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2 作者：云南, 钱德山
云南、钱德山新华社昆明12日讯 云南省计划委员会长期计划处党员干部钱德山(1954年入党，今年才从人民大学学习回省)在省计委的干部大会和支部大会上先后发表了系统的反党言论，下面是他反党言论的摘要：
整风方针，在领导理解方面是有片面的，整风在计委开始已久了，正式表现劲头大是这两天，以前是没有声息，全国风声很大，云南风声很大，而计委风声不大，也许是副科长以上干部的声言宏亮。
我认为对“严肃认真，和风细雨”的方针，计委领导思想有片面理解，表现劲头不大，认真不够，开始时过分强调“和”与“细”，好象无风无雨，因此形成缩手缩脚，是否有点右？
也缺乏具体措施，最后提的意见多了，解释一下“绝对保证”，如无措施绝对会变成相对，原来连步骤我们都不知道，最近才安排了一个礼拜的活动。
机关有宗派主义，特别对党外较严重，部分处长有职无权，高鹏云同志是正处长，打一个表格都不能决定，还要请示史处长。过去综合处是个“门市部”就反映这问题，物资处工作要找张处长(在负责机关整个工作以前就是如此)，不是党员的领导很突出，不给他行使职权，李处长要请示张处长，是不是那个处长的脑袋大一点，可以比一比，不见得。似乎党员处长高人一等。是否宗派主义可以研究。
科员办事员无职无权有责，作一个干部应有责，但也应有权。搞错了，你这个小子，就是你搞的！科员办事员形成了领导的“附属品”，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这就是不平等，不是工作中的同志态度。由于党员负责同志包办太多，使部分处长无权，特别非党处科长更为严重。张、史在暂代行付主任职责以前，是超职超权的，建议：工作职权应划分一下，要缩小集权。
权威以前我就说有，表现明显的是史烽、张鹏两位同志是权威人士，说人士不好听，说权威同志好，很多同志说这是根据史处长说……等等。发展马汉品时，史烽说：“发展了马汉品就轰动起来了！”
跟着的是人云亦云，把鸡毛当令箭。这是形成不能发挥积极性的原因。
特权表现两种形式，政治上高人一等，经济上先入为主，副处长普遍提高两级，大权掌握在手，先入为主，老子天下第一。
提拔副处长，处长我有意见，李钟俊没有提拔就是宗派主义，可以比一比，李副处长知识懂得多，比张鹏懂得多得多，工作细致、认真，是负责的，对党交给的工作忠心耿耿，这不是德是什么？党员也有缺德的，张处长的作风，同志们也体会深刻(后面还具体讲)。
特权思想虽体系不完整，但波及面很广，特权思想实质上是工人贵族思想，是不是提拔了好大家都是领导干部，不说逆耳之言的是好干部，培养有望，说逆耳之言的，嘴上不说，至少心中就说是坏蛋，这看法可能有点唯心主义。
领导在群众面前(包括党内党外会议和学习上)，从来没听舆论过是不是处长就没有思想，总是以为我是处长就没有思想问题，我有本事，我给你解释解释。
我认为通过整风应该废除特权，缩小权威。
人多少下乡，看档案不谈思想。下乡是指下去和同志们聊聊。这工作在历史上一个人也搞了，现两个人搞，光看档案，不谈思想。档案是过去的不是活的。
思想方法上资料少，猜测多，一听到一点就是有问题，就像侦察员有一点线索，就分析有几个可能性等。
鸿沟是有的，第一种形式表现在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同志把个别同志的缺点拉到党与非党界限或阶级成份上认识，缺点谁都有的，党员也有，如某个同志不是党员而有思想问题，就从分析他是地主出身，不是偶然的等等。伤害人家的自尊心，不能解决问题，唯成份论，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重了问题，党员也有嘛，为什么不拉到阶级成份上讨论呢？当然有些应当谈成份，因为阶级意识会影响人。
第二个形式，对部分同志以冷淡代替关心，政治上是冷淡的，是令人难受的，虽然有些领导找人谈谈，好象作客，首先就没有当作知心朋友。
第四种形式：人有感情，就应有知心朋友，知心朋友说重了一些，也会接受的，党与非党在作知心朋友上就不够，好象我是党员，你是我工作对象，这怎能作知心朋友呢？
第五种形式：不论党内党外，缺点盖住一切，看不到好的一面，这不能不是片面而论。
第六个形式：有时注意了一下(中央省委指示了以后)，但只注意少数人，注意广大一般非党干部是不够的，这是一种偏向。
党群关系，虽然有团的组织、行政会议等等，但机关没有这条制度能经常互相谈谈，加强联系。
根据党章、团章规定团是党的助手，在我们机关我是有意见的，存在了“五不”，第一个不，是不重视，认为党员多，团员少，团员可有可无，虽未说过，但实际工作中怎样领导，怎样关心团呢？即可看出。
第二个不，不了解，不了解团员在各个时期的要求，究竟我们机关团有无特点呢？特点是要求入党嘛，为什么不关心呢？
第三个不，不运用，由于不重视不了解而来的，大的运动与团商量工作争取协作是不多的，肃反也是如此，反正是一般，都是一样。
第五个不，不够独立。肃反时派党员张敬忠、刘金龙、杨慧萍去当团小组长，反团员小组长变成副小组长。天哪！我认为团员是可以独立工作的，团章只规定了党的青年委员当团支部书记，就没有规定党员去当小组长。去后是否真的起作用呢？这些同志并不是共青团员的标准，标准是团章规定。
