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20 作者：天津市委教育部, 整理
天津市委教育部、整理雷海宗（男，55岁，河北省永清县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92—192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历史学），1927年以来历任金陵女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等校历史系教授及清华、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现在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及世界史教研组主任。
解放前雷系著名的反动教授。1940年后即不断为林同济主编的“战国策”反动刊物撰稿宣传法西斯思想，且经常在“当代评论”、中央日报上发表反动文章。1942年经朱家骅函请由姚从吾介绍加入国民党。1944年任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分部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反苏反共，为北京市党部主编“周论”，到处做反苏反共的讲演。全国解放后被管制一年（1950—1951）。
雷的学术思想也极反动。在美国读书时期他接受了德国Oswarld Spengler（1880—1936）的文化循环论学说。Oswarld Spengler著有“欧洲的衰败”一书（1918年出版），将人类历史视为无意义的循环起伏：绝对否认进步，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兴衰，且只出现一次。雷曾试图以这种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称：“因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愿承认中国一衰而不能复振，自创了中国一定可以复兴的说法。”在他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1931—1932武汉大学铅印）及为“英文中国年鉴”（1837商务）所写的中国历史一文中表述了这种见解。他认为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分做两个文化周期。第一个周期（有史以来至公元383年淝水之战），雷称之为“古典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无论血统、 文化部较纯正，受外来影响很小。淝水之战是第一周期至第二周期的转折点，东晋战符秦挽救了中国文化的危运。第二个周期雷称之为“鞑靼化、佛教化的中国”，在此时期中国屡遭外族蹂躏，外族血液与汉族混杂，传统文化也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外来色彩。所谓宋明理学——儒学的复兴，实际上是儒学的佛道化。雷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文化周期的结束与新文化的酝酿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西洋文化，与所谓“俄罗斯文化——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三者并存，各种成分的兴衰将视政治命运为转移。雷对所谓“俄罗斯文化”极为仇视，衷心期望所谓“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因而寄希望于蒋介石的统治。基于这种观点，雷自称自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前夕从思想到行动日趋反动， 到处讲演写文章，进行反苏反共宣传。
解放后，雷只在思想改造时对其反动透顶的政治思想做了一些批判，对其反动的学术思想则从未做过公开的检讨，从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其反动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点缀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名词而已。1955年雷写了一篇“胡适哲学观批判”（未正式发表）以繁琐的考证方法论证胡适不是实用主义，不是哲学家，而是在美国流行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杂家”；认为主观唯心论在中国既无历史根源也没有社会基础；批判唯心主义运动的目的在于“正确的批判与认识我们自己（指高级知识分子）的旧日思想”等等。实际是反对和歪曲我们所提出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篇文章中的主观唯心论观点是极为明显的，在南开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这篇文章受到了较尖锐的批评。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雷逐渐暴露了一些自己的历史见解和政治观点，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学说。同时肆意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水平，认为水平低到使人吃惊，而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则为崇拜。
今年4月初他在天津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4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谈话集中攻击了做为我国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什么：“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在这里，他恶毒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分为指导革命运动和纯洁人类历史经验两个方面，实际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科学。他诬蔑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说它62年来没有发展。他在私人说话中解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说是因为苏联肃反扩大化，几乎将旧的学者都赶尽杀绝了。他还曾举我国秦始皇、汉武时期由于焚书坑儒、罢黜百家，致使西汉学统中断（他认为西汉无学术可言）的例子来说明我国社会科学传统有中断的危险。最近（反右派斗争中）他给南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出的世界上古史考题第一题就是：“试述秦始皇、汉武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以此来影射我国当前正在开展着的反右派斗争。
