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0 作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陈铭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陈铭枢根据揭露的材料，陈铭枢公然把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他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
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他的根据是毛主席在致臧克家的信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一句话。
陈铭枢还污蔑毛主席所接触的非党人士多是“趋附之辈”。他认为“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上层人士”“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认为他们是“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
陈铭枢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污蔑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见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诬蔑中国共产党
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陈铭枢的右派活动后，他非但不肯认罪，相反还辱骂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无信义，要人帮助整风，提了意见，又大兴问罪之师。”又说：“共产党只要奴才，不要人才。”(见1957年8月8日团结报)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的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但是，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只是党组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对于一些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同党外的负责干部共同商量。(见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陈铭枢对他前天(8日)的发言补充了两点意见：第一，希望对高等学校中的不称职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加以调整；第二，共产党员应该向非党人士求友求师。他说，这在全国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见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陈铭枢同意前几天叶笃义在讨论清华大学党派关系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按：叶笃义主张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并且赞成高等学校建立校务委员会的制度，加强学校中的统战工作。(见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他说，昨天听到刘清扬同志发言中有：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她并认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这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须纠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至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碍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见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见附录(一)
现在把最近上海所揭发出来的陈铭枢亲自写给他的朋友的一首“反诗”照抄如下：
“君诗忧患积，一语九回肠。痛定宁思痛，群弦已共张。赤标天下鹄，青换眼中桑。莫负苍生愿，相将造乐康。”
陈铭枢自己叮嘱别人说：“这首诗是见不得人的！”为什么见不得人？诗的本身不是这样解答吗?右派分子们何必再痛定思痛，群众已经纷纷起来同张声讨了，赤色的共产党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眼中的大陆桑田就要换成“青天白日”的旗帜。他号召一切右派分子联合起来，努力走进他们所向往的另一个世界。尽管陈铭枢在这首反动诗中赤裸裸地把自己的野心端了出来，但是人民的中国稳如泰山，美蒋的联合统治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见1957年8月7日北京日报)
