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0 作者：张云川
张云川编者按： 张云川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要人们只谈缺点，不谈成绩。他诬蔑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他攻击人事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政策，抵毁农业合作化，咒骂镇反和肃反，诬蔑治淮工作，攻击生产自救的设施，诋毁开荒工作,造谣、咒骂文教事业。他对新社会什么都看不顺眼，连天下雪,也没有诗意了。他妄想搞大民主，煽动农民起义，企图使我们世世代代，再回到地主黄世仁统治的时代去。可是历史的车轮是前进的,张云川——这个螳螂，只有献丑于万目睽睽之下。再不回头，只有为时代所抛弃。
1953年中央委员学习总路线第一次座谈会， 原来是希望大家首先谈谈各人对总路线的看法。 但张云川因为反对统购统销政策，所以对总路线的学习就有抵触情绪。
他在那次座谈会上， 首先以质问的口气说： “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什么?” 他在这个问题上大钻其牛角尖，终于没有把社会主义定义说出一个所以然。 后来我拿出一本小册子上面所说明的。“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他还是不同意。因此，我恍然大悟，他搬弄这些废话， 不是来学习社会主义，而是借此来反对社会主义，搞乱我们的学习。 结果那个半天的会等于浪费时同。
（王善继揭发）
“把缺点当作成绩来颂扬，好像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
1．因为他经常说话一开头就提缺点，过去曾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反党。 扣了很多帽子。 有些关心他的朋友曾劝他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 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 他说，不过，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 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 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 现在那些过去认为一切都好的人也提缺点了， 证明他们过去是看到了缺点但没有说，是否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得失？ 是否从前言不由衷？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
（张云川在5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今年又偏偏去看灾区”
2．张云川于1956年12月以人大代表身分到各地去视察时，专找缺点，不谈成绩。 他说，我今年又偏偏去看灾区，我是有一个想法， 国家建设成绩很大， 只谈这方面没有什么必要，有问题的地方能够帮助政府看出来， 供领导上参考， 益处更大。
此次去河南看了一些地方，开始时先看共同点， 去了一下三门峡，有一个问题， 各地都有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工人很有意见，有些人工作不安心。
到洛阳看了几个大厂，问题方面： 只注意厂房， 宿舍不够，上海工人不能接家眷，有闹离婚问题； 另外没有盖服务业的房屋，如理发、沐浴、银行储蓄等， 有的连地皮都没有了，整个的都市计划有问题。 猪肉有问题，油不够吃，而郊区农民的油反而销售不了，有此矛盾现象。
煽动群众不要看共产党优点，要看共产党缺点
3．郑州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谢瑞阶揭发说，张云川以人大代表视察的名义， 在今年春天来河南省到处点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种，煽动人民群众不要看共产党的优点， 要看共产党的缺点，这样才能 “提醒共产党” 。
丑化共产党和人民政权
4．张云川为什么对工作只说缺点不讲成绩，对我们在各种岗位上艰苦工作的广大干部、 党员、 积极分子 （民主党派里的积极分子也好）说得那样坏，把—切都说得那样坏呢? 这是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向人民进攻的一个大法宝， 因为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就可以丑化共产党和人民政权， 就便于造谣中伤，混淆黑白，煽惑人心，以便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 既然人民中国都是坏人坏事，你们不下台何待?!
