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0 作者：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右派分子王士魁，曾留学法国。解放前历任云南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教务长等职。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大进行所谓“整肃”时，王士魁任伪“整肃委员会”付主委，忠实地执行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残革命的政策。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一再对他争取教育，并任命王士魁为云南大学教务长；民盟组织亦选他为省委委员、云大支部主任委员。但王士魁一贯坚持其反动立场，经常向党、人民政府，和我们的革命事业恣意进行攻击诋毁、造谣诬蔑。党虽一再耐心地对他进行帮助并指出其错误，但王士魁坚持不改。
今年，党开始进行整风以后，王士魁更变本加厉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展开猖狂进攻。他利用他的职位在各种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各种建设；向党的各项政策、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甚至向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各种明的、暗的箭毒，一再进行谩骂诬蔑，什么“共产党对科学是外行”；什么“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太糟了”；什么“共产党该骂”；什么“进共产党要先学杀人”等等。王士魁想用谩骂诬蔑、造谣中伤来破坏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
王士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极端敌对、仇视和痛恨的。解放以来，他对他领导的人民大学的教务工作一贯抱着“消极怠工，积极破坏”的态度。他认为他“有职有权，但不稀罕这种权”，他认为搞科学研究“不如去拉屎、买菜、抱孩子”，他认为并不是学生负担过重，而是“我老婆负担才过重”!他对整个学校的教务工作一切均不管；他对在党的领导和在全体教师劳动下完成的教学改革全盘否定；他甚至骂教学计划是“装面子给人看”！
王士魁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极端仇视痛恨的。他否认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他诬蔑农业合作化搞糟了；他攻击我们的轻重工业建设；他甚至谩骂说：“社会主义的症候就在缺少鸦片烟”!
下面所揭发出来的材料，就是右派分子王士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从所揭露的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士魁是怎样一贯仇视、痛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王士魁的“学者”、“专家”、“清高”再也掩盖不住他的丑恶面貌，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就利于我们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
他说：“唯物论完全正确吗？我不相信；什么唯物唯心，还不是黑脸白脸；马列主义是不是绝对真理？是不是没有错误？毛主席为什么只说马列主义不怕批评，不说马列主义可以批评？”
在研究数学系教学计划时，他认为政治课只应该学两门：一门哲学，不能专讲唯物的，应该要讲唯心的；一门中国革命史，应该改为中国通史。
他说：“思想工作我们说太多了，党员就给打回来说是少了；实在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的问题，而是太糟了。”
他说：“我不懂马列主义，别人也不懂；我不相信老干部也有一点马列主义；某些干部开会时哇啦哇啦讲大道理，大道理谁都懂得，只不过是些教条。”
他说：“科学是有阶级性的，那就要首先假设有阶级存在。”
他说：“马列主义夜大学办得非常糟，开的课我就不爱听。”
他说：“杨振宇、李政道没有学习马列主义，所以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在科学上有这么好的成就？”
他说：“‘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无静止就无所谓运动，天运动就无所谓静止，那么一个是相对的，另一个是绝对的，这是什么逻辑？”
他说：“斯大林的辩证法只得70分，我们不及格，情有可原。”
