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30 作者：电力部, 陈国权
电力部、陈国权我年纪不大，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是在新社会，也可以说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但新社会不怎么样。从解放到现在我正天充满了痛苦和矛盾，我不知道怎么生活过来的。我的性格与大家不同，喜欢讲话。解放以来，我讲了不少反对话，看了不顺眼的事就要讲，我不怕，的确话也讲了不少，这是我的安慰，讲了以后挺痛快。解放以后到现在找我谈话的人也不少，开始我应付，后来就干脆不理他们，把他们拒之门外。我对新社会是不满的，周围的空气太乌烟障气了，使人无法生存。……从55年起我开始练习写作……我有信心成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但成为怎样的作家和诗人不能肯定，是决定於社会对我影响。如果社会对我好的话，我歌功颂德也无所谓，如果社会对我不好的话，做个叛逆者也无所谓，这有什么办法。我看得很清楚，我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说我是强词夺理，我是从来不承认的，我是很对的。
现在有问题的不是像共产党所说的那么少，几十个，百分之点几，我才不那么想，我却相信有问题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有问题，不过就是没有讲。有的做傻瓜的讲出来，比较聪明的阴谋的不肯讲。当然，一个作家，一个文人，或者是一个想得不那么通的人，他们有共同的性格，他们都比较喜欢讲话，每一次倒霉的也是这些人。如胡风，路翎、方然，今年像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他们亦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文学界的权威，我想了一想，这些人是否都有问题？都是一贯反党的呢？……。当然丁玲我不否认她是一贯反党的，但是我觉得艾青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那为什么亦说是右派分子呢？冯雪峰亦是这样，三十多年的老干部，还是参加过长征，亦是一个文学界的权威，是鲁迅最好的学生，那怎么他亦成为是右派分子？共产党亦应该考虑考虑，血口喷人，嘴吧咬着别人，说别人这不对那不对，结果自己根本一概不承认，拿着这个就往别人身上一推。
我有二点声明与要求，我最近身体不好，说老实话我对共产党不满把身体搞坏了，几年以前我可以在会上辩，现在时过境迁了。第二点，我没有什么企图，不要说我反这个反那个，扣什么帽子，我不过是善意的意见。
晋显曾工程师提出来的关於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人选问题大家意见很多，局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不能当选代表我认为这是对的。我想局长是行政领导，当然不能作为人选，总工程师是行政的助手，工会主席是协助行政把工作搞好，他们都是党员或者是党培养的人，反正都是共产党的人。我还没看到职工代表会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认为是工人自己的组织，与工会不相同。我的看法是与各民主党派差不多，它是受共产党的领导，但不受共产党的干涉，政治问题，原则问题是受党的领导，如果违反了宪法，违反政府法令则可以提出意见。因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局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不能当代表，假如一定当了代表，这就是党天下，与储安平的党天下一样。如果说能当代表，难道毛主席也有当各民主党派代表或主席的权利吗？当然是没有的。关於南斯拉夫问题铁托当国防部长，又代表党，有人说这样是不对的，既然铁托这样是不对的，而职工代表大会不是代表党，不是党的系统问题，有人说这样的不对，那样的不对，究竟有什么区别，我想不通，那天我参加会有人说现在是讲理的，可是在我印象中现在就是不讲理，讲理倒好办了。现在是强词夺理，讲得没法讲了，就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是什么企图，是不是右派份子，已成为这样一种风气了。
有人说农民生活提高了，我现在搞不清究竟到底提高在什么地方。我不讲别的例子，54年我回家，在江西那时正闹水灾，政府每个人补助三元钱，想想看三块钱够吃什么，用打油打盐都不够。后来两架美国飞机来了，投了很多面粉，罐头，什么东西都有，投了很多，是晚上空投的。他们很高兴，很多人去捡，有的人捡了不少，他们认为美国是他们的恩人，在困难的关头伸出手来。共产党给了什么三块钱，三块钱有什么用。所以他们说恩主不是共产党是美国。第二天区政府来人，把所有东西都要收起来，理由很简单，说里面有细菌，当时人们很不满意，说共产党简直是土匪强盗。我们没有吃的你们不管，美国投下来的东西说有细菌，我们不相信，千讲万讲还是给收起来了。我好几年没回家，我回家看一看，当时我叔父叫我不要回去，说回来干什么，家里要饿死了。怎么会饿死？我很奇怪，说这是统购统销。这与统购统销又有什么关系？我住不久，二、三天就走了，叔父说一天也吃不上。另外一个关於卖余粮，说家有余粮都要卖给国家，那时闹水灾，那一家还有余粮。另外，当时农村干部简直不是卖余粮，而是把主食都抢去了。我婆婆在农村就与他们吵起来，说你们简直不像话和土匪一样，我觉得要把我们饿死，连我们生死都不顾，还顾什么国家呢？我想是搞得太坏了，农村已到这种地步了，共产党还不下个勇气，还不放放手，这是抓住不放。
国民党时便衣警察我也看到过一些，我觉得他们主要手段，就是有“能耐”，谁错了就抓起来，要不关起来，要不就是杀掉。我觉得那倒好，那倒是死得痛快，错了抓起来关起来杀掉了，事情了啦!现在不然，不仅也有这样抓起来，关起来，杀掉，除这一套外，另有一套更卑鄙阴险就是“整”。把人整得半死不活，再拿进去关起来，从政治上攻击，肉体上的毁灭，所以现在对人的方法是太可怕了，就是这样子。现在便衣警察谁也看不清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穿这衣裳，我也穿这衣裳，别人看不出来。过去的便衣警察还带礼帽和太阳眼镜，外表还看得出来，现在看不出来，你现在的讲话，随时传声筒传过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很可怕，我现在是前怕狼，后怕虎。
大鸣大放时，我心里很痛快，我觉得共产党这样做很好，大家有意见让大家提，针对这些意见来改进自己工作。可是后来不久风势转了，怎么来个反右派，讲过话就倒霉了，当时就很怀疑，我觉得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开始的时候叫人家提意见，结果一个耳光打回去。这我就想不清楚，这到底是要人来帮助自己呢？还是要你来帮助人家呢？我当时这样想，有些人提的意见是过火了，像储安平，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要共产党下台，这是讲得过火了，我同意那是坏，可是有些人是善意的警告和善意的批评，你为何不考虑接受反而打击别人我就想不清楚。
党团员就像收音机，现在说一句话就像电视一样，马上反映到领导上去，这不是个别现象，造成了“流行病”。你有一点他给夸大，我感觉到很紧张，我说老实话，我很不满。
我每天晚上走路时，都要回头看一看，是否有鬼。(指党团员)
那些积极份子，人事科狗腿子，我和他们已经成对抗性矛盾，谁找我说话，我给他二个嘴吧。他们好事见不到，而坏事马上就看见了。为什么老找我说话，把我弄成精神病，我想离开这个地方，这局里简直太污秽了。
来源：《想一想，对不对》（第三集）（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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