陈铭枢在上海集中若干不满分子、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招兵买马，封官遣将，组织集团，建立反党据点。陈铭枢集团为了在上海建立反共根据地，首先是篡夺民革上海市委会的领导权。他们开过八次秘密会议，将民革上海市委领导人一一排队，准备赶走武和轩(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利用薛笃弼(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叫陈铭枢的“忠臣”赵继舜掌握大权，以陈铭枢的“谋士”刘海亭为市委组织处副处长。陈铭枢对刘海亭(民革上海市委委员兼杨浦区委副主委)和赵继舜(市委副秘书长兼组织处处长)十分赏识，曾叫罗海沙、余若南与他们多联系、多团结。陈铭枢又叫陆晶清多向罗海沙、余若南、赵继舜请教。陈铭枢除了企图恢复神州国光社作武器向党进攻外，并准备派他集团中的核心分子罗海沙到香港，以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为名，进行他所谓的“和平统一运动”，和郑介民、刘健群(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等取得联系，而且还要派余若南来北京以行医为名，拉拢余若南过去熟识的一些上层民主人士，参加他们的阴谋集团，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陈铭枢在沪的阴谋集团中还有景克宁等。关于罗海沙、景克宁的罪恶活动，参看附录(二)、(三)、(四)。(见1957年7月25日团结报)
根据揭发的材料，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范予遂是陈铭枢小集团的一分子。陈铭枢的许多阴谋诡计，都曾经和范予遂商量。前次范予遂去北京开会，陈铭枢曾到前门饭店找范予遂和徐一贯谈话。陈铭枢到济南，也请范予遂吃过饭。
范予遂过去工作不热心，从北京回来，对民革工作忽然积极起来，借口帮助中共整风，到处放火。民革山东师范学院支部开会，对该校中共组织提意见，没人请他，他却主动参加两次，强调大鸣大放。范予遂在民革基层干部动员参加整风会议上，也一再说要大胆提意见，提一次不管用要再提。这次右派分子向党进攻，陈铭枢、范予遂、徐一贯步调一致，从中央到济南，从济南到青岛，上下呼应，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范予遂对山东民革的人事安排很热心，企图把山东民革当作他施展政治阴谋的活动场所。范子遂把徐一贯放在民革青岛市委，把张象冬放在民革山东省委，把杜云庐放在民革济南市委，这三人是他的台柱。范予遂自己则极力向省政协发展，开展新的活动阵地。(见1957年7月25日团结报)
去年冬天，陈铭枢写了一封四、五万字的信给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李雪峰同志，这封信集毒草之大成，为后来公开提出撤消学校党委制的张本。石油学院的罗伟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郑可，还有一些其他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都为他搜集大批材料，参加过秘密座谈。现在知道，罗伟之在石油学院也要求过取消党委制，同该学院的一个反党小集团有密切联系；郑可是工艺美术学院一个反党小集团的骨干分子。(见1957年7月18日团结报)
右派分子曹任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同陈铭枢认识。他在去年参加民革中央所设立的“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以后，同陈铭枢的关系就更加密切。陈铭枢曾经数次到曹任远家中，共同密谋向党进攻。曹任远也多次到陈铭枢家参加波匈事件后举行的秘密会议。
曹任远为陈铭枢这个反党小集团写给党中央的恶毒攻击共产党的五万言意见书收集并提供了很多材料。这个意见书疯狂地攻击党对大学、中学的领导；诬蔑国家无法制，党员没有良心；主张民主党派中不要有党员等等。这份五万言意见书，在起草过程中和誊写完了定稿以后，曹任远还亲自看过。
曹任远为了达到他和陈铭枢等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推翻党的领导，便大肆造谣诬蔑，把共产党说得“漆黑一片”，把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说得“一团糟”。曹任远认为社会主义“既无法制，也无道德标准”，而是“光凭领导上一句话可以置人于生，又一句话可以置人于死”。他别有用心地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说：“人生来不是剥削人的，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他诬蔑抗美援朝的伟大成绩，说什么“说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共产党虚报成绩，隐瞒缺点，欺骗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曹任远反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说“这种阶级斗争的方式产生了宗派”，他仇视苏联，抹煞教学改革的成绩。他说：“教学改革是把教师当足球踢，踢完将球拿走，落得一场空”。曹任远恶毒攻击“肃反”等运动，他捏造说：“土改、镇反杀了七八百万人”，他污蔑“肃反”是随便怀疑人，说：“这就是逼着意志不坚的人，使他没办法生活下去，好人也会变成坏人，这就是为渊驱鱼的做法。”他攻击土改是“农民疯狂到极点”。他为李乃尧(一贯道和哥老会头子，并且迫害过青年学生)被镇压事两年闷闷不乐，心情为此而混乱。他表示现在要想念李乃尧，将来还要想念李乃尧。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他造谣说农民吃不饱，连他这位大学教授也吃不饱。今年鸡蛋供应增多以后，他恶毒地诬蔑说：“合作化后，农民不愿好好收割庄稼，把谷子撒满一地，鸡有谷子吃，所以生蛋多了。”
曹任远诬蔑北京工业学院领导上“以功臣自居”、“偏听偏信”，并说“魏院长是外行，势必不懂装懂，要办好学校只有把他调走。”诬蔑青年助教中的党、团员是考核老教师的负责人。诬蔑评薪工作说：“对老教师是德才资，对青年人是才德资。同样的评薪标准，用不同的解说。”
