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3 作者：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
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号介卿，73岁，云南彝良县人，彝族，其先辈系世袭领主(土司)，以后又成了官僚地主。满清末年毕业于日本东京东斌陆军步兵专科，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过陆军十九镇队官，1912年起任团长、护国军支队长，1923年在广东任滇军第三军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一年；1928年11月任普洱道尹(后改殖边督办)至1933年底共五年，并于1929年加入国民党。1939年4月至1945年9月任伪云南宪兵司令、昆明警备司令、全省防空司令，龙云去职后禄亦随而免职。1946年当伪国大代表，1948年代表卢汉到思普一带作所谓宣慰安边。1949年曾一度任伪省府委员。
解放后于1950年任省人民政府委员、顾问室主任，1954年改任省人委参事室主任、省政协常务委员。1956年5月参加民革，任民革省委委员。
解放前任宪兵司令、警备司令，直接指挥宪兵警察来迫害人民，在他的下面还有一个特务稽查队，指挥人中的一个就是龙云的大儿子。这些都是他们用来统治和迫害人民的工具。禄国藩在彝良的大衙门里，设有30斤重的大枷、50斤重的大镣和铁链，他的手下就使用这些刑具来残酷地迫害欠租、欠债的农民。他在普洱任伪督办时，1930年和1931年在墨江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地下党员，有些地下党员，被抓去后，禄怕逃跑，就先把他们的脚敲(断)掉，然后再拿去枪毙。1948年，他又以伪省主席的全权代表身份到思普区去，召集了十多个县的县长会议，笼络各地的土豪劣绅对思普区的人民革命进行镇压。磨黑的张孟希为了迎合禄国藩，杀了二个共产党磨黑地下组织的负责同志，以后张就被禄国藩委任为五县指挥兼车里县县长。禄国藩从思普回来时，经过景东等地又与景东的李希哲等人联系，布置阴谋。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非要共产党不行，不然群众就发动不起来；现在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应归法制阶段了，要根据宪法办事。政府还是要受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但是只能在幕后指挥，不能亲自出马。这个问题，共产党中央也没有转过来。
国务院发布命令，还要加上共产党中央，这次一定要改过来，不然对宪法有抵触。党发号施令就是不行！
党政不划分清楚，政就变成了有名无实。现在政府等于聋子的耳朵，党团在那里发号施令。
省长的官僚主义，与过去毫无二致。龙云是封建统治阶级者之一，是大官僚了；可是现在的省长我觉得和过去的也没有两样。省长们没有来过参事室，办公厅主任更不了解情况，秘书长张子斋就更不用说了。过去龙云当省主席虽是官僚，还亲自来检查办公室和其他的地方。但是两年多来，我们的省长就没有这样做过，分工负责是不是就不负责任呢？同志们说：他们只是听听身边党员的话，但是他们汇报的是真实的吗？不了解情况就这样偏听，会办得好工作吗？他们就是坐在办公室发指示。郭省长能到农村去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到省人委内部来了解了解情况呢？非党人士那个与郭省长接近，我都不接近。这没有革命的样子，是官僚主义。
参事室到底是什么东西呀！我觉得领导上要考虑考虑。几十个人摆起来怎么办呢？如果天天学习，学习没有个目的，这是个问题。有了这些人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用是浪费人材，要相信他们，他们是会拿出东西来的。我相信他们比党员搞的好，而且比党员还要忠实些，他们经过几年来的学习改造，思想是进步的。
