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待确定]
国民党最初十年还好的，到后来才坏了，共产党统一中国不过7、8年已经搞成这个样子。（董每戡）
共产党除了军队保卫国家外别无好处，共产党与国民党都争取人，都是说为了人民的，两者的革命都是假的，只不过是互相争权夺利，国民党垮是因为下层搞糟的。（江宁拱）
共产党好？看匈牙利共产党专政十年，到底作了些什么，看结果就知道。（岑澜）
共产党来后，使人父子各散东西，搞散家庭。（曾纪经）
葛佩琦了不起，道出人所不能言、不敢言、也道出了我内心抑郁已久的东西。（陈庆煌）
葛佩琦的说话好极了，全是我心里要说的话。（钟建鼎）
暴徒袭击法共总部，能把共产党人杀尽最好。（陈寿彭）
我仇恨共产党，但拿不出理由来。（杨克毅）
我恨死共产党。（苗君训）
共产党高高在上，谁知也有这么一天（指大鸣大放时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编者）（黄国声）。有人认为共产党是中外古今最英明的政党，我认为不尽然。（李宗武）
党是宗派主义小集团，只要服从他就有前途，而不服从他就会打击你（刘文）。宁可得罪人民而不可得罪领导（骆传芳）。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为害甚大，我在解放初期为其牺牲者之一。（张良修）
宗派主义像毒蛇，把我们圈在不同的圈子里，党员是第一等级，非党员是第三等级，团员不上不下，正在中间，圈套还有圈套；落后与先进各立阵营，新的老的，分派分班；连环套着连环，彼此立“墙”立“山”，看来一个整体，内部分崩离析。（刘文）
我死都认为党是官僚主义的化身（区迅波），党难免陷于主观臆测。党同伐异，非养士尊师之道，亦非国家文教政策之所宜（钟期伟）。中大的官僚主义从龙潜到雷绍安（中文系党员）上下成为一个系统。（江建文）
有党就有宗派，有官就有官僚，要消灭宗派、官僚，除非没有党存在。（江升日）
党政不分是一切毛病的主要根源，过去党委与党组织的权力驾乎一切之上，非常可怕。那权力究竟是谁给他（指共产党——编者）的？宪法上有规定吗？没有。宪法中只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没有规定属于党……。国民党时有党天下的情形，现在是否相似，我想不通，有人说党委制是三害的根源不无道理。（张良修）
储安平的“党天下”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的现状，每个小小的单位，都让一个庸庸碌碌的党员霸占高位……。无论如何，“党天下”的说法是有可取之处（意即是正确的——编者），国务院的指示为什么非要党中央签署不可？为什么党外人士都说有职无权？（陈庆煌）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党的天下……党在解放战争、社会改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只认识党员……只要他是个党员、靠得住，不管有无力量，都摆在那里。（杨克毅）
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匈牙利党为大多数人民所反对，就不能代表人民，反共不一定反人民，像反匈牙利共产党就不是反匈牙利人民。（林传駬）
共产党是独裁（梁润成）。一切东西由党来制定然后由人代会通过，党好像太上皇（石济民）、（蒋耘）。我们的国家是由几个大人物发号施令，而不是人民管理国家（区迅波）。党领导作威作福是权力大，领导往往不信任人，不民主（曾纪经）。工人阶级没有知识怎能领导（刘绍良）。以党代政，以团代群众，人民代表讨论的方针政策首先是党决定的，所以党天下是存在的（汪廷奎）。有党天下现象，地方上党政不分，县里统战工作做得不好，民主党派有职无权。（张绪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话不对，没有共产党也有另一些人出来搞。（梁润成）
从中央到学校都是一党独断，今后要扩大民主党派的席位及其活动范围。（欧振龙）
共产党应下台给民主党派试一试，历史只证明民主党派过去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现在人人为社会主义就不见得非共产党不可，没有共产党领导，其他党派也可以（方思民）。现在党团不能领导我们的鸣放，应该取消党支部领导，另组一个非党团的机构来进行。（周济旺）
民主党派可以与共产党竞选。（姚龙波）
党中央是正确的，但基层组织就不正确了，部队是这样，学校是这样，农村也是这样。（刘文）
中大是衙门（董每戡）。党委会是“三害”的主要场所，党委委员是黄鳝不咬泥鳅，同一个泥潭互不说羞（康灿然）。党是“三害”堡垒。（周奭）
党支部成立以来，不仅未起积极作用，却起了阻碍工作的作用（钟建鼎）。衙门多，办事推又拖。（侯样清）
解放后每次总结工作都说“成绩是肯定的，错误是次要的”，那是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曾纪经、江升日）
