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7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 陈友松
北京师范大学、陈友松只说一个问题，所谓旧知识分子，受王主任摧残，凌辱，折腾、歪曲、轻视的问题。我们几个人从北京大学来的，在北大教育系听说到师大一直三个不给报到，—来头一棒就不给我们报到。不知到那去，不知到师大接不接受。到发薪时知道是在丁浩川等几个党员指使下违反华北教育委员会决定，没带原薪，减了四分之一，过了几个月后领导才解决，但始终没恢复到原薪，评薪几次也一直不提我和邱先生，总是考虑别人。我想党员是战胜者，我们是俘虏，头在人肩上任你们摆，你叫我们怎做就怎做，忍辱，想到总有一天会好。当时党领导躲在后头。董先生当了傻瓜，，我还以为董先生从中捣鬼，后来才清楚。党对我们一切都否定了，还说我的书存着没有什么用，又是有毒害的，我就卖了一部分。
一次教育部还利用了我们一下，开教育会议让我们出席，我好意想同董部长谈话，而董用手招乎丁浩川说：“你来”，“这是什么人”，我很伤心，而郭老(郭沫若)却对我不同，这有个鲜明的对比，前政务院学者会是郭老主持，就亲自用汽车接我，在看戏时让我坐在他前头。
李司长检查时让我们提意见，我们讲时他很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又打电话，所以根本不重视我们提的意见。
丁浩川在系务会议上解决教育系任务时，我与邱先生提出重视科学研究，丁浩川说要重视教学，一棒子打下。
我参加土改回来，一系列打击，伹我不否认比一般同志好一些，不否认党领导的优点，我爱社会主义，恨帝国主义，恨资本主义，我自幼爱中国，愿她成为独立、自由、强大的，虽然过去受苦，今天党领导有可能达到我幼年的理想，这是我提意见的思想。
首先对我们这些人过去的资历，知识的态度是全部否定的，排课总不排到本系，到俄文系。对老教授过去专长从不过问，从不向教育部反映，我们是学教育行政，理论比别人弱一些，但解放后教育部什么资料都不给看，通过私人关系看一点写出讲稿，骑车到处去跑，坐在文化局门口等，通过政协委员我去抄。教育行政学院不把我们算做数。他们自己又很不在行，自己搞不起来也不问问旧中国几十个有经验的人，却几个进修班的去搞。为忠于过去所学的，我的办法是：你无论怎样轻视，但我日夜组织力量将苏联教育行政翻译过来，这是我最后的经验。为保存过去的东西，我把三册50万字的东西留下来，把其中的名词全部摸熟。
过去我不敢说，我内心想不过是利用我们一下，死了就算了，当肥料来培养领导信任的年轻一代，曾和我一样的一个同志说：“我们好比大路上的废石，任大辗滚碎，为别人铺路。”这有事实证明，例如努力搞资料室，但有些资料不可以看，主要是不相信我，像全国培养干部资料不给我这资料室主任看，我不知道有多少经费、人事等问题保密（一年不让我知道后来我争了。）
黄济对朱启贤等，内心是敌视的，自已有优越感。我们内心把胡克英英当虎克英，他对我们非常厉害，例如一到讲稿不对时就对老教师提意见，我们没一点好，莫非教育学讲义我们还不配写一章，还硬派一个团员来夹着。这可以汇报呀，防止我们思想放毒呀，老教师拿着李朝写的新稿子看不下去，差不多全部给他改了，但拿出来后，王主任还说是李朝的。等一出版老教授的劳动被一笔抹煞，只用教育学教研组的名义，说是党领导编出的。是不是25个人名都写出了呢？我们会提出过意见，就说我们是个人主义，不用我们的名字，我们能负责吗？
写科学论文，凡是胡克英黄济或王主任喜欢的人就让脱产去写。是胡克英的黄济的郭晋华的，则交小组会传阅。“对苏联教育理论批判”我写了一二万言交给王主任，办法可就不同了，一个字不敢，找人抄了一遍，送到教育都，一压几个月下来也不讨论，我要求刊登，王说登摘要，把我文章砍头受刑，这我就泄气了。我跟光明日报说你们登免得受别人气。我选的另一题目“批判杜威超阶级的教育”(大意如此)我也不写了，写了又得受气，受重刑，我只好搞翻译去了。
王主任的文章怎杨成功的？开过一次座谈会，我的发言对胡适的批判论点都提出来了，（我也吸取了邵鹤亭等先生意见）王主任文章是在全国各地文章都发表了以后，又在张怀先生的文章也被改了后出来的，要是没有张先生将书全搬到资料室，没我们谈的，没全国发表的文章成吗？(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但却认为是一个人搞的，我们的努力一齐被埋没了。
“教学经验交流报告”：应把王策三放在前头，另外我与张鸣歧跑了许久搞了材料，但领导上不知道，却认为是王焕勋的功劳。王主任也可以看看这是否对。邵先生文章也一直没发表。
这说明宗派主义严重，强调自己地位，打击别人，压制别人，抬高自己，这就压制了教育学教研组之学术水平，我们没积极性了，邱先生都不说话了。王主任从不注意邱先生的讲稿，不把他当成力量。一说就是用马列主义原则整理出来，这是什么样的思想压制?