曹任远反对共产党，是和陈铭枢一样有悠长历史的。早在1930年，他就参加过国民党极右派认为蒋介石反共不力而召开的西山扩大会议。以后，他曾与胡汉民组织新国民党，任新国民党副书记长。他做过四川省自贡市市长，竞选过伪国大代表和伪立法委员等。解放后，他的个人政治野心并没有停止，曾企图篡夺民革在四川的领导地位，结果没有成功。(见1957年8月10日北京日报)
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谬论后，陈铭枢对陆晶清说：“党天下储安平到今天才说，而我早几年就说过了。”言下洋洋得意。卢郁文同志接到恐吓信后，陈铭枢对吴艺五说：“恐吓信是假造的。”章乃器辱骂人民日报社论是教条主义，陈铭枢在他所作“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文中替章喝采，说章的谬论就事论事是正确的。
但陈对民革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则极尽诋毁的能事，如说什么“梅龚彬无能”，“朱蕴山是个老混蛋”，“蒋光鼐、蔡廷锴只不过是我老部下，现在居然爬到我头上了。”他认为民革中央对他很坏，要搞他，只有龙云同情他，讲公道话，因此他要退出民革参加九三。(见1957年8月8日团结报和7月28日解放日报)
陈铭枢对革命采取反对的态度，是一贯的。1922年第一次北伐，陈炯明在广东叛变革命，陈铭枢通过黄居素勾结陈炯明，按兵不动，眼见中山先生蒙难不救。李章达等责备他这种同反革命妥协的行为，要杀陈铭枢，他急急忙忙把兵交给陈济棠，自己跑到南京当和尚去了。(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约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广州的西南军政委员会诸人共谋反蒋，当时陈是广东省主席，又掌握十九路军兵权，成为关键人物之一，而他却宁愿丢掉广东省主席，也不肯反蒋，竟然离开广东跑到日本去了。(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他在广东干了些什么呢?派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实行大屠杀。1930年，冯白驹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海南岛琼州等地，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他就曾派兵到琼州对革命的军队和人民，实行屠杀和镇压。使革命根据地遭受很大的损失和很多的困难。1931年3月当资产阶级的土豪劣绅叫嚣请他“协同保安队，肃清工农红军”时，陈铭枢就遵照所请，叫留守陆战队继续在琼州驻防屠杀共产党。
陈铭枢又支持符岸坛在广东设立村庄警察。1931年初，广东革命力量大大发展，特别是东江一带，革命声势浩大，地方的统治政权纷纷被打垮，反革命的军队弃枪投械的狼狈逃窜。当时广东省“保安队”第三团团长符岸坛，为根本“肃清”共产党，曾妄想设立村庄警察，来对人民实行统治，对共产党实行“严密侦察”。(见1957年7月14日新华日报)
陈在日本时蒋介石在江西大举进攻“苏区”，当时蒋光鼐率部驻在赣州，士兵对陈济棠蹂躏广东极为愤慨，蒋光鼐想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的矛盾打回广东，可是这时陈铭枢应何应钦电邀从日本回来，蒋介石封他做“剿匪左翼军总司令”，他连忙赶到赣州，阻止将光鼐打回广东，坚持要听蒋介石的指挥参加“剿共”。(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1931年冬，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非常剧烈，在上海举行了所谓宁粤和谈。那时大家说好蒋介石下野，十九路军调驻宁沪一带，由孙科任行政院长，组织政府。当时汪精卫曾称病住医院，忽然有一天出院去杭州会晤蒋介石。陈铭枢当时兼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和京沪卫戌总司令三要职，他在第二天由南京飞到杭州与蒋汪会晤。他以十九路军为资本，支持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被迫下台，当时李济深在上海，本来预备去南京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参加反蒋的政府，结果因陈出卖而未去成。其后，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陈铭枢在会上大谈蒋汪合作，陈铭枢就是这样死心蹋地拥护蒋介石的!(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是中国人民一段英勇光荣的历史，蒋光鼐、蔡廷锴是当时全国景仰的英雄人物。而陈铭枢当时并不是真心抗日的。在“一·二八”的前夕，前方军情正十分紧急，陈铭枢还打电话给蒋光鼐要他即刻去南京，蒋光鼐知道蒋介石是反对抗日的，去南京没有好事，就说前方形势紧急不能去。当时谁都知道陈铭枢是想阻止十九路军同日本人正面冲突。洛阳会议后，陈铭枢由洛阳飞到真茹，散布了由孙希文起草的无耻的撤退宣言，他就这样地出卖了十九路军，讨好日本人，讨好蒋介石。可是陈铭枢却一直把十九路军的抗日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到处招摇撞骗。(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1933年，以福建十九路军为中心的反蒋计划在酝酿中，蒋介石的心腹、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突然到港，假说是与陈铭枢共商反蒋大计，实则是衔蒋介石之命，来摸十九路军反蒋计划的底细，以便蒋介石知以应付。有一次，李济深、黄绍竑和陈铭枢、梅龚彬乘汽轮到海上密商，很奇怪，陈一开始就将十九路军全部反蒋计划(包括联合红军的计划)告黄，狡猾的黄绍竑假说：一旦十九路军进迫浙江边境，即在浙宣布独立来响应。黄探知内情后，回去一一告诉蒋介石。后来福建人民政府反蒋运动搞起来了，蒋介石调动主力部队自浙入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打击十九路军主力，福建人民政府革命运动之所以迅速失败，陈铭枢是要负重大责任的。
