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7 作者：中央民族学院, 费孝通, 文汇报, 叶冈
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文汇报、叶冈（凡是在括弧里的是我在6月7日当场改的）
费孝通先生最近到江南“下马看花”，重访江村故旧，归来已是百花春深（改：气象万千），感想颇多。他答应记者的要求，愿意跟我谈一谈别（改：回）京两月（改：后）的感受（改：一些感想）。
最近知识界鸣出了极多的问题，大大（加：超）出（加：了）乎（改掉）这位“早春”作者的意外（改：原有的估计）。所以他的第一个感受是沉重。费先生说：“我对知识分子问题关心了两年，以前不过觉得知识分子有一些心曲要诉，但是想不到问题要比我所想的严重得多。”据他的估计，中央倡议大放以后。知识分子至少已经鸣出了百分之八十的意见，（改：这两个月从报纸上所吐露的许多事情，使他感到他早先的估计可能不到实际情况的一半。但是存在的矛盾，可能还有充分暴露了。）
第二个感受是整风及时。他说：“整风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要解决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所以，一切人都应当把整风做好，切不可只是趁此说说话，诉诉委曲。最近看到许多人的发言，要求是急了一点，想立刻解决问题。我看这时候要耐心，要有研究的精神，要提高讨论的质量，要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能够解决问题。”
争鸣和整风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费先生几月前的估计，所以他的第三个感受是乐观。几月前，知识分子还是顾虑重重，现在顾虑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可是已经说了真心话，基本问题也提出来了。他说：“这是好现象。要巩固，要防止逆流，要继续鸣放。希望领导上要胆子大，提意见的要细心。当然，意见难免有片面性，有情绪，这是人情之常，无须怕得。要紧的是要把意见里的任何一点好的东西、合理的东西集中起来，拿来改进工作。”
费先生在谈话中提到有些人急了一点，有些人还有顾虑，我请他谈一谈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说，“提高讨论的质量，继续放，这是我对下一步的看法。”
谈话从别京两月的感受转到具体问题。
最近，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大学的党委制问题作过一番分析和思考，他跟我谈他的心得。
费先生认为，讨论大学党委制的问题，先要注意两个前提：第一，讨论的目的和方向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而不是消弱它。尽管有人提出过不要党委制，那是气愤之言，不必当真。第二，党与非党的关系不好，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显然已不是少数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而要从制度上去考虑。
说到党委制，确有许多使人糊涂的地方。费先生说：“学校党委制本身的含义如何，它的职责如何，都不清楚。在法律上文件上也找不到任何答案。最近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更正消息，声明复旦大学的党委制并未取消，这算是一个成文的根据：党委是学校的一个领导制度。这个制度何时开始实行，以前并没有看到过任何说明，是否党内另有规定，那就不得而知了。”
最近的许多讨论也说明，学校的党政关系是一笔糊涂账。既是党委负责，那么非党校长向谁负责？党既然在学校中自成一个领导系统，撤开行政直线下贯，那么学校的行行政机构处于什么地位？谁也为这些问题做一个有根有据的答覆。费先生说：“学校的党政关系到底如何，这几年我一点也弄不清楚，所以我曾经有过一个并非意气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够党政合一，合一了事情会好办得多。”他说，脑子里产生这样一个并非意气的希望，是有它的理由的。这几年从旁观察，确实看得出一个倾向，好像不通过党员就不能体现党的领导，因此不论任何机关，都得放上一个党员。可是这样做，实际上有许多困难。首先，国家的事业发展的快，党员的数目必须相应的发展，这不容易办到。其次，党员必须多才多艺无所不能，这也不易容办到。这样做，在党员方面说，是强人所难，免强的做，做得很苦，而且不一定做得好。在非党员方面说，制度如此，明明能做，也无法插手。结果是产生了两种官僚主义，一种是党员的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一种是非党员的明明白白的官僚主义。这两种官僚主义，对国家对党的事业都没有好处，而且这类官僚主义也都不是思想作风问题所引起的。