（王化南在一届全国人代四次会议上发言中揭发。
“本来过去下雪是很有诗意的，
但今天感到走在马路上的不是自己”
5． 56年春节，我到他家里，何世琨同志也在座， 张说：“解放后的人， 连做人的味道都没有了。 玩赏的心情也没有了。他说他同他的爱人参加民盟晚会回来， 天下雪，本来过去下雪是很有诗意的，但今天感到： 走在马路上的不是自己，充分暴露了他的变天思想。
（孟雨村揭发）
“有些没有提高的，……也该报道报道”
1．还有一个问题， 我恐是牵涉到我们的新闻政策问题，我们的报上，总见人民生活是如何如何提高了， 我们如果只看报纸，在我们想像中也总以为人民生活是如何如何提高了，但这是报道了一面，至于有些没有提高的， 如我们看到农民的艰苦生活，或者是提高了，是怎样提高的等等这一面，也该报道报道；如灾区我们只见报道政府如何救济， 如何发放救济物资等等，对于灾区人民如何渡过困苦， 灾民虽在政府的救济下，生活仍很艰苦等等的情况却很少提及，我想有些问题、情况， 报道出来，不一定就坏，有些也可以使人们头脑清醒，也有好处的。
（1957年2月5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农业组第六次座谈会上发言）
“困难的情况就不讲”
2，有学生骂记者，尽讲一些典型模范好事，我们这里不会理的，困难的情况就不讲。
（1957年1月4日民盟中央负责同志视察汇报中张云川的发言）
“农民的子女将来是无法上中学的了”
3．张云川说：有些学生说，农民的子女将来是无法上中学的了，只有干部和工人的子女才能上学。
（1957年1月4日民盟中央负责同志视察汇报中张云川的发言）
“典型调查……有无伪报现象”
4．建议农业部组织调查组，到河北、湖南、河南、广西等灾区进行典型调查， 检查一个乡向县报告的产量数字是否和社员生产的数量一致，其中有无错报现象， 便于实际了解与掌握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生活水平。
（1957年2月9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座谈会（农业组）上的发言）
5．建议农业部成立工作组，下去了解乡、县向上报告生产的数字与实际生产数字是否一致。
我国烤烟主要地区是河南、山东、云南三地， 去年河南许昌烟叶减产。
（张云川在农业组第七次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
“单位面积产量未能提高，农民生活
较战前也未能有多少提高”
6．我去年五月同赴安徽萧县视察，陈阴南陪我,有一天我说萧县虽是经过土改，除了封建剥削， 由于肥料耕畜农具各种条件的限制。单位面积产量未能提高，农民生活较战前也未能有多少提高。不料这就违犯了陈阴南的规律，如说解放后还有生活不好的，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其实我以为我的话并没有多大错，说某一地方人民的生活苦些， 只要是事实，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老实讲，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那种办法是不对头的、错误的，我是人民代表，我讲话我应负责，大家不同意，可研究讨论。
（1956年7月18日在京中委讨论李维汉部长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言摘要）
“我家乡农民，没有提高什么生活”
7．解放后我乡年年有灾，上次视察回来，讲了句话： “我家乡农民没有提高什么生活” ，后来就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批判我，从那时起我思想上背了个包袱。
（1957午1月12日张云川在政协视察工作农业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
“农民与工人生活相差很远”
8．1953年11月2日我们当时调查农村，观点反对工业化是没有的，但由于看局部地方， 强调了农民苦一点是可能有的。当时地方同志也有的提出农民负担也应减轻一些。 李部长的报告很全面，我们以前是不大知道的。 我们不应对农民问题避而不谈。 我们以前所谈也根本不同于梁漱溟所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过去好多农民流到城市，他们有这个想法，认为农民与工人生活相差很远，这不是因我们说。 强调农民有困难，有碍工业化是不应该的 ，但是因为国家工业化，而绝不再谈到农民有困难亦不太对。
