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潘俊民, 林希翎, 才达, 张绍鸿, 段铁珊, 姜玉成
中国人民大学、潘俊民、林希翎、才达、张绍鸿、段铁珊、姜玉成“斯大林是实现民主的绊脚石。苏共对斯大林功过的三七分之说并不同意，苏共的水平不见得比中共低；中共毫无必要以和事佬的姿态出现，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把斯大林的问题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是唯心主义的。既然斯大林能利用制度，他的错误就和制度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大字报）
“我过去对斯大林的印象很好，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我也很生气，但看到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归到个人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之能产生在俄国，要按历史条件看，苏联没有典型资本主义基础，社会发展没有按规律来的，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一些封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些错误大部分受封建之害，如“三害”就是这样。
斯大林的错误是有历史根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上层建筑意识则不同。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空地上立起的理论也是个人崇拜，因为苏联是他建立的。在空地上建立的。实际上，上层建筑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的！如法国革命后斯大林这样人是不会出现的。在苏联这样的崇拜是大家的习惯。
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把错误归在斯大林个人。为什么当时一点不提而以后又一棍子打死。
秘密报告材料是很真实的，毛主席在报告中引用过。
肃反问题最严重：在“伏老”家里，斯大林按上机器，“伏老”要参加会就要打电话请示，“斯大林”召集会这些人很恐慌，不知死活。斯大林人为的制造一些事件，为社会主义建成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理论找证明，基洛夫被刺死和“斯大林”有关，又利用这事件进行红色恐布，又制造列宁格勒事件，杀党、政、军领导人，现在都恢复名誉，但人已经死也无用了。从有些老党员和领导人的信中看了非常感动人，有一位说：我六十岁人的老头受严刑拷打，在沙皇时期坐过牢，没想到却死在苏维埃的监牢里，最可耻的是在他们准备好的口供上签了名。
农业上的错误：农民生活很苦，斯大林看农业情况，都在电影上看到的，从他向中央政治局的建议要求收税500多亿卢布，但全部农产量才200多亿卢布。
军事上情况：第二次大战前，德国准备进攻苏联。丘吉尔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德国要打苏联。结果他不作充分准备，骄傲自大，结果打到莫斯科。斯大林完全丧失信心，说：列宁所缔造的社会主义完蛋了。在战地里赫鲁晓夫请示作战，要求斯大林亲自接电话，但几次也没接电话，使十几万人全军复没。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联共党史根本不是斯大林写的，斯大林传略也是他亲自改的。这些材料我们都不知道，不让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斯大林对内也很专制，甚至不次于希特勒，看‘攻克柏林’有一镜头就是斯大林在红场胜利阅兵，当时红军把法西斯军旗扔在检阅台下时，我就认为这种情境和希特勒检阅党卫军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达）
“斯大林是一半天使，一半野兽，既伟大又渺小，既是君子，又是小人，既是党的领袖，又是个人野心家。他是一手拿着宝剑，一手真理。托洛茨基最初只是和斯大林争夺权力，以后由于受到斯大林排挤才叛国，如果是托掌握了权力，两人可互易其位，托是斯大林派人刺死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员 张绍鸿）
“斯大林是暴君，是彼得第二。斯大林把整个民族都流放到西伯利亚。”（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段铁珊）
“一部分人认为斯大林的功劳是主要的，错误只居次要地位；另一部分人为认斯大林的错误是主要的，特别到后来越来越起着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作用，我基本上是同意第三部分人的意见”。“斯大林不仅是个犯了严重错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而且也是历史上罕有的个人野心家”。斯大林是“反动的”，并歪曲毛主席的话，说：“一个人……90％的成绩是产生在他的前期，仅有10％的错误在他的后期中，那么这样的人也应应说是反动的，反之就不是反动的”。接着他说：“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高、饶就是这样的”、“国民党军官在后期起义过来的都是居于这一类（不是反动的）”。继而又从斯大林的历史上去找原因，说：“斯大林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外高加索一带活动，那时他的力量不大，同时他对自己的前途应向什么方向走，还有模糊不清，但他也终于根据自己的观察，他就投靠了列宁，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的主观唯心论的观点认识了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本质”，“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专断的领导者，不过他也认识到一点，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才有可能”。于是斯大林表现得“很积极”。斯大林虽然想排挤列宁，但不敢公开活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镇压了许多“捍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同志，列宁所亲手培养起来的1500多个积极分子，被他杀掉了1100余个”，“因为……这些人妨碍他的活动”。这样做是“巩固（其）统治基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斯大林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了，不再限于国内范围，对东南欧民主国家采取殖民式的压迫政策，是造成波匈事件的主要原因，波匈人民反苏、把苏军赶出去，看来一个殖民者（德国）被赶走，又来了一个殖民者（苏联），”后者并不比前者“好到多少”。由于“斯大林使人们养成一种教条主义式的思考问题方法，把斯大林说的话当御旨圣经、一言一举都要看斯大林、苏联人的行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改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斯大林说这是反马列主义，是机会主义的行动”。最后，他说“斯大林到后来却完全变成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了”。并带讽刺的说：“好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他认为亏得斯大林死的早，否则“再迟三年，苏联人民一定要把他赶下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姜玉成的材料）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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