在王主任领导下年青同志对我们是什么态度呢？胡克英与我们谈话指手划脚，他当副主任时我的心是战战竞竞。“你看对不对呀！”我当然说对了。一次核心组决定我领导十个进修员，并不给我介绍，是个人告我说：“胡克英叫你去领导”。一次课堂讨论，胡克英在那就不让我进去，有一次我布置五个讨论题，而胡克英告诉同学取消一题，我根本不知道，在讨论时才知道。胡克英写文章要材料就直接去我家，坐在我桌旁就开口要材料了，以后就写出他的文章了。都说胡克英了不起，我们就被抹杀了。我写的“教学原则”一文，这水平当然低，但也有些理论根据，(不同意凯洛夫的)王主任则找了毛礼锐、郭笙来谈，硬压下去，郭对我说要对人民负责，毛先生也不同意我的文章要修改。我就不写了，虽有言论自由但写文章得不到培养而是打击压制。彭主任对左学礼文章与王主任对我、对张怀先生的情况一样。胡克英讲课跟我要道尔顿制的材料，我都给他了，一个月连书也不还，一句感激话也没有，又有一次讲道德教育，要资产阶级的材料，我电话中给了，一个党员打电话要老先生帮助找材料，连上门都不来。有个人要材料真可以说是抢劫、偷稿，文章虽登出来了，我怕打击，这名字先不说。
对知识分子这样估价，这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危害全国。华东师大某主任说，凡与北师大的大纲有抵触就一捧打死，这就是迫害。
我不满意何副校长昨天对全校做的报告，不挖思想、不挖根、不诚恳。报告中对马应贤打击钟华淑态度一字不提，对李长之打击穆先生的态度也一字不提。
我们这是党的宗派主义加上人大的宗派主义，有这祸根，是双料的宗派主义。杨成章跟我说“我说话不小心批评王主任了，这对我很不利”。所以不能表现真心，杨的中等教育经验、领导经验很多，忠心教育事业，没做反动事，应尊重他，他旧学问好，中国教育史能拿得出来把他搞走对师大很有损失。丁浩川对李景春、X X英也是粗暴的对师大有极大损失。所以我们队伍在全国青年眼光中没有，他们宁愿上北大课 (政教二年级出的大字报，说教育学有十—大罪状)这十大主义我要负责，应好好负责。这问题的关键是党有没有决心使我们真正做人。
我提过了意见，边整边改，我房子工资都没改，张信来了马上批了三百元。这是两种鲜明的对比。对何副校长报告很不满意，左企云还留下来，我很泄气，没有结果不愿谈话。
但边整边改我做了些工作，例如校二要我们补课，我们组织三个报告都成功了(我的，张怀的，国务院参事的) 这没请示彭主任，若请示，过一两个礼拜也不会成功的。
另外彭主任根本不相信我们写的文章，我们起草的文章是为了向外宾宣传中国教育，文章写好了，念给彭主任听，又请示校部，教育部还不相信，说戴帽子(指小学)不要提。因为英国人不懂。批判英国的又要我们正面提出，到现在文章还不给打出来，所以我不高兴写文章。我伤心，我就翻书了，教学就照崔可夫的讲义读，不会出错，五个原则我加一个就不成。
讲多了也不会彻底改，我没信心。(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