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23 作者：冯晓岚
冯晓岚〔冯寇扬（1937--），又叫冯晓岚，江苏省南京市人，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百货公司办事员。《张家口日报》在发表此文是加了按语说：“這是什麼論調”〕
最近，报纸上对葛佩琦，储安平等人凡的发言，作了强烈的批判，说他们的发言不符合事实，是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是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我认为在他们的发言中，有很多论点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客观情况的。所以，我非常拥护他们的某些观点。
首先，我声明一点，我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不过，葛佩琦、储安平他们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共呜。
葛佩琦说：“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 我认为他这样说，似乎有些片面，因为在党员中有的的起了便衣警察作用，可是有的党员并不是这样，不过比较起来说，起便衣警察作用的党员占的比重较多。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有很多党员能看到群众的缺点，能发现群众的错误，可是他们不在会议上，言谈中和交换意见时提出来，而是把群众的缺点和错误当作向组织汇报的资料，以讨得领导上的喜欢和信任，这难道能说是帮助群众进步吗？在向组织反映问题时，他们并非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个人成见出发；具体到某些问题上有扩大事实，添枝加叶，无中生有的地方，这难道是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吗？甚至有些党员利用和群众靠近的办法，耍同情的手腕，以试探的口气，或者以随声附和的办法，套取群众的思想情况，让群众说出心里的话，然后再把所套出来的这些问题汇报到组织上。试问，这是不是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有人说“党员是领导上的眼睛”，是“领导上的传话筒”，这只不过是换换方式而已，这些话的实质，也就等于说“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这样，不知多少无辜的群众被斗了，被“整”了；因为这样，不知有多少无辜的群众被判处徒刑，送进法院，甚至白白牺牲。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反动政府的爪牙化妆成各式各样的人物，混进群众的队伍中，伪装出关心、同情体贴的样子，探听群众的活动，套取群众的思想情况，谁都会把这些人叫做便衣警察。今天许多共产党员起了和他们同样的作用，那么，说他们起了“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也未免不可吧。
有人说，猪肉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统购统销搞糟了”。依我看造成猪肉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就是“统购统销搞糟了”。这是因为粮食搞统购统销，农村中实行了“三定“，农民除了口粮之外，没有一点富余的粮食，更没有喂猪的粮食，“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粮食，你叫农民拿什么喂猪。另外，正因为毛猪实行统购统销，国家收购毛猪的牌价太低，农民喂猪赔钱，所以毛猪年年减产，相应的市场上猪肉供应发生了紧张。这个问题足以说明某些物资紧张的根本原因是“统购统销搞糟了”。谁不承认这些，就是不承认客观事实。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事实，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事实,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管怎么说，也不如领导者提得高。拿干部晋级来说吧：二十几级的干部晋一级才增加5、6元的收入，十几级的干部晋一级就是几十元，到底是谁提的高？党员干部过去穿破鞋，现在穿呢子衣服，坐小卧车，现在穿不起呢子衣服的群众有的是吧！过去穿好鞋的现在穿破鞋了也有吧！可以比较一下，谁的生活提得高，是群众呢？还是党员和领导干部？
关于“党天下”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中是有其它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有些民主人士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如果说“清一色”，似乎有些不对。但是，我认为，这个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说了算，其它党派说了不算，民主人士的领导说了不起作用。事实上大小机构都安排个党员作头头，什么事都得聴党员的，即便非党人士有作领导的，但主不了事还是白撘！
我认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就等于“党天下”。
看问题片面是谁也避免不的，但是，以片面主义去反对片面主义恐怕有些不好吧！同样一件事，由于出身经历、爱好、脾气、文化程度、知识水平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认识，这些认识之间有着千差万别的区别。谁也不能肯定谁的观点完全正确。就拿统购统销来说吧，有说搞得好，也有人说搞得糟。说搞得好的人有着他一定的理由，有着他一定的事实根据；同样说搞得糟的人有着他的理由，有着他一定的事实根据；只不过是，这个只说了这一面没说那一面，那个只说那一面没这一面而已，统购统销到底是搞得好，还是搞得糟，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近，报上登了许多文章，反对葛佩琦、储安平的论点，并举出了很多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在这些文章中是不是有片面性呢？是不是以片面性反对片面性呢？是不是只看到好的一面没看到坏的一面呢？这都需要研究。
有人说群众是应声虫，我看一点不假；尤其是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人，是道道地地的应声虫，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思想、没有脑筋，只是跟着别人喊喊口号，别人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别人说好他们也就说好，别人说不好他们也跟着说不好，一点主见也没有，这些人简直可怜得很。
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各民主党帮助党整风，叫别人畅所欲言的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可是，别人说出心里话之后，就被称为“右派份子”，说他们的言论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我认为这些结论做得太早了，这样会影响别人“放”和“鸣”。这并不是说只让自己“放”不让别人“放”，只叫自己“鸣”不叫别人“鸣”，在“放”和“鸣”之中，所提的意见当然都不会是十分正确的，所以正如邓初民老先生所说大“放”大“鸣”之后，必须大争，因为只有大争才云找出真理，驳倒谬论，但是争绝对不等于给人戴大帽子，说别人“反共”、“反社会主义”。再说光给人家戴上几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也不能叫人口服心服。
根据目前情况看来，颇有“放”不开“鸣”不出的样子，因为一提出反面意见就被“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压回去，可想而知，谁还敢畅所欲言地说出心里的话呢？
最后，我“放”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是毒草，也可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是，另一方面可能问题没有这么严重，也可能我“放”出的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要是没有客观现实问题，决不会有这些认识。
我很愿意和其他同志们、朋友们研究这些问题。
来源：1957年6月23日，《张家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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