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0 作者：高
高我是个老报人，脑子里受旧社会影响、毒素很多。年青的同志都说要向老报人学习，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值得去学的。以我个人来讲，从小就受封建教育，稍大些又受资产阶级教育，致于无产阶级教育，也只是近些年来才受了一些。过去，我主观上自认为自己很进步了，自己是拥护党的，但遇上实际问题，就常常离开轨道。因而，向老报人学习，是要仔细考虑的。
在上一次会上，我的讲话是有问题的。另外也有些同志反对列宁对新闻所下的定义。我认为新闻是有阶级性的，可是在其他方面我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我对我国宪法的认识，我把我们的宪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等量齐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虽然我不是存在什么恶意，但对党和国家来说却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是我感到痛心的一点。我们要在这时，把我们的言论同右派分子的言论区别开来，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也和张恨水先生一样：反对唱对台戏和小骂大帮忙的说法。希望同志们帮助我，同时要求党来教育我。在党的教育下，不至再受右派分子的影响。
我本来要讲的题目是：“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及其相互关系”我以为新闻至少有四种属性：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现在我就这几点做一些说明。
我真正地体会到新闻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打算找一张没有阶级性的报纸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报纸为资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报纸为无产阶级服务。例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都是为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所谓“超阶级”“纯客观”只是欺骗人而已。解放前在中国，如当时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都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另外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日报”号称不问政治，其实也是为反动派服务的。其他象“大公报”“新民报”表面上是为众公服务，其实也是为反动派帮忙的。高集同志曾讲过张季鸾是帮助蒋介石说话的。每一张都报纸是有其阶级性的我们要使报纸离开阶级性，是违反人民意志的。由于这个原因，列宁把报纸的任务规定为：“报纸的作用，并不仅限于传布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莫洛托夫把报纸的任务即把苏维埃和党的报刊的基本任务规定为：“报纸应该真正成为领导一切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力量的事业的党的意志的表现者和喉舌。”周扬同志在“反对客里空作风、建立革命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中说：“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观点。”1947年新华社总的“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一文里说：“阶级立场是一切的根本，立场正确了，作风才会真正正派起来。”新闻是有阶级性的，报纸必须有立场(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立场)这一个认识，我以为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是一件天经地义的重大事情。如我们不懂得新闻的阶级性，即不懂得我们的报纸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就有把报纸导向右倾的危险，例如：储安平一度将“光明日报”拉向右倾，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模糊了报纸是有阶级性的，用旧的资产阶级办报的方法，来办“光明日报”。当然，这还有其他的原因。
对报纸来说，不能只要技术而不要政治，“技术第一，政治第二”这是反党报纸的口号。强调并重视报纸的技术，而把政治放到第二位，就会犯政治上大错误，在技术上也会犯错误。例如上海文汇报就是犯了技术第一，忽视政治的错误，在编排上犯了错误。解放日报的社论说：“政治与技术”“对于报纸来说，如果政治立场坚定了，技术的进步是可以求得的，……技术第一，政治第二是反对党的口号，结果在政治上会犯错误的，在技术上也一定走上绝路。”
下边谈谈新闻自由问题：新闻自由不能与阶级性分开。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目上有新闻自由，其实新闻自由只是帝国主义者的一种谎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如果记者写了新闻、评论，违背了资本家的意图，那就会被革职开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进步报纸也是采用种种手段来迫害的，例如美国工人日报受到美国特务机关的无耻的迫害。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新闻自由是对人民而言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阶级性的。
新闻的真实性是衡量报纸本身价值的尺度，是加强宣传效果的最重要的要素。陆定一同志说过：“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导。”他又说：我们的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实事求是，而且尊重事实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那怕装得很象“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见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在“党与党报”的社论中说：“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又解放日报在“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中说！”如果我们的报纸是实事求是的，把真正好的说成好的，真正坏的说成坏的，有一分说一分，有两分说两分，那么读报的人就不会在工作上走错路；反之如果我们的报导错误，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或者报导有了夸大，把一分说成两分，把八分说成十分。那么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有时甚至发生很坏的影响，影响到报纸工作，也影响到报纸党的威信。