（锺岱交代）
“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
1．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云川也提出了二点建议： 一是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 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 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 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 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一下。
（1957年5月30日张云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有人一跳三级”
2．某人当中委，某人当常委，有人一跳三级，是否这可与历史割开呢? 国民党不是还因卫立煌有功， 把金寨县改为立煌县吗？ 盟也可以考虑一下历史，但是否通过的人就天衣无缝呢? 老实说我很担心，这件事值得盟内考虑。（张云川在1956年3月11日中委座谈李维汉部长在统战会议上的报告的发言）
“历次运动都整不到他们头上，只有他们整别人”
3．河南医学院的问题很多。领导干部的思想落后于群众，他们经常以刚解放时的思想标准来看别人， 其原因是由于历次的运动都整不到他们头上，只有他们整别人， 并没有人在整他们，所以并不进步，平时计划一大堆，年终总结一大堆， 谈话一大堆，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1957年1月4日民盟中央负责同志盟务视察报告张云川言论摘录）
“只强调撑腰，忽略纠正不良作风发挥民主力量”
4． 前几天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 为乡干撑腰， 我读了两遍，有一些感想。某些地方是否一切干部都是好的呢? 如这样看我想是一种偏向，如果完全否认干部过去的成就， 谁也没有这样说的，就是今天在座的大家提了许多问题， 指出干部作风上的缺点，毛病， 也并没有否认那些好的成绩， 只是希望好的能更好，不好的能加改正。同时说干部有问题，也不会是有人说所有的干部有问题，所指的还是某些干部的问题，仅仅是修辞上有些毛病，我们不能以此断意。上几次我也谈过，我们有许多干部是艰苦努力的，事例不可胜举，我说的情况也只是指那些坏的干部而言。从人民日报社论为社干撑腰一文来看，从好的—面看，那也是对的，但照那样说不全面，也确实有些社干是有缺点的，但没有说到。前次到河南去，我同廖华同志一起， 我们听到一些青年学生的反映， 我认为他们所反映的情况，是有着若干根据的。 如说××乡一个人一胎生了三个小孩，因担负不起，命在旦夕，后来有人去帮助他，乡干说他是富农，不会有困难，不要帮助，又如说，有的农业社干部贪污，干部只要他作检讨，赃物不予追还，××乡的乡支书也就如此做的；还有如××乡有人强奸妇女后，有的妇女提出意见，他还骂那些妇女，也没有干部去过问，使得虽在天气炎热的季节里，妇女不敢在露天休息——等等，这些问题是否得到合法合理的处理呢? 没有。因此，我们要求政府能够很好的依法依理来处理这些问题。某些干部的违法乱纪，谈起来真使人愤愤不平，听了也使人心里沉痛。至于谈到用民主选举来解决，我看也不简单，实际上某地干部作风不好，农民不敢说话，要办选举就有困难， 也即是这地强迫命令多一些， 民主气息就差一些，所以如何能使干部作风改善，实是一重要问题，我们要求政府对乡干部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来加以重视，人民日报写一篇为社干撑腰的社论， 当然会收到过不少反映社干不好、攻击社干的作风的文件，才会写这一社论的，各地既有不少的反映，这样的问题，就值得注意和警惕。如果只强调撑腰—面，忽略如何纠正干部的不良作风发挥民主力量这一面， 我想也是有问题的。
（1957年2月5日在视察工作座谈会农业组第6次会议上张云川的发言）
“校长对我们也不民主了”