说到这里，费先生用一段话总结了他的意见：“依我看，党不能只靠一千万党员来体现党的领导，应该把党的政策变成大家的认识，靠大家来插手。这几年，党虽然吸收了很多知识分子入党，但是还不能说熟悉文教工作业务的人，已经都变成了党的一部分。我看是相反这些（改：有不少这样的）人现在大都还是非党员。怎样把这些有经验的非党人士的力量用出来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更深一层的分析这个问题。费先生简短地回顾了一下这七八年来大学所走过的一段经历。他说，从解放初期到三反运动，高等学校主要是非党人士主持校政。这段时期的高学校是否脱离了党的领导？并没有。在贯彻党的政策的时候，是不是能痛痛快快，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这样。那时候不能事事贯彻有它的原因：一，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没有赶上来，社会主义的东西接受不了；二，某些措施不合国情，接受不了。比如院系调整，三反以前就贯不下去。现在平心而论，院系调整的总精神是正确的，要有计划的发展高等教育，自然需要改变过去大学的分布和组织，可是院系调整的具体方案，有许多是不对的，当时提出的意见，现在看来，也还是有理由有根据。有意见就有距离，这种距离在实际生活中是一种好现象，并不是坏现象。
三反以后，形式改变，在大学里推行一些措施，表面上阻碍是少了，办事容易了，但是也出了不少的毛病。顺利是顺利了，却招来了两种后果，一种情况是很多知识分子对政策措施不思考不研究，全盘照收，结果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一种情况是，有些人有意见不敢说，这回在整风里冒出来了。
费先生说：“冒出来是好事，可以吸取教训。办事本来就需要认真讨论，认真辩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一大半要靠这种业务上的讨论和辩论。没有业务上的辩论，要说改造，那也是一句空话。”
回到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本题，费先生说：现在有两个站得住脚的方案：一个方案是以校务委员会为学校领导机构，由这个领导机构向高教部负责。党的政策是通过党员在高教部，在校务委员会体现和发生作用。另一个方案是以党员和党的组织为学校的领导机构，扩大学校的民主，吸收非党员行政负责人参加必要的会议，以体现依靠群众办学。在这两个方案中，费先生赞成第一个方案。他认为第一个方案的好处较多。第一，党的政策通过学校管理机构的讨论，可以使学校的行政负责人对政策有更深刻的了解。第二，党的指示和政策只能是原则性的，经过学校管理机构的讨论，才可能定出与学校情况相适应的具体措施。第三，党员办事必须走群众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就办不通事情。
说到群众线路，费孝通先生用自己的一段办事经历作了一个注解。他说：“以解放初期，我在清华大学当副教务长，那时候，我这个教务长办事必须过三关：一是找高教部商量，二是是找学校的党员商量，三是找教师和学生商量。三关之中，如有一关不通，事情就办不了“所以那时候，我是整天骑在自行车上跑，很辛苦。院系调整以后，我调到民族学院来工作，就不必这样做了。我看党员也要常常骑在自行车上过三关才对，否则事情就办不好。这样办事，当然不容易，不简单。也不会痛快。国家的事务本来复杂得很，前几年我们是把它简单化了。”
费先生认为，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决不会消弱党的领导，相反，形势所迫，到会督促党员非去与群众结合不可。
“现在是有了一个新的问题，”也接着说：“最近我把这种意见跟一些朋友谈，大家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人肯来负这个责任。说实话，有一个党在具体领导，我们的工作好做得多，如果要自己来挑起这个担子，那就难。所以有人说，有职无权是有福气的人，有职有权那就有了责任。这个责任可不轻啊！国家的事情确实是繁重的，共产党过去挑起了这个很重的担子，做了许多好事，也难免发生了一些缺点。问题是都要自己来挑，苦处人家也不谅解了。平心静气想一想，我也要为一些党的朋友们诉诉委曲。”
费孝通先生最后说：“这次整风能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创造一个条件，让大家都来挑起国家的这个担子，把它挑到社会主义去？这需要大家冷冷静静，诚诚恳恳的坐下来分析研究问题，把人类历史上的这件大事做完。”
今年以来，费先生曾经多次描写过知识分子心上的气候感应。记者问他，现在是什么天气？他笑着说“现在是梅子黄时雨，空气似乎有点闷，心情有一点沉重，但是果子是要熟的，梅子是要黄的。让雨多下一点，催出一片新庄稼来，问题解决的如何，要看这场透雨。”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