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9 作者：[待确定]
据中国国家机关党委整风办公室反映，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曾彦修（简历：男，38岁。1937年在四川成都联合中学读书，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共产党。1938年至1948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任助教，中央政治研究室作研究员，中央宣传部干事。1948—1954年春历任新华社总社评论组组员，广州南方日报总编辑，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长等职。1954年调人民出版社任现职。）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发表了许多反党言论，本刊75期曾介绍了他对该社“黑板报”记者的谈话，现将他在另外一些场合发表的言论摘要介绍如下：
曾彦修说：大家揭露了缺点，我们一定要解决。
我们支部的问题是严重的。
国民党1927年取得政权，“九一八”时人民就喊打倒他们的口号，我们取得政权现在7年，虽然还没有到人民喊出打倒我们的地步，但已有许多人敢怒不敢言。墙这么高，实惊心魂魄。谢和赓说：“整风才数日，胜读十年书”，我有同感，这次整风较上次更为进步。
解放后昏昏然，我们都受这种影响，继续下去党就要变质。人民出版社目前许多是从宗派主义出发，有许多缺点我们自己没感觉到，问题严重就在这里，大家提到的两位党员副主任，在党内我曾批评过好几次，但是没有彻底，就此算了，考虑问题总离不开他们的资历，照顾他们这样就会使部分党组织腐化。
胜利后国民党回到南京、上海，大搞其“五子登科”，一两个月就威信下降，我们党虽不象国民党，但入城七八年来，已有类似迹象，我们受到了功臣思想的腐蚀。这种思想很见不得人。
在同志们帮助下，我是相信绝大多数党员有信心改进。
“入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虽然共产党出山后，泉水还是清的，但部分觉悟较低的党员，包括我在内逐渐有浊了。正如孙正同志说的，在香山时我们同吃同住同工作，相处没有隔阂，现在不同了。也许，要求恢复到以前那样艰苦的生活水平不可爱，因工作性质不同，也许也不必要，但大家生活接近一些，不也很好吗？
请大家相信，我们一定有此决心来改正，对于一些歪风党员同样也有人不满意。但以为天下如此，因而没有坚持己见，如今，在同志们的支持下，我相信一定会改正的，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克服缺点的工作是好做多了。
目前有些问题，可能一时不能全部解决，因为解决问题要时间，要我们很忙，但决心无论如何是有的，力量的源泉是中央的指示，同志们的推动和自我斗争。
现在看来，很明显，冷冷清清虎头蛇尾是下不去的，同志们对党爱护的热情，实使我感到，尤其是彭世桢和谢和赓两同志的发言，令我听去特别亲切，当然，其他同志发言也很好，也应引起我们注意。
有些问题的处理涉及较大，要上级批准，一时恐怕不能解决。
曾彦修说：对出版领导意见很多，三天也谈不完。
缺滥是否存在？陈克寒同志谈话精神是和人民日报社论不符的，他主要是说成绩。最近出版局讨论，对“又缺又滥”还是“有缺有滥”，很感兴趣，我认为没有必要。缺滥问题，相当严重，慢也很严重，一本书出三、五年，尾大不掉，老牛破车。
满清一些学派，埋头考证，写不出巨著。我们若干年来埋头干小事，对教条主义却不管。出书很“泛”，不深钻，大家谈青年修养、养猪。
我们长期看不出整个出版界的方向，只看到教条主义，盲目崇拜苏联的情况存在好多年。很少谈到我们中国的文学……，而只能看到把我国所有的编辑、印刷、出版的制度一套彻底打垮，编辑只做些改标点、改阿拉伯字等。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不翻，把过去的翻译一套也打垮。书评是抓小辫子，真正严肃的书评很少。我们虽未百分之百地搬苏联，但出版、发行的一套比苏联做的还硬，苏联的优点，我们却没有学。这几年来在出版工作中没有明确的方针。
希望出版局开一个民主大会，开一个星期。体制问题不要老限制在现有一套，可以办同人出版社，目前愿搞的人很少，但可以提倡。
不能因纸张不够把几十个学报停刊，甚至可以少印马列主义。一些专门刊物内容是不太丰富，但不应随便砍掉。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
曾彦修说：目前各单位群众情绪高涨，是一天都不能等了。大家认为我们不响应中央整风的号召。所以，要分批等待，不好办。
要学习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党内外合组一个领导机构，人民出版社已经组织了。因为要解决矛盾，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是否妥当？
关于稿费问题，我建议把草案公布在报上，让大家来讨论。有些人认为稿费高了，有些人认为低了，已闹得满城风雨。我们把帐公布出了，让作家、文化工作者提意见，看看能不能提高？