5、在许昌中学，我们去时，学生就围上了，在一小时内，提了145条意见，绝大部是关系农村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 违法乱纪、奸淫、盗窃、贪污、诬告等，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所以有些农村干部的不好作风， 使农民们受害不浅，请政府注意。
在座谈上学生们反映 “明哲保身” ， 这反映民主作风稀薄。在报上这类文章发表了不少。 农村干部多数是党员，他们做错了事， 甚还犯了人命案， 只是检讨道歉了事， 这样无是非，无原则，确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没有法制， 也就是没有民主，总之有党纪代替法制的倾向。
有一个师范学校， 四个教员写书信给我们， 校长扣下了。 幸而省里有位干部看到，去追了回来。校长还说： “我怕你们忙，所以要他们写成书面。” 我到专署就说， “校长对我们也不民主了。” 后来召见了四位教员，他们很高兴地说 “要是你们不接见， 我要骂你们呢。” 有一人收集了二万字的材料，内一件是诬害农民，已经从乡到区、到县、到省， 又从省回到县，还未解决。 农民说 “要上北京去” ，并且还有人命案在内，我在省府提出请好好解决就不会上北京去了。
“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我想粮食部会有总结的”
1．1954年2月15日上午学习总路线时，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李一平谈到只要对农民讲清道理，是好办的， 张云川说：李一平同志，自认为是冒进的乐观主义， 这个自我批评是好的。农村某些地方，个别情况不能作为整个农村之例的。 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我想粮食部会有总结的。
（锺岱交代）
“麦子被收购的结果，农民已有断炊”
2，1952年8月25日张云川在参事室说有的地方麦子被收购的结果，农民有已断炊的。
（锺岱交代）
张云川当众造谣
3．在统购统销时，我乡曾发生过逼死十二条人命案，农民们把树皮都剥光了, 我也问过当地小学生， 他也如此说（1957年1月12日张云川在政协视察工作农业组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言）
“你们这种作风正是国民党作风，和土匪一样” 。
4．我清楚的记得他对一个乡支部书记的态度。他到大屯区原朴楼乡视察时， 找乡支书袁长文同志问，朱庄（在邻乡）抢粮是否群众挨饿而起。 袁长文列举事实说明是由于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张云川听了不满意，就转问朴楼乡统购买粮是否买过了头，为什么缺粮户多。 袁支书依实回答说，粮食没有买过头，缺粮户增多是因为群众家留的山芋大部坏了， 张云川听了先说袁长文不老实， 后听袁说该乡统购统销成绩很大但也有缺点时，当即站起来厉声责骂： “你们都是这样说。你们光听上面的话，捆绑吊打群众， 拿群众当敌人看待来完成任务。这不是胜利，也不是光荣， 你们这种作法正是国民党作风。和土匪一样。” 据我们事后了解，朴楼乡那年统购统销工作虽有上述缺点， 但基本上做得很好， 没有发生过一次强迫命令或捆绑吊打的事，缺粮户都得到供应，也没有挨饿的，不知张先生的无名火究竟从何而发的？
他在郝集训斥区长郭秀芝也同样狠毒，在南楼乡骂干部是 “打公鸡下蛋，打鸭子上架” 。同样的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安徽省前宿县专区梁玉成的读者来信）
“政府是脱裤子放屁，低价收进，高价卖出”
5．张云川在萧县却进行了不少挑拨群众和党与政府的关系的活动。 譬如说，他和中农张宏兴、韩至龙说山西省统购统销错了就改，而安徽反一年不如一年。 郝集贫农王德昌好意提意见希望政府让农业社留些良种， 不要统购后再统一调配，而张云川却当场对农民说， 政府是脱裤子放屁，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是为了多赚几个钱，而使农民吃大亏。 （来源同上）
“不要因农业合作化把我们绝种了”
1．各地好的和特殊品种不要因农业合作化把我们绝种了，如南方的鸡血稻黑糯米紫棉花与以往种植药材地区的东西， 以及黑芝麻黑药豆红小豆等品种，由于搞合作化关系，这些东西人们不注意管理容易丢掉了，举例来说， 前几天人民日报刊登东北一个地区将原种芦苇开辟为稻田其实苇子用处很大， 我认为将两种东西，很好研究一下不宜将它砍掉， 因而所有这些问题农业部门应该注意研究。