王士魁对党的领导和党员一贯诅咒、攻击、谩骂。
解放前，王士魁曾诬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说：“中国不会亡于苏联的，因为历史上很少有北方国家征服南方国家的。况且俄国人又很愚蠢。”
解放初期他又污蔑说：“共产党不要文化，不要艺术。”
他说：“共产党的干部除马列主义外，科学是外行，幼稚可笑。”
他说：“云南大学的领导非常幼稚可笑；李广田的报告是“混蛋”，“狗屁”；说话难听，连大学校长的风度都没有。刘绍文一天拿着皮包走来走去，什么事情也干不出来。”
他说：“马继孔讲话粗暴、重复，说话有些刺人；开口就说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思想等等，谁也不爱听。”
他说：“现在谈话除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框框谁敢讲？批评了王明、博古，毛主席的思想是否也有点影响，这谁敢批评？”
他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太不客气了，根据什么来分百分之几的，我不懂。”
他问彭德怀同志：“周总理把知识分子分成等级，我是属于那一类？”
他说：“储安平是第一个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的人，他提出‘党天下’的论点，让他说好了，说出来总是好的，即使他再说些怪话，比如说国务院十二位付总理中不仅没有党外人士，贺龙、彭德怀还是湖南人，也让他乱说好了，说出来总是好的，批判过早，会影响争鸣，大家会不敢发表意见。”
他说：“郭景贤的诗写得很好；学生要骂就该骂。”〔注：一〕
他说：“共产党有两种人，一为广包子，一为土包子，土包子最糟。”
他说：“共产党不是最喜欢听反面意见的吗？为什么要逮捕胡风？”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要进共产党，但进共产党要先学杀人，学会了才能进去。”
他说：“写草木篇的人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才写出来的。”
他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未必是真正事实。原是‘联俄，容共，农工’，为什么现在改为‘联俄，联共，农工’，是不是面子问题？”
他说：“共产党真正小气，度量不够。”〔注二〕
他说：“海南岛解放时，乱杀一阵，不知杀了多少人，杀的是土共，那里有偏向”。
〔注一〕郭景贤，右派分子，云南东川铜矿厂医生，党整风中，曾写诗污蔑党及社会主义事业。“学生”指云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
〔注二〕指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
他说：“肃反我所怀疑的只是百分数而已，当时听报告说，反革命分子有百分之几。我们学校有三千人，说5％就有150人，那里来这么多反革命分子？人说毛主席是有根据的，我不信，我到处说，并不掩蔽。我从成都回来，对肃反偏差，无甚兴趣，我有右倾思想，有偏见，我以为这人不会，那人我认得也不会，就是这样想，我和文老〔注一〕也谈，他说肃反错了怎么办？我说错了就错了，死了就算，历史上每一朝代都是很残酷的。”
他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时过早，而且也不太必要，匿名信这类事交公安部门办理好了。”
他说：“我以为镇反‘宽大无边’不见得，而镇压过多则有之；一听见有熟人犯了嫌疑，我都替他担心；数学会昆明分会理事会开会时，我问：‘许多老师都回来了，为什么邹象乔〔注二〕还没有回来？’当史良部长来昆明召集座谈时，要大家提问题反映意见，我问：‘政治犯被判决后，可不可以上诉？例如严重的罪犯赵岑纪〔注三〕可否上诉？’”
〔注一〕文老，指右派分子张文渊，云南大学付教务长。
〔注二〕国民党反动军官骨干，混入昆明第一中学教数学，肃反时被逮捕。
〔注三〕赵岑纪，托派匪徒，云大俄文教研组主任，1955年被人民政府逮捕。
他说：“资本主义的报纸有正面也有反面，这才是言论自由；我们的报纸只有正面，怎能说是言论自由？”
他说：“肃反是斯大林做法的残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下面的材料是解放以来的八年中，王士魁一贯仇视、诋毁、破坏社会主义和党所领导的各项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罪证。王士魁在担任云南大学教务长的职务时，串通右派分子张其浚在学校中到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制造混乱；对教务处工作则进行“消极怠工”、“积极破坏”。他们密谋在云南的高等教育中打开缺口。以便在适当时机进行资本主义教育的复辟。
他说：“天天说资产阶级制度不好，我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那里？天天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为什么美国一周生产十二万辆汽车，中国一年只生产三万辆？”