“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理由：（1）“实行党委制，问题由党委决定，行政机构就形同虚设，但是党委决定又要通过行政机构实现，机构就显得重重叠叠……。官僚主义就因此产生”。（2）“实行党委制只靠汇报决定问题。别人的汇报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可是多少不免带有片面性，特别一些年青党团员的汇报，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决定问题的时候，主客观不一致，主观主义由此而生。”（3）“党委领导人大多数不是从业务工作中出来的，势必假手于人去了解情况和进行工作。假手于谁呢？当然假手于自己认为是好的人……。这自然形成宗派主义。”（林楚君、张良修）
党委制问题，我们应该谈一谈，这是我们学校的主要问题，现在是党委包办一切，校委会形同虚设……。（董每戡）
学校无需党委制，而要校委会。各民主党派，党委参加便可（陈世伊）。要扩大校务委员会的权力，取消党委制，党委派一个人参加校务委员会即可（丁长浩）。党不懂科学，党委制在工厂学校实行的结果，必然引起官僚主义……，民主党派民主力量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机构来管理学校（区迅波）。现在有些民主党派成员，虽然不是党员，但也够得上水平来领导学校（吴重翰）。
中共和民主党派可以通过校务会议来进行监督学校的工作，校务委员会在目前可以采取协商办法产生，这样就可以克服党委的包办现象（叶启芳）。校务会议的人选应“由校长及各级行政负责人居其半数，其余大约半数则由资历与学术地位相当之教师轮选之”（钟期伟）。“党委与民主人士协商办校”成立校务会议并“保证校务会议为最高决策之机构”，使“校务会议赋有订立全校教学行政制度之大权，举凡学制，课程，招生，人事，教学设备，出版以及财务预算等重要问题均必提经校务会议通过后，付诸执行”（钟期伟）。高等学校应该由教授来领导，党委也可参加，有事大家商量，商好了就由校务委员会去贯彻执行（董每戡、詹安泰）。“民主办校”“教授治校”……，一切大事由校务委员会决定（吴重翰）。学校应由校务委员会来办。（董每戡）
事事在党内搞好才公开，非党员怎不感到有责无权……必须改变整个党的作风，只叫个别党员改是不行的。（林楚君）
许多单位都要派一个党团员做领导，叫做体现党的领导，这是不应该的，中大学生会执委不是党团员就是即将入团的人，不应该。（陈世伊）
党委制“问题在于以党代政，党委代替了校长，这种越权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学校有党委制不要紧，但必须是由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来领导党委才行。”（叶启芳）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共产党即使内行也不能领导群众，否则就会产生“三害”，就会限制群众的积极性，就会产生不平等……。如果党委领导人作风是好的，能够去接近群众，可以减轻“三害”，但是不能完全消灭“三害”。因为他们对业务不熟，不是“行家”。而党即使熟悉业务，也不能领导。因为共产党决定的东西拿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就会觉得这是党的事情，自己不用管……；当家作主的精神就受到限制，积极性就不能发挥……；如果对群众的意见比较尊重，能够博访周谘，那当然好些，但是被访问被谘询和自己决定问题是两回事，仍有主客之分，“礼贤下士”仍然是“下”而不是平等（林楚君）。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伍锐麟）。党不能领导业务，业务必须依靠专家（罗淦光）。党员不是知识分子，外行人领导不了内行人（汪剑鸣）。聂荣臻不能当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应由郭沫若当主任（汪剑鸣）。党对不知道的、不懂的，不要过于干涉，免妨碍科学发展（周奭）。企业中产生官僚主义，是因为党不懂技术，所以党在企业、学校中存在就不起作用（郑家安）。我对党领导学校有强烈的反感，我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反对外行人领导学校。（刘绍良）
共产党员水平虽高，不懂科学，也不能办学校。毛主席提出1962年要达到世界科学水平，再用党委制就会有问题，唯有民主办学或者有希望（吴重翰）。学校必须有民主制度……8年来，党委制是否办好了呢？没有一个办好了。学校里不必要党委“太上校长”（吴重翰）。学校一定由党来领导，但不要党员来领导。（吴重翰）
“党委现在还不懂办校”，“党委许多事是外行，包揽一切是不行的”，“现在高等学校领导人不少是共产党员，因此党委制可有可无的。”（董每戡）
中大出了许多毛病，证明党委制不行（詹安泰），党委制可以不要（顾绶昌）、“党退出学校去”（赵不凡），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党委要退出学校，主要由教授治校……许校长有职无权，反对党员系主任领导（陈福英），党委制一定不行……学校可以有党组织，但要跟民主党派组织一样平等。（吴重翰）
