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20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姚北桦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姚北桦[原编者按：这个材料是在支部向姚北桦展开斗争之后，在“片”的大会上批判姚北桦错误言行的前夕，姚北桦写出来交给支部的思想情况。交来的时间是8月20日。
材料的第一段，是暴露他对新旧社会对比的看法；第二段，是交代他的杂文“忽然想到”是怎样写成的；以后是交代他对党组织的看法，对党群关系今昔对比看法等。还有一部分是不属于新旧社会对比这个题目的，如他为南京新华日报的右派分子强健中辩护，打算为右派分子石天河谋求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工作岗位等，但因其交来时是写在一起的，为方便起见，也一并列入此件，附在这里，下面是姚北桦写的原文摘录。]
旧社会长期流浪生活养成的思想：我贫穷！但是我自由。有时故作“清高”状：待遇不待遇无所谓（这当然是假的，是爬不上时无可奈何之语），只要精神痛快（即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些思想还附在自己的灵魂上，并未彻底放弃，时常以曲曲折折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谓“自由”，具体的说，有如下比较：
1．旧社会，交朋友可以随随便便，愿和谁好，就和谁好，“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
新社会，交朋友不自由，甚至不敢交朋友。偶一不慎，在运动中就要受牵连（受审查，受批评）因而朋友愈来愈少，生活常感寂寞。
2．旧社会，朋友见面，随便聊天，海阔天空，乱扯一阵。
新社会，不能自由主义，说话必须字斟句酌。万一失言，就有在运动被批判的危险（朋友之间，不敢谈知心话）。
3．旧社会，只要有人事关系，可以到处工作，到处跑码头。
新社会，如果不是组织调动，便老守一地。
4．旧社会，做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
新社会，做工作必须听从上级指示，服从上级分配。
5．旧社会，不受任何人批评，一切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新社会，两年一次大批评，数月一次小批评，批评不断，在批评中，两件事情最反感：
①到爱人那里去了解材料（夫权思想和旧道德观念）；②平常再好的朋友，斗争起来翻脸不认人。这件事情我怎么也不肯做，即使勉强做，也像唱戏一样，假的。如果别人这样对我，我会记恨一辈子，永不再理他。
6、旧社会，贫富之间，固然世态炎凉，但在穷朋友之间，却充满了温暖。
新社会，同志之间，缺乏友情，有的同志甚至冷淡无情。
7．旧社会，无拘无束，放荡不羁。
新社会，处处有组织纪律约束，半点也不能胡来。
8．旧社会，凭本事就可以吃饭。
新社会，有才还要有德，并且把德放在前面——而这个“德”字，非常玄奥，取得真不容易，必须通过艰苦的思想改造。而我最怕的正是思想改造。
9．旧社会，我觉得比谁都骄傲。
新社会，在老同志面前，自觉“低人一等”。
以上这些反动观点，从道理上我知道它们不对，但由于立场未根本改变，因而阴魂不散，总是附在自己身上，驱逐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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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那一段短文，实际上是污蔑我们的社会，连读报也没有自由，提倡兴趣主义，这颗炮弹的材料，是从新闻界右派分子王中那里借来的。情况如下：
去年七月，王中到我们报社去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些东西与我的思想一拍即合。在一次座谈会上，王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南京工学院有他一个教书的朋友，因为喜欢看新民晚报，被人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我听了马上引起共鸣，就加以渲染，写成那篇短文。
现在我怀疑，这件事情根本是造谣。我想生活中不会有这样幼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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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是把党看作一个整体，而是看作一个个组织，一个个人，好像只有中央可以代表党。基层组织负责人，除了声明“某某事情，我代表党……”，否则，我就不把他的意见，当作党的意见，因而在我看来，中央正确，省市委比较正确，基层组织就要看具体情况而论，一个人反对某一具体组织——特别是负责人的时候，我不认为这就是反党活动。
我念念不忘的是抗日战争初期，我所认识的地下党员，他们那样热情，那样乐于接近群众，帮助群众，今天推荐一本书给你，明天又推荐另一本书给你，并且一再问你有那些地方不懂，有什么心得，真像一个传播真理者的样子，好像多有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党的主张的人——是最大的乐事，1945年我在重庆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同志和新华日报同志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而现在，党员对待群众，劲头却不如从前了。星期天，各人呆在各人家里，即使住在同一幢宿舍里，也很少往来。我最怕听这句话：“同志，条件不同了，过去是农村，现在是城市，各人有各人的家庭，各人有各人的老婆孩子，哪有时间往来啊！”我想，只要你关心人，总可以有时间往来的，从而怀疑有些人是否入城后沾染了小市民生活的灰麈，忘记了农村生活时亲如一家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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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改造中，我最怕分析提高，对于分析提高，心里有一种恶毒的比喻：分析提高像“化学试验”一样，小问题可以化为大问题，大问题化为严重问题，譬如，这次非把你化为右派分子不可，当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愿暴露，心想，愈暴露愈坏。“化学试验”，就是无中生有的意思，这当然是对思想改造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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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放大鸣期间，在报上曾看到这样一句话：“不要只图一时嘴皮痛快，将来一生的痛苦（挨整的意思）”。后来在小组会上发言的时候，我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转述过这句话，后来影响齐星明同志也这样说。现在看，这句话很恶毒，它把放火说成一时嘴皮痛快，并且要求对其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后来我挨了批评、斗争，心里很失悔，心想，果然不错，万事皆因强出头，万事皆因强开口，以后说话一定要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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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洛回南京的前夕，我曾要他转告报社领导，要注意划清中间与右派的界限，并以记者强健中为例，说他带头贴大字报固然不对，但根据他过去的表现看，（今春被评为先进团员）也不一定是右派分子——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正是报社的右派分子。
这不是偶然的。这与后来认为“子冈怎么也是右派分子？”的看法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为右派打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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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我有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名韩劲风，任“人民文学”诗歌组副组长，来北京后，曾想去看他，但至今未去过。为石天河活动工作时，脑子中曾闪过这样的念头：“去看看老韩，问人民文学诗歌组要不要人？石天河不也是搞诗的么？”。但这样想过以后，并未去，也未向任何人说过，如果见到韩劲风同志的话，我想我会提出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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