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不是就是开会？”
他说：“社会主义的症侯，就是缺少鸦片烟。”
他说：“解放以来的各种运动都是幼稚的，野蛮的，不合中国的民族性，如撕破脸皮，揭穿丑恶，六亲不认等就是野蛮，这些是从西天取经，从斯大林那儿取来的。”
他说：“别人都不会听话，分不出真假，听成绩要除十（缩小），听缺点要乘五（扩大）。”
他说：“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好多人，惨无人道，真残酷极了，很多地主对农民并不那么刻薄，地主是勤俭起家的。不搞土改也可以，象工商业者不也是一样可以转过来？”
他说：“土改时别人不敢给我说话，就是因为别人把我也看成‘野兽’”〔注：土改时他任大队长职务，这里他污蔑土改干部为野兽〕。
他说：“地主花样多，农民的花样比地主的更多。”
他说：“梁漱溟在政协当毛主席的面提了意见，人民日报批判了半年。”〔注：指梁漱溟为地主阶级辩护的谬论。〕
他说：“地主是解除武装的敌人，应从宽处理。够条件的应按期改变他们的成分。”
他说：“土地改革，我在学习文件听报告时，觉得土改法和一些有关条例，非常正确而科学。但见到具体的现象，很不习惯；被斗死和自杀的，时有所见闻，当时思想很混乱，以为全国均如此搞，死亡必有一定数目。我想何必如此，不如此搞，是否同样可以解决问题。”（王士魁七月六日对五大
他说：“我又以为全家剥削，一人负责也不合理。……我想温和点还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我怀疑当时土改的作法是否完全必要。”（同上）
他说：“抗美援朝初期，我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思想是有顾虑的，心中有些害怕，怕打不过人，美国是老虎。”
他说：“中国何必出兵呢？美国到了朝鲜就完了，不会过鸭绿江的。”
他说：“美国人在汉城反攻，不得了，来如雨，去如风，中朝部队不知死了多少人。”
他说：“思想改造作为运动来搞是非常错误的，效果很坏，方式非常粗暴，也可以说是野蛮。”
他说：“思想改造有没有必要，不必否定，因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搞也搞了。”
他说：“你们说思想改造有成绩，是说假话；真的有成绩，你们再来试一次看。”
他说：“如果再搞思想改造运动，我个人就不参加。”
他说：“解放以来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肯定是巨大的，但是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则是失败的。……1952年搞的那一套思想改造运动，被改造的人认为是主观的，其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因此，寸先生（指寸树声付校长）对思想改造运动所作的估计，仍然和过去的工作总结差
他说：“思想改造、肃反运动……虽然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时候由于没有掌握知识分子的特点，对有些人用那种粗暴的方法，下流的、无耻的、卑贱的帮助，使被帮助的人，不仅不解决问题，效果适得其反。”
他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是因研究学问，观察事实，根据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三个来源，才能总结工人运动，提高到理论，但他也不是撕破脸皮，打下威风，放下架子的。”
他讥讽的说：“我过去顽固，今天才认识到党的正确，科学性很强，如天文计算，那天那日如何发生都算得清楚。”
他说：“我认为思想改造，不一定要这样搞，这样粗暴简单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而且伤害了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和侮辱了他们的人格，知识分子的架子是臭的，脸皮是厚的，这样撕破脸皮，打下架子，打下威风，是达不到目的的，这样只能使其口服心不服，规规矩矩，不敢乱
他说：“提意见？那算什么意见，乱提乱放，简直是谩骂、野蛮；我能够坐下来听，能够从从容容写洋文（注：思想改造时，别人对他提意见，他用法文写道：‘放屁’。）已经不错了，那种荒唐的意见，有的人听了急得要哭，有的要上吊，为什么对待知识分子一定要用这个办法？”
他说：“我认为三反做得不妥当，违反实事求是精神；什么大胆怀疑，捕风捉影，旧社会来的不贪污不合乎规律，数学上的大数理论应用于统计学、气体运动学则可，不能随便应用于人，把人命来开玩笑。而且这些人都是国家干部，是技术人材，虽然是由旧社会来，但与地主资本家不同，他们为人民做事，将来还要做许多事，不能这样搞”。（注：统计学上称大数法则。它在大量事物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以观察事物发展的趋势。在教育和人口统计、数学、心理学上均适用。说不适于人，是右派故意歪曲。）