今年6月间他所做的以“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于历史教学7月号）为题的演讲，露骨的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这篇文章中他以生产力来代替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分期的标准，并“建议”史学界不要说“分期”问题，认为即使欧洲史的分明问题也并未得到解决。在谈生产力问题时他又撇开劳动者不谈，而大谈其生产工具，主张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视为“当然的”而不必强调，并说什么“在这方面玩弄概念，是有危险的”。他根据这种生产工具决定的荒谬理论，否认奴隶社会这个阶段，认为没有“奴隶社会”，只有“古典的”社会——封建社会的变种，并提出“部民社会”来代替“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青铜时代”的社会即是“部民社会”。他讽刺马克思主义学者，说这些人对马克思的一些无关重要的词句大作其文章，而对于马克思经过研究、经过审慎思考所下的论断都“若无其事地不予一顾。”（指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对于苏联学者多年来对古代东方社会性质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笔抹杀。他还诬蔑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认为“古典封建两代之分，为欧洲学者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说法，并无大毛病，但也无深奥的道理，其中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争辩的问题。”
雷在根本上是反对根据社会性质划分历史阶段的。在他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中，他写道：“世界史的分期应该‘严格的按照年代划分，社会发展的5个阶段只能做为参考’”。在另一篇文章，在谈到世界上古、中古分期时，他又说：“与近代不同，在古代世界一系列较大国家或较大地区中，我们不能说任何地区是具有典型性或主导性的，所以上古时代结束问题上也不能以任何一地为标准，而只能抓住重大承前启后作用的一种关键性变化做为上古中古断代标识。6世纪至570年左右，由中国到罗马优攘了几百年的游牧土著关系的澄清是最恰当的此种标识，所以上古史的学习就结束在570年的分界线上。”（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一期）。这就实质上是说应按照种族文化来划分历史阶段，这与20年前他根据Spengler的观点提出的淝水之战做为中国两个文化周期分界点完全一致。
雷海宗在教学中也散布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关于种族问题，他说：“人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须的表现形式，因为历史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所以必须知道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中曾有多少种族在活动，然后才能对于世界历史有一个具体的概念，而某一个独特地区的历史过程，又都是通过这个地区中所居住的种族所表现出来的，因此每个国家的历史，除了社会性质的科学内容具有其一致性以外，其在形式上还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所以想要具体了解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不能不弄清他的人种来源和系统。”他认为游牧民族在世界上古史上的三次大迁徙对于古代国家历史发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它破坏了罗马帝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消灭中国原有政治文化的基础，“虽然中国文化、语言和风习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但始终未被其彻底改变，而不久即在旧有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血液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安定。这是中国与西方古代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点”（见1955年讲义）
关于阶级和国家的发生问题，他说：“氏族社会的宗教信仰是对自然错误的认识和对自然的错误方法，不是统治工具，后来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变成替神管理。成为神的公仆，原来的公款成为神款，氏族成员都是下民，公仆是替神来管理下民的，国家也就在无形中产生，神庙成为最早的政府所在地”。（见1956年讲课笔记）
关于战争发生的原因，他在解释埃及新王国时期进行侵略战争的原因时说：“在这时有两种因素使得埃及有需要并有可能向外扩张，其一也是主要的是由于此时埃及内部的稳定发展，其二是外族残酷 统治的经历使后来的埃及统治阶级意识到了巩固国防的重要性，而巩固国防能力的最好办法则是以攻为守。当然，这并不能构成埃及对外征服的唯一理由，主要的仍是第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至少能成为埃及统治阶级动员全国人民投入狂热的征服战争中的一个有力口号。（见1956年讲义）
此外，雷在校内还不断的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排场。他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每周要读多少页书；告诉学生解放后出的书没有学术价值，应该多看解放前出版的书籍；对于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则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认为没有一部在世界上站得住的著作，也很少有象样的学者，并说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连被批评的资格都不够。他还常常讲：“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必须把这一课补上。”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和人谈话中，他说：“人们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其实中国过去那有资产阶级史学，中国过去的史学乃是“三皇五帝”的封建迷信，如果有资产阶级史学，那倒好了。
苏共二十大以来他的反动政治观点也有所流露，批判斯大林时他说斯大林的专断，肃反扩大化等解放前他就知道。波匈事件发生后，他说“这是在预料中事”。鸣放期间北大反动学生谭天荣来访， 他告诉谭“应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之间找空子”。在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文中（见天津日报），他诬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解放8年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不说话”或“说假话”，并建议历史家对这种现象作“解释”。在天津市委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他又污蔑新中国的儿童教育是“精神虐待”，实际是影射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年第二八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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