化学肥料增加比例小， 不能满足于目前农业生产上需用。我看，农业部应该强调—下，提请国务院考虑究竟国家多开一个化学肥料厂好呢还是增加一个糖厂好呢？我认为应该在国务院会议上展开讨论 ，原因是我国目前有些经济作物非用化学肥料不可，完全依赖养猪和人工积肥是不行的， 因而有必要让农业部提请国务院考虑。（1957年2月9日张云川在政协观察工作农业组第七次座谈会上发言）
“合作化的棉花是马马虎虎，水果好坏就是一堆”
2．1953年12月7日张云川在参事室说：都市合作社要保证价格便宜，又要保证物品好， 现在不然，合作社的棉花是马马虎虎，水果好坏就是一堆，这对发展很有妨碍。
（锺岱交代）
“肃反有上轻下重，外轻内重倾向”
1．过去肃反工作……缺点表现在各方面，如不依法逮捕拘留，大胆怀疑无边， 错斗了对象等等。 我感到肃反有上轻下重，外轻内重倾向，我认为应将范围缩小， 在法律范围内建立起运动纪律。
反革命分子越没有生活，越容易被人勾引，这是 “狗急跳墙” 当然专搞反革命的例外。一般说，没什么问题的人应就业 （1956年8月7日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座谈记录张云川发言摘录）
“这个人的历史没有问题，你们不应该乱怀疑”
2．在镇反学习的时候，听说，民盟北京市委会负责人陈鼎文同志去向张云川了解一个人的历史情况的时候， 张云川却大发雷霆，说这个人的历史没有问题。你们不应该乱怀疑。 镇反学习是一个对革命负责的伟大工作， 而张云川却大发雷霆，拒绝帮助民盟组织对一个同志的历史的了解。 这种情况说明张云川对镇反学习是仇视的。
（丁方拓交代）
3．有一个名叫方世洪的， 解放前在开滦矿务局任警务处长，解放后被捕，据张云川说系中统特务， 可是张云川和张东荪曾联名写信给有关方面保他，方被镇压后，他还表示同情。
（王大鲁揭发）
包庇地主恶霸
4．张云川在萧县视察过程中，有仇仇，也有亲亲。感情在遇到不同人时表露得很明鲜， 他对我们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表现有很大仇恨，而且横加辱骂； 可是对一些地主、富农、伪参议员等却表现得很亲近、很投机。
我并非有意栽诬张先生，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请看，张先生在萧县视察时，有意识访问的十三人中，有三个是地主，有三个是过去地主、官僚的狗腿子，有一个是伪参议员，一个是国民党党员，有三个是落后分子，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其中两个就是被他找来痛骂的袁长文和郭秀芝）。 访问地主张祚喜未遇，就赠给他两个老婆各五块钱；并留了通讯地址， 叮嘱他们以后有问题向他那里写信。访问王兴銮时， 询问了过去国民党游击司令刘子玉的情况。 访问当过伪保长、土匪和张云川父亲狗腿手郭永夫时，赠送五块钱， 访问恶霸地主张长汉时，对他诉述受人民管制的苦情表示同情 ，更奇突的是张云川还为四个抢粮犯请命， 武断地说抢粮是因压缩粮食供应面所致，党和政府要负主要责任，要求考虑不予镇压。
（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安徽省前宿县专区梁玉成的读者来信）
企图煽动群众对过去运动不满
5．56年春节，我到他家……他还说：现在高等学校，有很多学生患高血压症，这是过去搞运动搞的、企图煽动群众对过去运动不满，充分说明对党的仇视。
（孟雨村揭发）
6．1952年9月10日关于治淮工作方面，张云川在小组报告说： 四万多人用人力排水、两万多人挖沟，这样，浪费人力很大。 在冬修中，天寒地冻，民工身陷泥水中，冻病、冻伤、残废冻死者很多，非常艰苦……领导上极力鼓励，仍多逃跑。 治淮工作增加了治淮农民的负担相当重。农民一年工作： 冬修、春修、春耕、防旱、防汛、捕虫 （今年捕蝗动员了十五万人，蟋蟀为害也很大），秋收、耕种几无宁日。 洪泽湖西的泗洪县是从前新四军驻地，参军者多，壮丁缺少，这次又分担着治淮工作，乡村里只留下妇女老弱。
（锺岱交代）
1．这次我去河南两个重灾区视察。
灾荒是严重的，有三季欠收，有二季欠收，也有一季欠收。我去开封专署的地头阳桥看了三个合作社访问了二十多户。
我感到生产自救， 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但我要看一看， 各地究竟怎样自救。自救的门道，在省里有八、九十种办法： 到专署自救的门道就有六、七十种， 到县里到乡里自救的门道越拉下越少。一到社里只有几条。