他说：“三反运动在好多场合下是把人命来开玩笑”。
他出席会议在广州经过爱群大厦（一个大饭店）回校后说：“三五反时不知从爱群大厦上跳下多少人！”
他说：“教学改革是全部照搬苏联的东西，制度、组织形式、课程内容、科学分类、专业设置都从苏联搬来。苏联的这一套相当先进，但硬搬到我们国家来就不适合”。（六月十二日王士魁与云南日报记者谈话）。
他说：“由于我们的教学改革全部照搬苏联的一套，因而造成了‘硬着头皮赶任务’，教师、学生异常紧张，疲劳万分，最后教学质量不高，学生成绩不好，学了很多，但不深不透，难以巩固”。（同上）
他说：“苏联的工、医、农学院是独立建院的，中国目前是否也应当独立建院？旧中国的大学是统一领导工、医、农各学院的，这虽有包罗过广的缺点。但加以改造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把工、医、农拉出去？”（同上）
他说：“教学环节的研究简直是无聊。”
他说：“计划教学是生搬硬套，教研组不起作用”。
叫他做教学改革工作总结，他说这是“逼上梁山，劳动改造”。
他说：“人家说资产阶级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反正还不是吃饭；教务长当不当没有关系，只要工资照拿就行。我是混饭吃，混日子；我虽有职有权，但不稀罕这种权，所以宁肯在家里睡觉。但有两种会要参加，一是请吃饭，二是请看戏，除此之外，可以去可以不去，爱到就到，不爱到就不到。”1955年初，农林两系传达北京开会讨论的有关农林教育方针问题时，他是教务长，一再请他去参加，他不去，问他为什么，他说“嫌冷”。像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他说：“高教部官僚主义，我也莫明其妙，你们自己去想”。
有人要研究一下工作，他说：“研究什么，有什么可研究的”。或说：“我不管，随便好了，我不管”。有人去请示工作，他说：“是公事还是私事？公事不谈，喝咖啡就坐下来”。
在他负责图书馆馆长工作时，除了每学期去做一通自我检讨，称一下官僚主义外，什么也不干。文理科要买书，他再三推诿说：“你们天天提文科，有本位主义；不但你们是本位主义，就是物理、化学系也是天天要买书，买那么多干什么？”历史系要阅览室，他说：“学生有自己的教室，两三本教科书还要什么阅览室，我们数学系就不要”。
他负责教务处工作，但他不只破坏教务处的工作，并在教务处串通右派分子张其浚制造各种谰言秽语污蔑攻击学校、党、社会主义，把教务处“变成发牢骚的大本营”。
他说：“学校落后无关系，不要管它，只要我不落后”。
教务处工作人员向他请示工作，他说：“我也不懂，你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全校唯一没有教学大纲、教学日历的是王士魁。他不填科研计划，并说：“我有空还不如去拉屎，去抱孩子”；“教学计划是装面子给人看”。
高教部规定新生总分要二百分取，他吊二郎当的说：“一百九就可以了”。后来有人反对，他又说：“那就二百二吧！”
物理系教学大纲归他研究，但他不管；无论重点系如何办，他说“随便”。他坐办公室，但不办公；学校号召进行科研，他又说坐在办公室怎么进行科研。
他当教务长，但连教学计划也不看，学校开什么课也不知道，别人问他有关教学的问题，他总是说：“连我也莫名其妙”。
他说：“师资培养根据总路线，我认不得”。
他说：“什么学生负担过重，我老婆的负担才过重的”。
他说：“我听说做总结就讨厌得很，逼着要做，就只好照着：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公式去做，尽量说领导喜欢的话，但他们还是看不出来”。
他说：“学苏联教材没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如法国的；学教学法工作是多余的、无聊的”。
他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如鞍钢等各地，不论是重工业，轻工业都搞错了。共产党闭门造车，只找来些苏联专家搞计划，不相信中国专家，因此造成严重错误。淮河水利工程也搞错了；东川铜矿摆着一两万工人什么也搞不出来，也是搞错了”。
他说：“西北油矿搞得一塌糊涂；杭州很好，但是多少劳改犯在搞的”。
他说：“农业合作化优越不优越，只要到市场上去买菜便知道了”。
他说：“现在工人、农民又有闹事的了，究竟是什么不满”。
他说：“农民还不是永远受苦的”。
他说：“由于领导的错误，以致我们没有蔬菜吃”。
他说：“有些小学校把小学教师搞得‘惨无人道’”。
他说：“海南岛是适宜种咖啡、椰子的地方，但解放后却种成稻子，真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他说：“武汉大桥建筑方面的领导人只顾自己享受，不顾工人的艰苦，自己住的房子非常讲究，工人住宅可怜得很。这种领导人员不顾工人生活，只顾自己摆阔，真正是严重的官僚主义”。
他说：“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是排队”。
