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3 作者：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
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杨伯诚，男，现年27岁，云南华宁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1949年入党，历任区委委员、副区长、县委秘书、省委组织部干事等职。去年4月提任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副处长。历史上还有些问题未搞清。
杨入党八年来，对于直接领导他的同志都一概加以反对。入党不久，即不服从县委分配给他的工作(乡长)；任副区长反对区长；在省委组织部建党组工作时，反对副组长、组长；提为副处长不久，即认为自己“有职无权”，要闹清处长与副处长是首长制还是委员制，并在工作中给处长以刁难。随省委组织部谢副部长去西双版纳即反对谢副部长的领导。至于在临时组成的工作组中不服从领导及下乡下厂不尊重当地党委领导的例子更不一而足。杨反对领导的方法是把公开抗拒与阳奉阴违互相结合起来灵活使用的，即所谓“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及因时间、条件而异。
杨还一贯地挑拨党内团结，制造党内不和。他除挑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志间的关系外，还挑拨党与少数民族干部的关系，使省委组织部内有的少数民族干部以为党不重视发挥民族干部的作用而有某些情绪。下乡工作则打击下级组织部门的干部。在破坏党的团结时，他除运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打拉结合的办法之外，更恶毒的是他善于发掘某些同志不健康的思想及党在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抓住不放，画龙点睛地添上几句，挑起别人的不满情绪，加以扩大，化自己的反党意图为别人的意见，利用别人为自己说话，如被批评，又可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另外，杨还经常地夸大事实，虚报成绩，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整风开始以来，杨更加集中猖狂地配合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鸣放期间，组织上派杨到云大去了解情况，列席云大党委会，因此，他知道了党反击右派的意图，但杨对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仍表现站在右派分子的立场。他在看了右派分子出的大字报后，为右派辩护、张目，认为：“大字报有事实根据。”“党就是有这样多问题，才给人家抓住嘛！”抱着：“提出来了，看是怎个收场”的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大字报把受补助多的党员称做特殊党员也是恰当的”。并同意大字报上关于“公民权利”的提法。他认为：“问题的发生来自两方面：就是党和党员有缺点，加之过去发扬民主，听取意见不够，这次提起意见来也就不免有些偏激情绪。”他并认为：“将心比心，我在三反中被斗了一台，自己也不满意。”说：“小组会不过瘾给他们(右派分子和对党不满的人)在大会上过一下瘾就好办了”。又说：“学生游行也是可以的。”他认为：“不要党团组织是学生的特性，国民党时代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他回机关后，从上述反动观点出发，即提出“支部工作要适应学生特性”的论调，并津津乐道地在党内专门散布消极、恶劣的影响，说“云大党委开会时把门窗都关起，并宣布不准记笔记，不准出去讲”，“看民主墙不敢记，不敢出气，我去云大是换了衣服去的”等等。云大支部书记批驳“党员多，压力大；党员少，压力小”的谬论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支书是“主观急躁”，“压制民主”。
省委组织部鸣放开始后，杨即大肆活动，在大会上一言不发，却在背后积极搜集对领导的意见，唆使木文象、施加政等人对领导提意见，并无中生有地制造李处长“封官许愿”的材料，诬蔑谢副部长没有基层经验、好吹，诬蔑王副部长对某些领导干部有宗派，鼓动别人攻击领导。等到部内允许大家出大字报时，杨即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利用了几个存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为自己打冲锋作掩护，大举向党进攻。在写大字报时，杨自己一字不写，但却借抄写之名，将原稿作了恶意的篡改，使其根本变质。绝大多数带关键性的谩骂党的话都是他加上去的。如：“这与国民党时代的官官相护有什么不同之处”“真是一人作官、全家沾光”等。杨还主张在“高级干部、首长爱人找媬姆有方”一文的报头上画个又胖又凶的女人头。杨在“抄写”时一再催促别人写稿，说自己已“停工待料”，但别人拿来一篇打油诗(内容系提一同志某些生活上的问题)请他抄时，他却说：“鸡毛蒜皮的不够格，我们要抓大头！”大字报贴出后，杨表示很得意，说：“机关黑板报一天就抓着卫生科那点事情干，咱们就不那样子，咱们一干就是两个省委委员，三个部长！”并曾说：“云大民主墙也不过如此！”出后，杨即要别人注意对大字报的反映，听到一些对党不满的话后，却说：“这是好反映”。当时，杨即估计其它单位也会出大字报，说：“连缝纫室的墙都要贴满，不够了还得搭梯子往上贴。”利用吃饭时机向党委会阎士颐同志建议把黑板报的地方让出来给大家出大字报，回部后却向别人说：“党委会已支持出大字报”。当晚又与别人酝酿写稿。出大字报的几个同志决定撕掉大字报时，他还说：“好的反映还是多，大字报的成绩要肯定！”“撕掉怕别的部委反映我们压制民主！”大字报未出前，杨即估计可能出问题，要把原稿留下，以备查考(均非杨所写，杨的篡改也都没改在原稿上)，但等受到批评时，杨即要别人把撕下的大字报烧毁，以图消灭证据嫁祸于人。以后，自己丝毫不作检讨，到处扬言“××是主编，××挂帅了，我只是抄抄写写，”骂别人把大字报贴出去是“倒戈党员”。