举例：有的社主任说， “我们只要二万元就能解决问题” 但实际是否能解决，是一个问题，社员有劳动力就能解决些问题，社员没有劳动力这就无法 “生产自救” 了。这次拨河南省灾区救济四千五百万元，重灾区有30％每人每月平均得五、六元是否能维持，还是个问题。
重灾区有一个合作社，规定一个劳动日0.27元，它的社总收益70％是作为公积金公益金，购肥料种子等，而30％为农民的劳动日工分，这个社员的生活就可想像了：它的自救办法是熬碱，去年熬了一百多斤碱，卖了390多元，而用去的劳动日有1,000多工。
又一社发动磨豆腐，但吃豆腐的不一定多，要以红薯磨粉，但须掺入一些粮而现在红薯在灾区又是主要食粮，从劳动力来说也只是少数人参加（尉氏县）。
在尉氏县的农村里；我去看了五六家，锅内是老玉米棒，红薯叶，野菜等，有的掺些面，做成黑面条，这便是他们的午饭，看起来生活是很苦的。
又到一社，一社员见了就说， “我们三餐都是清水煮红薯、粮食也买不到。” 社长听到后，叫他等会儿再研究。我就说， “谈谈也好。” 他们意见，只有统购，没有统销，买粮也没有粮票。
我又走了四个社,社员挑生姜卖，来回去四百里地，所以门道虽多，未很好解决自救问题，这要政府帮助他们创造条件，才能自救：例如—个县里准备了800辆车子，县里的运输力只要400辆，县里就介绍到邻县去（巩县）。
另外灾民们要去运煤，在运输期内不先给粮食又要纳税；又做小木工的，买原料成问题，城里贵，又因建筑需要，不易买，乡里不便宜，也不多。即使买到树先要纳税，我也向县里提过意见，感到他们太呆板。
林云县也是重灾区，我看了二个社也访问了二十多家（我前后一共访问了一百多家）， 正是午饭时我去的，他们坐在门口吃饭，大都是干菜、罗卜叶、红薯等，吃的较好的很少。
许昌有一地的“生产自救”是平地烧砖办法,利息很大，可惜有办法的可推销，没法的就是无法与采购部门挂钩。于是卖不出去。这样的事，政府应给予帮助。生产自救问题解决不好，只能是给政府背上包袱。
我还谈谈灾区口粮计算问题，过去每人是42斤，后来说多了，改为36斤，问题在于过去吃的是42斤吃多了,现在要从以后的36斤中扣除，那末，即是以后每人就吃不到36斤,有的就要受饿，这一倒算办法使得干部很着难，我在许昌专区就听到有一个干部两面着难，一面明知这样算法，农民不答应，有意见，另一面政府的规定又不能不执行；因而曾一度跳井自杀，后虽被救，但这件事说明有问题，如何计算口粮,上级规定不明确，才会产生这一问题。
（1957年1月12日在视察工作农业组第一次会议上张云川的发言）
2．李则刚56年2月在民盟二代大会小组会上对张云川的批评意见。他说：去年春天，张云川到安徽视察，他对人说：安徽经水灾后，省县老百姓把树皮、树叶都吃光了，人家当时告诉他，既然树叶吃光了，现在树上的叶子是哪儿来的? 他说：那是以前的事。他又说：政府三个月不供粮食给农民吃了，人家问他，这三个月老百姓吃的什么？他又说解放后农民生活不如解放以前了。张云川这些言论，在安徽造成不良影响，希望张云川检查。
关于开荒的问题， 去年到甘肃银川专区， 青海的西宁地区，专门视察移民问题，回来在人代大会上，曾为此问题提了一个提案，就是建议移民与开荒的问题应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不能成立一个部,那怕成立一个国务院的直属局也好，后经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处理意见“转内务部参考”,但事先并未交换意见，我认为它牵涉的范围比较广泛，一个部（系指内务部、农垦部）处理不好这些问题。移民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该从各方面来考虑问题，否则引起群众不满和造成国家损失，如前次从上海地区迁移500个妇女,他们多半是未结婚，年纪很轻，籍贯有的是浙江，有的是福建等地方,每人携带东西很多，穿戴漂亮衣服，头上烫着发，手上带着表和穿着高跟鞋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从她们响应国家号召和情绪上看是好的，但她们的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不适宜，因而有些被分配在偏僻地区，情绪上有些不满。后并将此情况和张仲良省委书记交换意见，据他说：,“这些妇女来时为解决这个地区一些农民婚姻问题”,我看是较为困难的。她们与农民结婚不如去和玉门石油工人或新疆军区土兵较为妥当。从这些问题，可以说明缺乏一个专门性机构来负责管理与研究一些问题。
