的，也是对的。在武汉市就发展成为“为生产服务，结合本厂”、“通过文艺形式介绍生产窍门”。为生产服务有毛病，片面不确切，在执行中，有的把真机器搬上舞台当背景等等，这很明显表演生产过程。这个口号的毛病是不确切和片面，并不是全部否定。另外黑丁同志提出“所谓普及是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理论，对文艺和宣传鼓动不大明确。1953年不是解放初期，陆定一同志也提过“一切文艺是宣传，但一切宣传不一定是文艺”。只要政治，不要艺术，我们当时反对过，我们反对得不准确，把一切反掉了，但从总的方向上是对的。培养工人作者，结果如何？曹桂梅、张良相、曾宪帮等有几个能站出来的。硚口区汇演，中新评为一等奖，“千个师傅一条心”，徐国华同志花了很多力量修改出来，都算在工人账上；“电缆翻身”有一部分是冒牌。工人完全能成为作家，问题在于如何培养，引导走什么道路。现在我们翻开“工人文艺”来看，有几个东西留下来，太少了。这确是道路问题，方针问题。我们感到有些意见，不是对李尔重、黑丁同志有仇。为了党的文艺事业不同意，肃反中却把我整起来，现在弄清了。我气的是把学术问题、工作问题，说是个人问题。我认为黑丁同志李尔重同志是教条主义典型，教条主义还没有动，我认为今后工作，要根据党和毛主席的方针办事，不要把领导同志一句话奉为圣旨。《长江文艺》发表过一些不好的文章，这主要是受了教条主义影响，有许多文章不是凭质量，而是生硬配合运动，甚至穿花衣服也要配合。有的是看人，李尔重的“粮食”，排成黑体字，原因就在于此，更可怕的是稿笺上的意见，有时也变成了反革命的罪状，给人很大顾虑。另外，领导上学习也不够，讨论时不能说服人，在学术问题上希望领导要倾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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