他说：“青菜肉食供应紧张都是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冒进的影响”。
他说：“苏联专家设计规模都是很大的，其余条件配合不上，造成很大浪费，在三反五反中所搞的钱一齐都浪费完了”。
他虚伪地说：“我不反对社会主义，但心中很矛盾；我知道脱离共产党没有办法，但思想上转不过来”。
王士魁对苏联一贯诽谤仇视，对资本主义国家则极力赞美。仇视侮辱祖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对波波夫发明无线电，他说：“苏联简直岂有此理，真会吹牛”。
苏联学者引列宁的话批评爱因斯坦，他说：“为什么列宁说的都对，爱因斯坦说的都不对？！”
他说：“苏联专家在王府井大街买十八件衣料，因为苏联轻工业不够”。
他说：“今年是地球物理年，放人造卫星，美国一造成功，苏联靠不住”。
他说：“海南岛种橡胶树，请了苏联专家是浪费，不如找几个南洋工人”。
他说：“赫鲁晓夫说风凉话，（注）是事后诸葛亮，为何生前不说，到已死后才说，共产党员还怕死！”（注）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同志对斯大林的批判。
他说：“法国大学生读书自由，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干。法国的面包也特别好吃，苏联的腥臭难吃”。
他说：“匈牙利事件，苏联为什么要出兵？我想不通。美国侵占台湾和苏联出兵匈牙利不也是一样吗？”
他说：“苏联不见得是站在科学的高峰，站在高峰的是英国法国。”
他说：“除了谈德、法、英、意以及瑞士的数学，便没有了”。
他说：“中国音乐低级下流，单只1，2，3，4，5五个音，与西洋音乐不能比，西洋音乐好”。
他说：“外蒙古应该要通过外交路线把它收回来”。
他说：“斯大林主义是超法西斯主义，因为前者比后者更科学得多”。
他说：“斯大林真残酷，以法律所不允许的方式侦讯，以至于每一个医生、教授自己签名承认有阴谋，真是惨无人道”。
解放初期，王士魁与云大军事联络员说：“我们将来是不是要吃苏联的亏？”
按：对苏联进行污蔑造谣，进而挑拨人民对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尊敬；对伟大的祖国进行诽谤，对帝国主义则无耻地歌颂赞扬，这些是右派分子阴谋诡计中的一部份。在这些问题上，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能轻易再受欺骗。
王士魁歪曲党的“鸣”“放”方针，说：“一放、二收、三整”。
他说：“师院的反动标语（注：指昆明师范学院反革命分子在党整风初期所贴的反动标语）不能说它是反动，要客观地看”。
他说：“大鸣大放必有大争，但没有平等的地位怎么能争？还不是‘强权即公理’”。
王士魁反动言论受到批判的初期，他说：“我说的一点都不错，知识分子的传统是硬的，比钢还硬。再来说，我就要用刀杀人！”
右派分子王士魁在云大的反动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他一向串通右派分子张其浚制造流言蜚语向学校及党进行污蔑攻击。王士魁是云大教务长，张其浚是付教务长，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一唱一和，把教务处变为向党进攻的基地，在学校中到处散布谰言，挑拨群众对学校领导不满。王士魁、张其浚经常深夜密谋筹划，向学校、党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射出各种毒箭。他们或则挑拨党群关系，或则离间党员；或则谩骂领导，或则诽谤同志；或则攻击政府各项措施，或者破坏各系团结；对教务处工作向来不闻不问，对学校缺点则尽量夸大。在党整风期中，他们认为有机可乘，一方面加紧策划进攻，一方面则四处放火。王士魁曾指使右派分子陈红映（云大中文系研究生）借李广田同志开课事大肆攻击校方领导，并对陈保证在校务会议上将此问题提出作为进攻的借口；又煽动陈将事件刊登校刊，散布对李广田同志的不满，妄想以此威胁学校党政领导，阴谋进行复辟。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二人又互相包庇，张其浚为王士魁四出奔走，打听虚实，并代王策划退路三条；王士魁则尽量为张掩护退却，对二人阴谋活动包庇隐藏，妄图负隅顽抗。
王士魁曾参与张其浚同章罗联盟云南代理人右派分子李德家的阴谋活动，但在交待中，躲躲闪闪，不肯吐露真情。
王士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虽然隐蔽阴险，但终被揭露，一切蒙蔽欺骗我们的假象已经破灭，什么“天真直爽”，“学者专家”，什么“欧洲知识分子”（注：王士魁在一次交待中自比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外衣已经被剥开，善良的人们再也不会受他欺骗。王士魁应当把他和他的小集团的活动真象全部揭发，这是王士魁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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