当蒋介石进兵福建的时候，陈铭枢却不考虑怎样坚决抵抗蒋介石的进攻，反而又主张去打广东的陈济棠。当时福建人民政府曾同广东广西订立了一个军事协议，相约联合反蒋的。陈铭枢这个人就是经常这样的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当时他之所以要去打广东，用心是很明显的，就是想对蒋介石来一个“将功折罪”，好重新回到蒋介石的怀抱，真是无耻之尤。(见1957年7月11和18日团结报)
1936年陈自莫斯科回国，自谓对共产党所提“八一宣言”表示接受。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陈一到南京就利令智昏，迎合反动集团的意旨，创议解散民族革命同盟，并没有征得李济深等的同意，就独断专行地宣布民族革命同盟解散。(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1934年到1936年，陈铭枢曾经和特务头子周游密切合作，拿周游伪造的证件去莫斯科，欺骗了共产党。
陈铭枢在重庆时，刘峙手下的特务就住在陈的家里；在南京，陈又和杜月笙的秘书来往。
陈铭枢过去和反共的AB团的头子段锡朋也有很深的关系。
从旧政协开始一直到解放前，陈铭枢一面反对蒋介石，一面却和美蒋特务讲交情，搞关系。例如和他在重庆一块念佛的罗海沙，就是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喽啰。陈铭枢对罗海沙在重庆偷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名单的事情，视若无睹。到南京后，罗海沙在他的大士农庄门前筑屋居住，监视进步人士的往来。他要罗海沙给他夹着皮包随他到处活动；大家一再要他提高警惕，他置之不理。
1948年淮海战役的时候，陈铭枢通过罗海沙，和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往还颇密。他甚至坚持介绍郑介民参加民联组织，由于于振瀛的坚决拒绝，他竟给于戴上了“拒绝人家革命”的帽子；一直到于拿出了郑介民和英国大使馆的特务艾文思预谋布置在南京解放后的潜伏活动证据时，他才没有话说。但他以后仍然相信郑介民，成了郑介民的传声筒。
陈铭枢解放前在上海和特务头子唐纵(国民党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陶一珊(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等，都有密切关系。
陈铭枢还隐瞒着于振瀛等，派遣军统特务张圣才假借民联名义到福建从事活动。还经过郑介民的介绍，和司徒雷登谈过多次话，司徒雷登要请陈当行政院长。陈铭枢还特别介绍了美国特务甘介侯到北京贩卖“和货”被我方严厉拒绝。(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陈铭枢并不以勾结特务为满足，为着施展他的政治野心，竟不惜勾结托派。耳闻仅次于陈独秀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经由特务王师亮的介绍，陈铭枢曾准备把他安置在神州国光社任总编辑。另一托派头子杜畏之，陈铭枢把他留住在重庆住所，一住经年。1936年托派头子张慕陶由山西南来，陈铭枢邀他住在九龙．密谈几天，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企图共同组织一个反共反人民的托派政党。(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他为了反对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还在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招集一班如胡秋原之类的托匪做编辑，贩卖托洛斯基的谬论，反对马列主义，毒害了不少青年。(见1957年7月11日解放日报)
1949年，陈铭枢从刚解放的上海来到北京，竟向周总理“献策”说，如果中共愿意与美国妥协，司徒雷登保证美国能援助中国多少美金。这说明陈铭枢为了满足他个人政治野心，竟想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陈铭枢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忠实拥护者，竟然甘作美帝走狗，衔司徒雷登之命来作说客，企图使中国人民重新沦为美帝殖民主义的奴隶。(见1957年7月8日人民日报)
当陈铭枢任中南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时，有一次警卫员误拆了他的一封私函，他竟认为党对他不信任，说警卫员是派来监视他的，虽经撤换警卫员，并向他道歉，他还是余恨不息，赋诗泄愤，这说明他对党十分仇视。(见1957年7月4日团结报)
对于在民主党派帮助工作的交叉党员，陈铭枢竟诬蔑他们“只会造成隔阂”，并恶毒地咒骂“党员参加民主党派的工作，为专制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见1957年7月18日团结报)
(三)对反革命分子体贴入微
王次甫是政学系的政客，解放前作恶多端，光在河南洛阳做专员时，就屠杀过共产党员和群众三百多人，在江西任民政厅长时，顽抗红军，整编保甲，罪恶严重。王次甫与章伯钧关系甚深，解放后，曾经由章伯钧提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遭到拒绝。陈铭枢竟私自把他拉进民革武汉市筹备委员会，分担常委邓飞黄的一部分重要职务。在三反运动中，王次甫的血腥罪行被人民揭发出来，中共中南局统战部负责同志把人民揭发王次甫的材料交给陈铭枢，希望陈和民革武汉市委动员王次甫坦白交代。但是陈铭枢不惜破坏运动，竟将材料私下给王次甫看，同时为了逃避民革市委对王的追查和斗争，又把王次甫送来北京，还要求民革中央给王次甫解决工作问题。