机关肃反时间过了很长了，影响很大，说明有缺点，很多人感兴趣，我也有兴趣，这兴趣有些是从真理感来的，人总有真理感嘛。大概有三个方面的缺点：
第一个问题，把反革命分子与思想问题混为一谈，两类矛盾混淆不清，两个范畴在领导思想上不明确。
1、舆论等于流言蜚语，不承认还说是右倾，我看你是有点“左”倾吧。
2、个人主义情绪等于反动行为，我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干部中的反映，不是反动行为。
3、对领导有议论不满，等于是挑拨离间，反领导，你领导有缺点，我才不满嘛。
4、知心朋友谈谈，玩在一起等于反革命集团，我们机关在肃反上就是这样追的。
5、思想问题加成份等于阶级仇恨，我也这样说过，但我也是搞不通的，但在压力之下，只好说吧，今天我收回。我们领导的加法很好，家庭被斗就变成杀父之仇、杀妻之仇，仇何其多也?
6、历史问题等于现实问题，有些同志在学校里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已交待，仍当现实问题追。
肃反问题是教育，但不是把这些同志的思想在肃反中斗一斗就等于教育。
因为混淆起来，机关怀疑而大，当时看来是好人不多。原因是领导思想不明确，两个范畴不清楚，当时毛主席两类矛盾还没有讲，这可以谅解，另一原因是平时不了解，材料不多。这样整，我认为是不对的，因此今天很多同志不满。
1、对敌斗争总得有点艺术嘛，不能幼稚，法院都不以供为主，我们有追供逼招，以供代实的现象，追的真是要命。不承认就是不老实。过去包老爷权力很大，先打后问，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包老爷。逼出来的不是真实的，信不信材料在，可以去查档案。
3、缺情欠理，形同审讯。凡事要合乎道理、逻辑嘛，明明有理，不相信，张力活力很大，拍桌子，我没有当过人民陪审员，但我知道法院不是这样干的。
4、论人行道。有些人是处长、党的负责同志有流言蜚语，就不问了，肃反不能认人行道，要么一视同仁，我有意见，后来使人有副作用。上海副市长，比我们处长高同级也是反革命，所以不能论人行道。
第三方面的缺点是：后而不善，论而无结，错而不谈。
后而不善，搞错了要交待，苏联还恢复被错搞同志的名誉嘛，我们机关为什么不作，为什么强调克服付作用呢？
论而无结，结论一直没有交待。
错而不谈，既有缺点，就不谈，应向全体干部交待。我们机关历史上对一个同志总是有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现象。
群众路线存在的问题，表现在：
1、不关心群众，不论政治、思想、生活都不关心，思想问题算总账，有些同志工作很苦恼，如李允端在综合处处长有事就抄抄，很苦恼，一个人没工作比没饭吃还苦恼。另外生活上吃饭、住房等管的很少。
2、不联系群众。领导在住的问题上是分居远离，跟一般同志很少联系，同志害流行性感冒，处长就没有去看看，是否自尊心过强。
3、不相信群众，让群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近还好。凭良心讲长期处还好。有些群众看作群盲了。福利、评级往往领导决定，如对毕道霖提两级，大家不同意，领导们决定。领导不是皇帝，皇帝是金口玉言。
我认为形式上民主，实际上是不民主和少民主，有些事交大家讨论后就成泡影，谁知道？天知道！
发挥工作积极性，认真讨论有几次？开口布置会，我最恨布置会了。
经济上不民主，公布账目几次？伙食团公布的太简单了。街上鸭蛋一角二，我们一角三，我很怀疑，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则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法则？
没有机会讨论，行政会处务会研究工作，党团小组会总有任务。
1、对象不全面，老是那几个人有问题，尤其是党外的人，其他同志是否没有思想问题呢？特别是领导同志没有思想问题我也感到奇怪？柴匡国就很骄傲，张鹏作风就不好嘛。我可以肯定，在我们目前社会中，个人主义是存在的。
过去对周哲的态度，我是有意见的。团小组、行政会到处批评，去开计划会议又被白一平同志批评一通，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落井下石。
思想工作公式是“持久战”＋“运动战”＋“闪电战”。
持久战，有的同志今天发现问题，不解决，慢慢的等待。这是持久战，是消极的。
运动战，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小组会，支部会、行政会整。
这样的方式效果不好，是可以想象的。
我曾说过，机关有一股风，提的意见改的不多，这股风是昆明的春风，干燥得很。吹得人满面是灰，使人厌烦。
群众提的意见没有下落，不对可以解释嘛，不解释但又检讨，自我批评得体无完肤，我对张处长八大发言就有意见。我给作了一首打油诗：“会上凯歌宏调三千曲，会毕雷止雨小云九霄。”