（1957年2月5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农业组第六次会议上发言）
1．今天我谈谈文化方面的事， 关于戏剧界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有些剧团到乡下演出时，时常遭到种种的留难， 以致伤害人的身体，甚至闹出人命。我建议文化部门要注意这类事情，并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行。如有这样一件事，洛阳市近郊关林，举行物资交流大会，有一洛阳市曲剧团应商业科的邀请，到关林大会演出。剧团与商业科双方说定，有关剧团的住宿、剧场、用具等都由大会解决。但是剧团到了关林，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演员的住所，一直到半夜才给演员两间上通天、四边通风的破屋，冻得演员的两脚都伸不直。第二天演戏时，有一乡支书李得林，他没有拿票，非要进去看戏,后来拒绝他进场，于是他就宣布撤走民兵，这佯，引起场内混乱拥挤，造成挤伤8人（有三人重伤，其中有一人当场死去，后经抢救才活过来）。这样的事，不仅在洛阳如此，其他地方亦很多。
现在剧团到乡下去演出比过去拜把头更困难，到了乡下就要拜乡支书、队长、主任、公安员，甚至对搞卫生的也要拜，否则说不卫生了。不拜公安员就说东西不清，不拜合作社就不给饭吃。而且到了乡下，要红票、指导证的风气很盛,如果不给或者少给些，就给剧团种种的刁难；在郑州时，田汉局长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私营剧团到三门峡演戏，首先三门峡的食堂要七十张红票，给他们五十张，说不够分配,不行，结果仍给了七十张。管电灯的、管厕所的入都要红票，如果不给他们，就不给剧团开电灯,不让用厕所，如有一个女演员，已经上了装，由于她闹肚子，急于要大便，后台有两个厕所，但管厕所的人竟然说：“人不在，无法开锁” 的话，来为难演员，结果这位女演员，只能跑到半里外的田野里，在风雪中大便后，再回来演戏。这样的情况；不止在河南有，其他如山西等地都有，这不是个别的问题，不仅光喊喊尊重艺人就可解决问题。从我个人的看法，是有这样的问题，是否正确，则不敢说了。我在许昌视察许昌高一中时，有140份学生意见,其中有100份都反映了乡干部的作风，问题。当然乡干部是有好的，但是坏的亦为数不少。这些坏的乡于部，在乡下打人、捆人、强奸妇女、欺压群众、贪污，他们是成为当地的统治者。老实说，剧团在农村演戏的票价，白天只卖五分钱，晚上只卖一角钱，这些人并不是花不起的，主要是面子问题，如果剧团不请他们指导就下不了面子。
我在郑州、 开封、 洛阳三地召集三个戏曲工作者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简直变成了哭诉大会， 田汉同志也参加过一次。就是以豫剧的名演员常香玉也只有 “红、白、花” （红娘、白蛇传、花木兰）可演，可见剧目之少。现河南省最近举办了河南戏曲观摩大会，这种情况改变了，据说挖掘出来有二千多种传统剧目。我在这次河南视察的同时，曾看过不少的传统剧目，我感到有些剧目是很好的。
其次，再谈谈演员的生活问题，我感到名演员和一般演员的待遇相差太悬殊、有几位名演员最高工资有400多元，但是最低的只有22元，特别是武行，翻了几个跟斗，一斤小米就完了，这样低的工资怎能养家呢! 还有一件事很奇怪， 过去我不知道演员的服装是由剧团供给的，但穿的靴子是自己买的，有些演员没有钱购买靴子，所以演张飞时，由于没有靴子；只得穿自己破鞋上台演了。
关于老艺人也是得不到生活的照顾。今天是百花齐放，但曲艺人无人管。很多人恐怕还没有到过贫民窟，如果你到曲艺场看看，那就是算到过贫民窟了。曲艺人在河南省目前有一、二万人，但没有演出场所，我们也曾到过开封的相国寺，郑州的老粪缸,看了后，感到确实不像样。在开封相国寺，有一位说大书的艺人，是说杨家将的，别人只能说杨家四代，他能说杨家八代， 但他没有一个好的说书的场所，只能在相国寺内一个厕所旁边，在露天说了十九年。
曲艺应当以流动演出为好，但是他们遭到很多的限制，最奇怪的，曲艺的领导并不归文化局管,而是由公安局刑警大队和第三处管，如果公安局规定演出十天或半个月，到了时间就要赶走。在曲艺场有人丢了东西，第三处就把曲艺人抓走，要曲艺人帮助他们捉小偷，他们的理由：这些曲艺人是与小偷有联系的，第三处是专门管特务、间谍的机构，而把曲艺人当作特务、间谍来看待，这简直没有道理的。我想文化部门是有注意了这边，没有注意那边，注意了上面，没有注意下面的倾向。