5月2日人民日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也参加了，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我的意见。可是把我的重要意见删去了。我的发言，首先是批评中宣部的领导，其次是批评文化部的领导。出版工作在“二百”（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前，是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的。这几年文化部象是曲艺部，谈来谈去是戏剧曲艺问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什么时候谈过国家的根本文化方针呢？也没有听到宣传部有什么系统的意见。国家把出版看得太不值钱了。我在下面工作过几年，觉得在大、中、小教师思想改造的时候，指导得很具体，很正确。但在出版工作上就不同了，好象不大管。（要申明一下，我不是对领导同志有意见，我对在座的领导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工作上有意见，是另一回事）。5月5日是“出版节”，可是参加“出版节”活动的只有新闻工作者，其实可以改成“新闻节”。在地方上对出版工作更是不大管，我在地方上工作，也从来不管出版工作，现在我多少尝到这个味道了。我们出版局的工作，不能一天到晚讨论纸张，指标，而要转移到更重要的方针政策上来。
学习苏联问题。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要具体研究一下。我去了一趟苏联，觉得他们的机构和制度是落后的（我不是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反而反苏了），是一套束缚思想的、教条的东西。我们现在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而搬来一些不符合“二百”方针的大一统的作法。苏联出版东西是很慢的，定稿后一年半年才能印书。我们是“百家争鸣”要快，不然，过了一、二年作者又是一套意见了。苏联的编辑工作只注意一些技术问题，这也是不适应我们“二百”方针的。为了贯彻“二百”方针，出版局的机构要彻底改造，消极改造恐怕不解决问题，不要零敲碎打。
毛主席提出的90%的高级干部反对或者不赞成“二百”方针，我起先想自己大概不是，因为我参加了不少座谈会，写了一些短文章来反对教条主义，拥护百家争鸣。可是现在检查起来，一接触实际，总给“人民出版社”的牌子束缚着，不戴一顶马列思主义的帽子，没有马列主义词句外衣，不能进入人民出版社的门。所以，我只是形式上同意了，实际并未同意，要划起来是在90%以内的。我们当然不敢公开抗拒中央“二百”政策，但实际执行结果，由于水平底，而是属于90%内的。现在划进去，思想也通了。
总之，出版局应该从根本上来考虑问题，支支节节不能解决问题。
曾彦修说：几年来出版局工作是有成绩的，如建社、私改（当然有些缺点）、处理黄色书刊，注意通俗读物、课本的出版等方面。主要的工作是偏重于组织方面和通俗化、普及化方面。现在我来谈谈对出版工作的意见：
解放后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前，我认为在出版方针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纸张分配不算领导，如果我们向百货公司买纸，照样可以出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前，中宣部从未正面指示出版方面应出什么，也没有反对过教条主义，对社会上消极的现象也没有批判过。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 连环画，没有真正的出过一些有份量的东西。似乎国家就是靠着这个来吃饭。过去出版局的总结上的成绩也就是这些，对于我们的文化怎样、科学怎样？没有方针。在反胡风后又突然更加紧缩了，如曾经说过古籍书只出皇帝的禁书，那还出什么，只好关门。
中宣部几年来，对其他方面的事情，甚至是小事情都很重视，但出版工作不在其内，似乎张三、李四谁都可以搞出版。实际上并不如此，整个国家的科学、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都反映在出版工作上。