这是我针对不改的现象作的。也是针对我自己作的，不改正缺点以行政令命建立威信，在任何时候都办不到。
本来领导应有工作的，但在计委有些领导不干具体工作，只作原则指示，公文上只批××阅，××办，××联系等等。这样批公文我也会当处长，任何同志也会当处长，不相信可以试验一下。这不是革命的办法，你叫别人提意见，你自己有没有意见？
计委处里工作建立不起来，尤其是综合处、长期处，综合平衡问题很多，我们也有困难，领导也知道，为什么不抽时间大家研究呢？只跟处长研究，处长也只有一个脑袋嘛。群众的智慧当然是丰富的。
1、知的标准，我们机关的标准是对领导的态度如何？规规矩矩、服服贴贴，没有逆耳之言，领导上认为是好干部，反之就不是，如程延凯、周启明、李起都有一套能力嘛。老老实实的如管国昌(这个同志很好，我不愿挫折他)，没有能力却拿去当班主任，结果意见纷纷被迫改选。
量的标准是“唯级别论”，级越高德才越多。这是一般可以如此看，但有些同志级别低，但德才不一定低，可以比一比。但只认为十八级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
“唯级别论”不能对干部一视同仁，而是分别对待。级别高的同志权利多，义务少。那些多呢？多听多看(处长可以组织生活不过，请假去看电影，这可以问健政民，他就多看了一次嘛。)多提级、多补助。那些少呢？少作具体工作，少负责任，少受批评，少值班，少汇报思想，少接近群众。(这不是所有的)这是一种宗派主义在党内的反映。
第二，屁股是跷的。有的处长比科员高一等，骄傲自满，很可怕，如周映华就怕柴匡国，党员处长可以不参加业务学习，如史处长就很少参加，我看一般同志比处长在有些问题上懂的较多，没什么可跷的。谈思想问题，谈看法，认为自己是处长，天赋正确性。开会最后发言，作总结。这些现象是不太平等。
行政会往往无中心，很乱，谈正题不热烈，谈吃的、穿的津津有味。言而不交，交而不争，争而无鸣，议而不决。这样，问题就不能深刻，提不高，建议可以理论学习的风气展开争论，以求得较深刻的结果。
我们机关是可以言的，另一方面有缺点：
言者有两种压力，一是舆论压力，一是领导分析压力。往往意见提得多，总会舆论这个如何如何。一提意见，有时领导总会联系到这个人的缺点来分析，如在分房子时说，我在其中搞鬼，真吃不消。这些就是压力。
言而无效也是种刺激，积极性受挫折。
是否无罪，一般是无罪的，但有些问题是名上无罪，暗中有罪，有罪必惩，明上不惩，暗中必惩，乘机结账，负债重重。也是官僚主义的巧妙办法。有些同志一闹思想问题时就乘机而来。
闻者有戒，变戒为矢，以矢还人，变戒为墙，以资防御。
对我就是如此，肃反时有流言蜚语，这就是好机会。一些同志对领导提意见后就有了隔阂，变成墙。
关于党内整风，有几个问题想了一下，谈谈自己的看法：
肃反问题：既要肯定，又要否定。成绩也有，缺点错误也有，突出的问题是：我认为在肃反中采取的手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机关里的同志对肃反感兴趣是有原因的，这正暴露了我们的缺点。
有些手段不合乎对待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办法，更谈不上对国家机关干部，如为掌握材料采取搜查的办法，对范乐均翻箱倒柜，我当时就不主张，但无法干预。对被情绪者上下班、吃饭、大便都有人跟随，叫“跟踪追击”这种手段也可以要，但不能这样，这样的方法是幼稚的，真是一个反革命，这样也观察不到。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这叫侵犯人权，对人身自由，我不想解释，大家知道，只要不违反宪法，都应保护。
对李起以行政命令迁居。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是有居住自由的。
我在这里申诉，因为肃反的政策毛主席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的领导人员没有对犯法行为作过检讨，这应予纠正。是在什么人的思想支持下做的？应根据法律和党章处理，执行的人也可能不懂法律，应受到教育。
这首先说明了我们这些同志官僚主义的作风太大了，一种是事先不摸底，不了解情况。还有一条是官僚主义有一条法宝，目无法纪，也可以说违法乱纪。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同志思想不健康，手段粗暴，实际上这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作了愚蠢的事，另一原因对新鲜事物不关心，不管宪法和党章，就干起来了。我希望党组织和肃反领导人员在整风中应交待清楚。对就对，错了就检讨，共产党道歉也不是没有的嘛，中央机关就有。这是由于思想专横所致。国务院17条职权中没有计委干的侵犯人权这一条职权，建议这些同志多学习学习。(王甸)
来源：1957年7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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