阶级斗争结束转入建设，国家颁布了宪法，从此国家就进入法制阶段。省领导应遵守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办事，可是省长、副省长领导工作，我觉得不大民主。我以前是列席省人委，后来是省人委委员，开会有好多东西我不知道，多少厅我也不晓得。国家规定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而组织随便增加了，会上也没有讨论，这是大事，要多开支国家经费呢。如增加服务厅，我是委员就简直不知道……现在是党掌握政权，这些事当然由中央决定，由省委决定了。这不是民主，不是高度民主。而是低度民主。
我们的民主是集体领导，现在先不说是那个专权不专权，就是要达到集体领导的原则，要大家商量，解决问题，共同负责，不要共产党一家包办。现在对有权无权问题反映很多，实在是这样。如果一个副县长是党员，就可以处理一切问题，不管非党员的正县长。放着集体领导不采取，这就是共产党有特权。
现在国家一点法律没有。
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盛独立统一的国家，应该是法制国家，但今天法制不够，党和国家制度未划清。今后要订个制度，使党和政府职责分明。
法院里判案子，只有婚姻法等几个条例，其他的法都没有条例。我们参观过法院判案子，有一个案子判了四、五年徒刑。我当时问他们是根据什么法律判的？他们回答是“根据犯人的犯罪情况，然后审判长、审判员等几个人开会研究研究就定了。”我说“这不是你们的主观了嘛。”这就是没有根据，只凭主观，所以我们这个法制国家，一定要把法制订出来，国家的法制应该完备。过去做得不够，人身自由就没有保障，过去劳改犯，判个三年、两年劳改，判刑时一样法律也没有，根据什么判呢？犯人劳改，到底劳改成什么样子，也没人管。各个地方的公安局还可以随便给犯人加刑，剥夺人家的政治自由；公安局那有这个权利！制定法律有什么不可以的。没有这个，法院掌握处理案件就有问题。以后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没有法律就不好办。法院明明正确判了刑，我偏说判得不正确。法院判人家五年徒刑，我说重了，你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根据，或者我也可以说你判轻了。
要改善共事关系，党要主动；要我们主动，沟就填不了，墙就拆不了，而且会把沟河搞的更宽。我们要拆墙填沟，要从这些方面来找原因。我们帮助他们整风，是十二万分真心的，希望他们改。
领导上只重视边沿少数民族，不重视内地少数民族，彝良县的少数民族也不少，就是没有见过一个到北京参观，没有见过一个在民委招待所(注：纯属捏造，据民委材料，53年至57年彝良少数民族因参观住过民委招待所的即有13人，昭通区少数民族到北京参观的有23人)。
这些地区，苗、彝族人民的生活很苦，解放前外国人教他们生产，给他们做文字，为他们培植中学、大学人才，毛主席的光也该照一照。最近看到一个文件里说，准备把彝良划作苗族自治县，据调查当地彝族比苗族少。我看不见得。文件里说云南没有苗族自治县，因此要成立一个，我看这有点区域观念，未免有点勉强。已有的自治州(县)民主不够，差不多都是汉族干部包办代替，有的事情是党员领导在搞，民族中的州长、县长不知道，也没有通过他们。泸水的一个乡，群众选出一个乡长，干部下去又带了一个乡长，干部要他带去的那个当乡长，群众说不行，最后还是说服群众要工作干部带去的那个当乡长，这叫什么民主？
鸣放一开始，禄就和龚自知等右派分子一唱一和，向党发动了进攻。他曾说过：“为了帮助党整风，被镇压也是光荣的”。反动气焰很高，到处“放炮”“点火”，他对记者的谈话发表后，得意洋洋，说记者水平还高，把他的谈话整理得有条有理。到省委边委参加座谈会之前曾说：“少数民族的问题早就该找我们了(指他和安恩溥等)，现在已经晚了。”
他的谬论开始受到批判时，还企图顽固抵赖，说别人“加油加醋，歪曲了他的意思。如果有错的话，那只是‘幕后’两个字用词不当而已”。以后又和安恩溥一起，诬蔑记者是“造谣”，甚至说：我谈的话很多，很乱，事先声明是“摆龙门阵”，拥护党的话也说了，为什么记者就不登，“幕后”两个字是不注意的时候说出来的。从而采取不说话，所谓“言多必失”的态度。
在7月6日他勉强作了一个“检讨”，极力否认他和龙云、龚自知等的联系，对他的反动言论进行辩护。
7月26日作第二次检查，但只是扣了一大堆帽子，极力否认他向党进攻的政治企图及与龚、安等小集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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