文化部的领导，忙唱歌、跳舞、做游戏还忙于不过来，当然轮不上出版。出版并入文化部，也是学苏联的体制，其实完全分家是可以。没有这个部、局照样可以出书，包而不办，有什么用？如：在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报告后，部里马上抓紧出版社开会，结果大冒特冒，其实这个会可以不开，毛主席的书我们不会不出的。又如：大公报、光明日报为什么要交文化部领导呢？实际上又管不了。出版局本来很难做很多事情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专家，但就是方针任务，也管得不多。去年局里搞了个12年远景规划，召开会议讨论，我对这个计划很有意见。因为其中第一要出马列主义，第二要出社会科学……而文艺、科学技术都没有了。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这种草案使人没有发言的基础，也损害了领导威信。此外，出版工作去搞一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1954年底，我报告人民出版社1955年的选题计划时，说准备减少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洛峰同志就批评说：“不要搞反小册子主义”。现在这一类小册子还是很多，过去搞七、八年出版，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
难道说出版局认为这种现象是正确的吗？
出版局的领导上没有考虑方针任务的问题；对下面的一些新的意见有些“怕”。而在小事情上却管不了不少，有时管得也不对头。如列宁全集的烫金问题，出版社开了好多次会，五种全集800多两黄金， 银行也答应了。“宁”字的简写问题也和胡愈之打过交道。这些事出版社花了不知多少心血，但出版局发通报说这个不符合节约的原则，结果第一卷是烫金；而第二卷改为烫铜了，非常难看。想到这里真是要流眼泪，现在第四卷又要改回来，简直是弄得啼笑皆非。
总之关于出版的方针问题，希望中宣部开个会研究一下。
关于检讨问题，文化部个别领导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文化太少，武化太多。我过去检讨写得不多，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检讨了一次。因为出版了恽逸群的“蒋党真相”，陈克寒打电话语气很不好听，金灿然也要检讨。一次不够，说不深刻还要重新检讨，不知道根据是什么？难道是“武化部”吗？又如我的检讨到了中宣部，不知那位在上面批语说：“违抗领导”。其实这本书的出版完全是一个误会，根本不是明知而故意违抗的。
关于学习苏联问题：
我认为过去学习苏联是有偏的。可能有成绩，但表现在那里？是不是专业分工，出、印、发分家以及一些编辑人员注意技术小节等都算成绩呢？我以为不是。反之，这些却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如计划发行算不算成绩呢？象现在这样一调查就是七、八十天，也不见得好。总之我暂时还看不到具体表现出来的成绩，这方面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很厉害。如果说成绩，那也是“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现在还说服不了我。
另外一方面，对过去出版工作经验，好象又一股脑抛弃了。很多老同志，搞过生活书店的，也把老传统忘了。韬奋同志的好办法忘了。旧的一概抛弃，似乎也很片面。
在莫斯科的时候，金灿然同志曾向我说要给人民出版社聘个长期的苏联顾问（张部长、黄洛峰同志说部、局并无此意），这种想法我感到奇怪。我们自己搞了九年，难道非要聘个苏联专家不可？眼睛只相信外国，似乎莫斯科来的任何人都比王子野、曾彦修好。部里过去曾聘苏联艺术出版社的负责人谢维林，谈过几次话，结果什么也没有谈出，只是讲了一些如何赚钱的问题。我想，如果要聘专家，就先撤曾彦修的职。中国应该怎么办？要彻底考虑，中国的特点是在“二百”方针基础上来考虑出版制度，而苏联是不同于我们“二百”方针的。
现在我们和作家的矛盾最大的是：1、书出得慢；2、编辑的工作方法、编审制度要改进，有些关门。目前书出得慢，民愤很大，1956年在采取了许多措施之后（如外调印刷），还有三千万字的发稿未能印出。总之我们要适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要求，从领导到机构都要彻底研究改进。
现在的制度使得书店也没有办法，尽管我同情他们，但意见也很大，书店经理的确很难做。
对印刷技术材料的供应问题，这是批评出版局的。印刷技术进步太慢，拿京、沪两地来说，也不一定比其他省市好多少（如贵阳的一种杂志印得不比北京坏）。当然条件不同，解放以前材料都是外国货；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也是努力不够的。很难说现在的印刷质量比解放前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看有进有退。纸张方面也老是那几种。
文化部、出版局不一定搞在一起，现在一个报告传达三次之多的情况很多。纸张机器可以交到轻工业部去。这样班子可以散掉。掌握方针，政策问题，只要中宣部一个部长加个助手就行了。有关的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交各协会、学术机关团体领导。真正来说，人民出版社是没有后台老板的。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年第二七O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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