我再就教育方面谈几点：我是有这样的感觉，这几年教育方面不是在原来基础上去搞， 而是打碎原来基础， 这就冒进了，发现不对，又冒退了。
许昌是靠近灾区，学生每月粮食定量是36斤，他们普遍反映农业社不管他们，在高级社未成立前，新老中农土地没有取消报酬，还可以送他们的子弟上学，高级社后，土地分红取消了，每月要拿出九元的伙食费和一元学杂费，这就困难了。在城市里这十元钱的负担是不成问题，但在农村则了不起。他们向社借，社不肯借，他们反映：这样下去，只有工人，干部的子弟可以上学，农民的子弟别想上学了。他们提出问题是很尖锐的，心里表示很沉重。现在许昌一高中和二高中学生的伙食是两稀一干，学生早上吃了稀的， 上了第二节课， 就饿得发慌，听课也没有心思了，由于学生吃稀的，经常要小便，但是学校里的厕所很少，一下课就去小便,小便就得排队。还有许昌学校只供应大米，不供应粗粮，许昌的地方是产粗粮，习惯吃粗粮，何必只给学生吃大米，又贵又不耐饥。
最后，我发表二点感想：解放后，我们就搞了很多的干部子弟学校，这恐怕与马越问题有关，我怀疑我们教育方面， 要不要这样一些温室，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只是好看，一见太阳就糟糕。育才、八一学校的学生，培养成他们的优越感。还有，在北海公园专辟一块地方，搞成一个小天地，设立了 “北海公园幼儿园” ，这样的天堂，有没有必要，是值得考虑的。
（1957年1月23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座谈会文化教育组第四次会谈上的发言）
2．我也来谈谈图书馆问题，文化部门不要发号施令，而要到下边去看看，去检查检查，有没有经费，有没有人管。
河南图书馆是在木搂中，点着两个煤火炉子，我很担心，若有不幸，失火怎么办。
河南博物馆，出土文物很多， 一个楼摇摇欲坠， 不敢用了，另一个楼也要倒，我建议他们装箱运走，以免损坏。他们向文化部谈了，没有用，给我们写了信。
河南图书馆一年经费，9000元，而一个师范学院图书经费就有12万元，这太不相称。
洛阳白马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的第一个寺。1952年印度有一个代表团要去参观，当时寺内住着荣军，后来腾出来修了一下，但还是不像样子。
龙门，文化部门抽了20万元修建，如何保存还是问题。
武昌搞了行吟阁，四川搞了个杜甫草堂，而龙门对面的白居易故居，没人管。我看可以照料一下，花钱不多。
省文化局的同志注意了这方面，忽略了那方面，不客气点说，他们很不了解保护文化， 文化局不提出， 省里领导不重视，中央不检查，所以就自流了，没人管。从前还有地主豪绅、文人雅士们搞一搞，现在政府不注意就完了。
（1957年1月12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座谈会文化教育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
“通过大民主提出来，也可以解决官僚主义”
1．首先，什么是大民主， 如果仅是进行示威， 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我体会毛主席有时也喜欢大民主(以后的发言又修正了这句话）。 因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存在的， 通过大民主提出来也可以解决官僚主义。最好的办法是铲除产生大民主的因素，发扬民主，监督也是民主。
（1957年3月25日下午工作会议第6小组第5次会议张云川发言摘录）
“农民会不会起义”
2．农村于部有的作风很成问题，如强迫命令，贪污奸淫妇女等事，多不能得到及时处理， 因此有人问这样下去农民会不会起义？也有的人希望包青天下乡。
（1957年1月4日民盟中央负责同志视察汇报中张云川的发言）
来源：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张云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一）》，北京：一九五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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