毛主席品质恶劣，乱搞男女关系，没有一点本事，没资格当主席（周济旺）。毛主席有个人英雄主义，说没有人不犯错误是为自己辩护（刘法生）。官僚主义是中央造成的……毛主席的官僚主义不严重吗？（周中坚）。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作报告，有90％中委中途退场（蓝力生）。毛主席像太阳，那就把他吊在半空好了。（周济旺）
建立完备的法制保障人民的自由，主要是由毛主席和周总理等最高领导同志来起带头作用，他们必须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面提出政策，接受批评和质问……（罗应荣）
我以前对刘少奇同志很尊重，但听过他的报告后，关于工农生活数字的计算浅薄到极点，我很失望。（端木正）
中共是上层好，中层劣，下层糟。（董每戡）
现在党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官吏没有什么不同，高高在上，骑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作。（李焕添）
现在是官官相卫，一个党员尽管是很坏的，一样可以当官，拿的钱比日夜辛苦的人多得多，且有“生杀”之权。（陈乙华）
解放后改善生活的只是党员和干部（丁长浩）。党团员是特殊阶级，好的都是自己享受，剩下的给我们。（麦希尧）
在育才小学学习的都是党员高级干部的子女，他们父亲是党员，母亲是党员，将来自己也必定是党员，这是造成一个新的贵族阶级。（董每戡）
共产党有特权……在作任何事时党团员都得到特别照顾，这就是共产党把全国利益来照顾党团员。（江宁拱）
现在广州市科级以上干部都是饭桶、无能，只知享受、坐小汽车，连公章都不知盖在那里（卫静元）。农村干部是恶霸（苗君训）。文艺领导干部没有本领和才华只是占党籍的便宜（江建文）。党团干部什么都不懂，上级叫他作什么就作什么，什么理论都不懂。（麦希尧）
学校党委是渴清茶、躺摇椅、住在深宫高阁，把群众的呼声当作散心的微风，闭着眼睛，喷着烟圈，千万条意见，一条也没回音（周奭）。中大党委会干部是“官”和“官太太”（丁长浩）。官僚主义的元帅是冯乃超，宗派主义首领是黄焕秋，独霸校长办公室、总务处和人事室的主观元首兼宗派打手是连珍（康灿然）。党委书记没有什么知识，“只好回家耕田、杀猪”。（刘绍良）
党员有两副脸孔，平日是一副封建时代的寡妇脸孔，态度严肃，冷若冰霜，有时也笑笑，但我这个搞戏剧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面笑心不笑，皮笑肉不笑，有人说，某人入党前很活泼，入党后就毫无生气；运动时是一副屠夫脸孔，凶恶异常，知识分子经过几次运动，确实可怕（董每戡）。董每戡说党员有两副脸孔很形象，很俏皮（黄国声）。董每戡说共产党有两副脸孔、两套法律，这还不够毒辣。共产党是青面獠牙的人，共产党是没有法律的（钟建鼎）。我同意董每戡两副脸孔的说法（杨熙旭）。
党员的“辩证法”学得很好，一反一覆，总有一番大道理，讲得别人无话可说，结果大家表面上信服，心里不服，过去事实使人害怕，放长线钓大鱼，诱敌深入，记账、报复，“三部曲”（董每戡）。两种法律：党员犯了错误甚至在运动中把人搞死，也只是检讨了事，多次检讨的党员依然坐“直升飞机”一路升上去，群众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整风是整自己，所以“和风细雨”，整别人就“狂风暴雨”了，因此党员是不怕犯错误的，反正检讨罢了，品质恶劣的党员，可能会准备检讨把别人整死再说（董每戡、曾纪经）。领导干部犯了法只是调职，无法无天，而小干部则受处分，甚至丧命。现在还没有好好的法律能制裁领导干部和老党员（唐友伦）。党员错了检讨了事，还可申辩，非党员错了无申辩余地，一件事有两种处理办法，非党员就不讲话了（林楚君）。党员犯错误不受处分反而升官，如龙潜一样。（卫静元）
有人说每个系里都有一个党团员，也不知道搞什么？实际上是做侦缉工作，天天汇报，弄到群众根本不敢说话，无形中造成了党群关系的“墙”和“沟”，依靠这些人，党群关系只会越搞越糟。奇怪的是领导上以为每个人不说话是驯谨，组织性、纪律性强（詹安泰）。党员会报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厉害（钟建鼎）。一些党团员像特务一样监视同学，党团员是不学无术的，专靠会报和说马列主义吃饭的（江剑鸣）。团的会报是特务式的会报，会报的人把这些材料作为政治资本（黄裕孝）。我藐视一切党团员，团员是特务作风，特别是会报（罗敬祥）。一般人怕党员，更怕团员，最怕积极分子，难保没有以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人，有人称这种人是“吃反映饭”的“反映派”（林楚君）。入党靠送情报和打击别人作为手段（顾绶昌）。可恨的不是党委而是党员，他们专找缺点向上汇报（蒋耘）。我最怕党团员，他们要抓住你的痛脚去汇报（吴重翰）。做事不管好坏，一听要汇报，怕党员如怕老虎一样（曾纪经）。我最憎恨那些人（指团干部——编者）专门会报人家的缺点（陈贞忠）。党员暗中摸人底，将一言一动记下来，到运动时就算帐（杨剑侠）。团员汇报是特务行为。（谭定国）