杨伯诚把党污蔑歪曲成“争权夺利的自由市场，尔虞我诈的人事关系，宗派集团”。认为与“国民党的官场一样”，认为领导干部都是一个护着一个，认为“朝中无人莫做官”。因此，他除了大大施展那一套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手法外，还把他所见到的党内许多现象均诬之为“宗派”，说“官有多大，孩子有多大，媬姆有多大”，在与别人相处中主张“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杨伯诚还经常鼓吹在干部政策上的“唯能力论”观点，认为只要有本事，就可当领导干部。他经常吹嘘自己“能说会写，有基层工作经验，经过整党，思想上没有问题”，并说“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拿上来，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放下去”，实际是想篡夺更大的权力。
杨伯诚上述的反党反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是由其敌对阶级的仇恨心出发的。他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些重大措施都心怀不满，对党对同志心怀仇恨。杨伯诚家庭是地主，但在复查以前却误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复查时纠正了这个错误，没收了他家的房子，他因此对党不满，以为华宁县委为了要他家的房子给县委会住才划他家为地主。三反时他贪污五十多万元(旧币)，昆阳县委曾怀疑他是老虎，叫他坦白交代，他即与党对抗，曾受停职反省处分。以后他作了假坦白，后在整党中又重新作了交代。但他为此长期怀恨在心，以后就要“抓住领导的缺点，进行报复，以牙还牙”。他认为“三反中的积极分子是向领导邀功、讨好的假积极分子”。在肃反发动中，他对省委组织部内斗争三青团骨干董弼贵抱怀疑态度，以为追董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可能同过去三反时斗争他一样，将来还要平反，并对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泼过冷水。他对工资改革时自己只提了一级没入格不满。由于三反、土改、工资等问题对党有不满及仇恨，在这次整风中即与党的领导干部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要“以牙还牙”。他一向对党对领导对同志是“笑在脸上，恨在心上”，说领导干部接受补助是“骨头上刮油，肥肉上加膘”，听见揭露了领导上的一些问题即作为“内幕新闻”，引为乐事，并以散布出去为快。听见大会上对领导干部提出许多批评即抱幸灾乐祸态度。为了想让领导干部“出出丑”，而在大字报上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他对劳动人民是没有真正的感情的，下乡工作时只靠参加开会及听社干汇报了解情况，到个旧马拉格去，对新提的工人干部马小孔(任支部书记)不是帮助，而是批评马“不行”，使马不敢见他。但他对肃反对象董弼贵却很关心，说董有本事，在董劳动教养回来(董的反动思想未改他完全了解)时，他再三催问董的工作分配了没有，并建议董可到中学或大学任政治教员，还亲自去看董。另外，他听了×××同志春节回家(峨山)一转后，对家乡粮食工作有意见时，说：“省委的二个三定重点县(指峨山、武定)订产后口粮就是扣得紧！”后当别人追问时，他说这是郑部长说的，其实郑部长并没说过。
杨伯诚的反党活动也有其思想根源，即是他的反动腐朽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他的灵魂深处充满了损人利己的思想，他学会一套资产阶级政客手腕，企图歪曲党的性质及原则，从中混水摸鱼，以便爬上高位，改变党的性质。
杨伯诚在读书时即爱好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把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一套手法看作是有本事，并企图依靠其地霸姨父张超南的权势和关系，爬上统治者的地位。后因形势变化，才投机混入共产党内。入党时，仍是把共产党看作是实现自己争名夺利统治别人的市场，施展他那一套政客手腕来向党进攻。1950年土匪暴乱时，杨怕死，即认为“太平年间嫌官小，离乱年间嫌官大”，跑到昆明其匪首姨父张超南家，并想另外谋事。三反受到处分，即认为“宦海茫茫，消极厌世”。以后经过整党、四中全会学习，杨根本不打算改造自己，而是把过去露骨的捧上压下手法总结提高为“在领导面前装好一点，办法要巧妙一点”。在斗争中则装病。杨从其阶级本性出发，一直对党离心离德，如听见整编，怕自己当不成副处长，即要求下马，到边疆盘田以欣尝什么“田园之乐”。我在观点立场上是与党背道而驰的，是仇视党和仇视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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