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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机关干部右派言论

日期:1957-7-4 作者:广东, 项志润, 江涛, 刘泽霖, 张绍勤, 麦嘉泰

广东、项志润、江涛、刘泽霖、张绍勤、麦嘉泰

(江涛:广州市公安局十处治安科副科长;刘泽霖:广东省人民银行干校副校长)

新华社广州4日电 本社记者 梁福擎、黎作骥报道:广州市机关开展“鸣”、“放”后,大部分意见是有关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下层干部的福利、提拔等方面的。但也有不少是右倾言论。现将最近时期的右倾言论综述如下:

对肃反的看法

右倾言论中以有关肃反问题的最多。其中市公安局、民政局、检察院、税务局等一些单位表现得较为集中。但是有关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意见,在其他单位也很普遍。比如说,肃反的“立场是为敌人服务的”,“是惨无人道”的,“是变相的监狱”,“是祸害,是惨痛”,是“枪杀”,“好似法西斯一样”。监察厅项志润(团员)说:“假如将毛泽东当敌人拿来斗争,看他能否经得起考验。这个错误是中央搞的,反由中央负责。罗瑞卿应该撤去部长职。”市公安局十二处潘家驹说:“肃反指导思想是宁愿错一千个,不愿漏一个。”

把这些错误的意见归纳起来,可分这几类:

一、有关肃反的必要性方面,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没有必要搞全国性的肃反。一说是全国性的虽有必要,但本单位没有必要。前种廉洁的人认为“社会很安定,人民觉悟日益提高,且在机关内进行,条件和解放初期的镇反时已不相同,虽然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仍然存在,必须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但真正有敌人或是敌人较多的地方是极少数的,并不是全国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因此,对这少数的敌人只要采取重点地区的肃反斗争就可以了。”

二、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人认为缺点是主要,也有人认为应平分秋色,即成绩很大,缺点也很严重。还有人认为在中央是成绩为主,本地本单位则缺点为主。

然而,不管那种人,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论点:(1)认为当时的斗争方法是不“慎重”的,是“违背宪法”,是“残酷的斗争”。有的人否定发动群众的必要性。有些人虽肯定发动群众斗争的方法是对的,但说,“为甚么不掌握真凭实据就斗”,“何必用对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不主张搞群众性运动的人认为用审干的办法便可以,他们说:“第二批的对象不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也弄清了问题吗?如果当时也拿来斗,又不知错伤了多少人。”(2)认为当时“不应斗的斗了,不应捕的捕了”,其“根源”有的说出于“斯大林路线”有的说是“5%的控制数字”。

另外,有些人还有这样的论点,认为“70%的人投入运动是劳民伤财”。又说肃反助长了虚报奉迎的风气,一些积极分子“升官发财”了。

各单位中,对肃反提出意见最多的是市公安局。全体人员都卷进了争论。十处治安科副科长江涛(党员)还连出了十一期大字报批评肃反。目前在公安局正面意见虽已占优势,但很大程度是靠压力取得的。而且每个单位还有一些代表人物坚持错误意见。

污蔑党和反对党的领导

有些机关干部借整风的机会,在座谈会和大字报上发表污蔑党和反对党领导的言论。省银行干校副校长刘泽霖(致公党中央委员)说“共产党中秦始皇第二”(意思是像秦始皇“焚书坑儒”)。食品公司和航运厅都有干部说“我国现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党是领导,党员是奴隶,群众是狗”。铁路局有干部认为“上至高饶,下至一般党员没有一个好人”,“现在共产党的作风比国民党还不如。”市公安局有一个预备党员张绍勤露骨地说:“共产党、青年团好像三青团一样,我以前当三青团员就和现在一样。”还有些干部说,共产党腐化了,原来想入党现在也不想了。“这次整风要组织特殊小组领导(意即不要党参加),党员该枪毙的即枪毙”。

反对党领导的大者是机关内的技术人员。他们的主要论点普遍是认为党员“文化低”、“不懂业务”,是“饭桶”,不能领导。水产厅有不少技术人员说:“党的领导干部都是土包子,如果技术人员罢工,水产厅就要倒台。”他们要求“科以上的党员干部都要下台”,由他们来当。其他如工业厅、水利厅、统计局等好几个单位,也有技术人员要求党员科长下台的情况。水利厅有一个总工程师说:“厅长要总工程师来当。”工业厅有些工程师说:“无知识的人不能领导有知识的人,党员应该去搞政治、文教工作。”另有一干部说“党员是没有文化的饭桶”,主张“干部今后要考试,考上甚么就干甚么”。海运局干部曾广荣认为“新党员甚么都不懂,应调出去;老党员有功劳,应给他们一点钱去休养”。工业厅工业研究所一团员麦嘉泰说:“中央应由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这对执政党能改正缺点;机关内的科处长应轮流当,这也有好处。”省文化局有些干部也主张组织民主党派联席会议。

还有一些言论是歪曲党的方针政策和攻击目前我国政治制度的。城市建设局连续出现了这样一些言论:“当前一切矛盾都是党的方针政策搞出来的”、“三反、五反实质上是剥削群众”、“公私合营不对头,现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都降低了”。民航局有干部说:“改造资产阶级是杀鸡取蛋。定息如苏联贷款一样,不算剥削。”监察厅干部陈识认为目前社会上有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的意味。他说:“现在除有一般干部、领导干部之别,还有老干部、新干部、留用人员,分成不同地位。市机电局工程师朱非禧对选举法表示怀疑说:“候选人自己也不认识,选举是变相任命,这样的选举有无均可。”

来源:1957年7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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