但是真实性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味过分天真的真实，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绝对不愿意其报纸新闻是真实的，造谣、挑拨极尽其能事。社会主义国家报纸当然是不愿象资产阶级报纸那样造谣、挑拨，但在敌人方面，由于某些事实的报道可能是对敌有利，对人民有害，这时就不能把真话全说出来。在绝大部分场合中，我们需要对新闻的真实性施行保密，例如我们的部队情况，建设情况等，如果这些东西被天真地报导出来，将给敌人只有利的刺探我们情报的好机会，例如，“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有一日兵士被杀，我在是简略地报导了，因为太详细将会使敌人知道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胡桥木的“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一文中说：“我们所要宣传的是真实的事实，但是过于热心表现，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上，却反会使真实改变为可畏。”对敌人忠实，就是对自己自杀。
新闻的时间性就是使报纸成为报纸而与杂志、书刊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群众所要求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
(甲)新闻的发表要尽量的快；
(乙)报纸出版要尽量的早，送报也要尽量的早；
“解放日报”在“改进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纸”的社论中说：“迅速和准确是今天紧张的宣传斗争的生命线。”1946年1月13日新华总社在关于1945年工作总结和1946年工作的指示中说：关于时间问题不能只看做技术问题，而应看做是政治问题，常因时间之差，影响政治上的主动或被动，一条有利于己，有害于敌人的新闻，先敌方发表，可以加强人民的积极性、战斗性和削弱敌人方面的宣传力量。但是有害于人民的新闻，有利于敌人的新闻，就不一定要快，快了就出毛病，就是错误。在一般情况下，新闻要争取时间性，就是要抢新闻，在特殊的情形下，则时有例外。
新闻的趣味性是群众表现得极强烈的要求。趣味性可增强报纸的宣传教育上的力量。有人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不注意报纸的趣味性，这是不正确的。加里宁在“要写得真实和有趣”一文中说，“如果你们要想你们的报纸不枯燥，要想人们高兴读，就一定要深入群众的生活的那些事件的心中去……要使报纸为人们所爱读，使人发生兴趣，必须使每期出版的报纸发生那样的作用，从早晨的闹钟一样，立刻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来，……只有依据生动的事实，才会有生动的报纸”加里宁在“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一文中又说“照我们看来，有兴趣的事情是不少的，现在的农村不是从前的了，那里发生着很有兴趣的过程，经济的，文化的，也有心理的。”
只有从生活中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有趣味的，然而资产阶级报纸的趣味性是黄色的，低级的。例如过去上海的时事新报，新民报，申报所刊登的趣味性的东西，都是些黄色的诲淫诲盗的东西。我们的报纸是需要趣味性的，但是与资本主义报纸的趣味是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趣味性是健康的。
最后我讲一讲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之间的关系。
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和地位并不是相同的，而是轻重不一致的。阶级性是主要的，是处于领导地位的；而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是次要的，是服从于新闻的阶级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却来掩饰这一点，例如美国的“每日晚报”和“纽约时报”便是，这种页数很多的报纸，大量刊登黄色新闻，它的销路很大，用黄色新闻把美国人民的阶级斗争掩盖起来，把人民的注意力引到别的方面去。
因此，新闻的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为阶级性服务。遇有矛盾时，三者都服从于阶级性。
新闻的阶级性是绝对的，新闻的真实性、时间性和趣味性是相对的。
我刚才讲起我已经彻底承认错误，我在这方面正在检查。这个情形比较详细，这里没功夫谈。
首先说明我的关于宪法方面的讲话，不是在“九三”讲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学院”谈的。社会主义学院要我发言，我没东西好讲，听到好多人谈宪法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概括起来了。
关于储安平影响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我不是说阶级性是唯一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有别的原因，我原稿上有，因匆忙没有讲。我把阶级性方面做为原因之一，它有很多原因。
文汇报问题，徐铸成先生前天说过文汇报太重视技术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引证了解放日报的社论：例如办报人把技术作为第一，政治第二，错误很严重。文汇报犯错误的原因很多，究竟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文汇报正在检查。
关于新华社怎么办的事情，报上登的和我讲的恐怕有出入。错误一定要承认，声明一定要声明。上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社长也讲起新华社走什么方向问题。休息时，吴冷西和我谈，我根据中国是个大国家，大国应该有大的通讯社，强国、大国都有大通讯社，如英国的路透社，苏联的塔斯社，美国的合众社等。我们在世界上有力量，要成为国际标准的通讯社，这并不等于放弃国内通讯。吴冷西说：成立有困难，经济没问题，人没有。我说：人也可能有。这并不是“分庭抗礼”，另办通讯社，不接受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在国内方面，比方在科学院，科学新闻很多，原子方面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可以办一个通讯社，并不是不要新华社搞国内新闻。
我还是相信，新闻内容是有阶级性的，编排是没有阶级性的。编排属于技术方面，好比刀、枪、炮，人民来用可能消灭反动派，反动派可以来对付我们。编排也是这样，比如铅字、房子是没阶级性的。他们可以这样排，我们也可以用这样排。我并不是不承认错误，错误要承认，真理要坚持。(新闻与出版，195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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