李任夫是一个叛党、卖党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陈铭枢推荐他在民革武汉市委委员，有人坚决反对，陈却担保李任夫没有政治问题，终于把他拉民革武汉市委，主编“武汉民革”，在创刊号上就出了严重错误(刊载歪曲毛主席谈话和损害统战关系的文稿等)。1954年李任夫由武汉致函民革中央几位负责人请求调北京工作，并要求介绍他到大学任教。陈铭枢就在李的信上附字数行，再度为李保证政治、历史无问题。中央拒绝了李的要求。1955年肃反运动中，政府查明李任夫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他。
在解放以后，陈又把罗海沙拉回来，并且说罗海沙对“革命有功”，把他保送到华北革大学习，以后又把他介绍参加了民革组织。陈对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就是这样体贴入微。
解放后陈铭枢包庇反革命分子江倬云，今年5月间到上海时，陈铭枢又要民革保释反革命分子宋正浩和要介绍曾经杀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凶手杨雨苏加入民革。(见1957年7月11日团结报)
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公开反对总路线、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受到到会的人一致批驳。当时，陈铭枢却为梁漱溟辩护。陈铭枢所以这样忠心耿耿地为梁漱溟辩护，那是因为梁漱溟当时说出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引起了他阶级本能的共鸣。(见1957年7月8日人民日报)
陈铭枢在民革二届二中全会时，到处挑拨关系，请客拉人，打击人，抬高自己，妄图利用同志捧他为民革领袖。他为了夺取民革的领导地位，抓住上海、南京、武汉三个地方组织，制造人事纠纷，认敌为我，培植私人势力，使三个地方组织工作造成很大损失。陈铭枢还恬不知耻地写过一篇“民革历史”，内容完全以他个人为中心。他还写信对人表示：“愿为民革做个精神集中的领导者”。吴艺五在交代中也证明陈有企图篡夺民革中央领导权的活动。(见1957年7月4日及11日团结报)
陈铭枢1950年7月在“弘化月刊社”出版了一本叫做“佛学的新义”的小册子。
在“佛学的新义”一书中，陈铭枢把自己标榜为“专从哲学方面研究佛法的学人”，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且看他在提到解放后佛教徒的处境时写道：“……佛教徒成为世人鄙贱底阶层，庙寺成为世人鸩毒底指标，而他们所凭借它以餬口底产业和拜经忏底收入，被视为剥削的公财。具此三因，全国到处僧徒等于俘虏；寺屋等于匪巢；寺产等于赃物。……”又说：“他们(按：指僧徒)不仅在今日，从古以来也不会作反过，他们只是落后愚昧可怜的弱者，被人鄙视认为是寄生虫的弱者，所以到处受到视为无足悯恤的驱逐霸占，乃至视同恶霸一样的治罪。……不仅‘宗教自由’成为具文，即人的生存，亦无权自决了!我半年来于上海与僧俗们发起僧尼劳动生产自救运动，已渐形成风气，……但终以政府对此无积极改造和从事生产的政策指示，收效之微小可知。”(见“佛学的新义”14—15页)这不仅完全歪曲、污蔑了政府的宗教政策，而且是对于真诚信佛的佛教徒的严重侮辱。原来这位自称“对于大乘佛法有正确认识和具有菩萨心肠的志愿者，是在借着讲论佛学的名义，对党和人民政府进行肆意的谩骂攻击，他装出一副慈悲面目，在佛教徒中造谣生事，恶意中伤，挑拨佛教徒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遂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见1957年7月13日文汇报)
陈铭枢还曾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大谈佛学与辩证法的关系，大力提倡马列主义和佛学合一的理论，既歪曲了佛学，更歪曲了马列主义。(见1957年7月8日人民日报)
他还要想当佛教会长，对西藏具有阴谋。(见1957年8月7日北京日报)
来源：《反右派斗争专辑之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一九五七年八月。
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他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制度，取消学校的党委制。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见五月十六日北京日报）
在第二天的会上他申明：说“民革没有‘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要求撤回。他说他那句话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很少，没有形成墙而说的，不是说民革本身没有墙可拆。
在五月十六日的座谈会上他针对有人说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说：这与党中央整风精神不符。他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见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来源：《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1957年6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