我在中学时最憎恨党团员，党团员像特务一样（陈伟雄）。团是特务机关，团员是特务、爪牙、是鬼（陈乙华）。党团员是间谍，在肃反中是便衣警察、有些简直像秘密警察、特务（刘君达、程万里、谭寄南、杨剑侠）。中大党员是特务，党委、团委、学校行政是饭桶。（伍进灯）
党员的条件到底是怎样的哩？唯唯诺诺的人才是老实，才能入党，还是好说话的人就不能入党哩！（杨克毅）
中大发展党员都是那些唯唯诺诺的，不敢批评党的人，历史系发展的党员都是走私人路线（端木正）。生物系发展组织工作很差，发展的党员都不够条件，是乱七八糟的接受的，这样发展很危险，很脱离群众，说不定会像匈牙利那样再重新组织过（林启汉）。
党以名利思想来发展新党员，吸收党员都是吸收品质恶劣的（吴重翰）。党团员是被党团拉进去的，有些党团员都要求退出党团。（龚伯燊）
共产党员是坏蛋（周济旺）。党员是“走狗”“奴才”（杨礼谦）。党员是“党棍”，团员是“团棍”（蒋耘）。党团员是走狗、无知、盲从（刘祖荣）。党团员是间谍（刘君达）。党团员是饭桶。（简默）
做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光荣的，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罗敬祥）。对共产党我拥护，对某些党员我憎恨、鄙视，党员自以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有斯大林主义的话，那便是所谓特殊材料论，我不把党员看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杨克毅）。党团员是没有感情的人，没有才华的人，有才华的人是不会参加党团的（熊鄂贻）。你们共青团员有什么光荣！？我敢说90％以上的团员说不出他们入团的动机是什么，你们党团员所作的事自以为对，其实就同美国白人对黑人，白人以为自己是对的，其实不对。（麦希尧）
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是惯于在领导面前唱赞美歌的人，是阿谀逢迎，虚伪汇报的“党棍团棍”（程万里）。“党棍”和“团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程万里）。党团员整人是为了报功，将功建筑在别人痛苦上。党员都是互相吹棒、庸俗，踏在人身上，向上爬的人（董每戡）。党团员积极分子是个尾巴的教条主义者，他们的工作是因为挂着或者为了追求一块党员的招牌。（蓝力生）
入党入团都是假进步（黄??森）。拍马庇的人就能入党入团（丁长浩）。入团是向上爬的资本（梁礼谦）。团员有两种：一种当权派属于打手，一种在野派无权的（曾文斌）。某同学被选为团委委员是向上爬，爬得越高，跌得越痛（林传駬）。假如你要升得快就要多捧上级。（梁礼谦）
下面的党员和所谓积极分子，最使人怕，党团员比鬼神权威还大，使人见而生畏，有的人抓住一个人就可以猜出是反动思想，见到老朋友可以谈到深夜，但见到党团员就不敢多谈（曾纪经）。一些党员对待一些非党群众是冷酷无情，入了党就六亲不认（曾纪经）。群众不是怕党员、团员，也不是讨厌，而是鄙视。（林启汉）
解放前的党员我衷心佩服，没有一点坏印象，解放后尤其近年来入党的党员给人的印象很不好（钟建鼎）。所谓党员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这是假的，我们在土改时，一见到辛苦，那些党团员都跑光了（卫静元）。党员不论作风好坏，威信高低，能力大小，都当上干部，他们以领导者自居，拉长脸孔教训别人（侯样清）。有些党员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执行政策的党员也就不会有错误”。（汪廷奎）
坏事都是党团员做的，党团员敢做坏事是因为有组织做后台（林启汉）。党员做坏事特别容易，因为他们地位高有条件（刘祖荣）。我建议党团员把过去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讲出来，这样在鸣放运动中会带动群众讲话。（曾纪经）
只有30％党员有用，30％无头脑，30％拍马屁，群众不敢反官僚主义是因怕鉴定时，领导暗害。
4.污蔑积极分子。
这次要彻底的大鸣大放很难办到，最障碍的是中层人物，有些所谓“积极分子”最讨厌，弄糟事情往往是这些中层人物，他们未入党前假意与你亲热，一入党后就看不起你。仿佛假亲热就表现了他善于联系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就表现了他党性十分强，装成锻炼了很久的样子。其实积极分子未必真是进步，而且有些人一加入了党就不和群众打成一片，汇报因而失实，甚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詹安泰）
江建文说：共产党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以前民主人士帮共产党打天下，现在共产党把人家一脚踢开。
简默说：解放前共产党把民主人士当朋友，解放后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丢开了。
曾纪经说：现在共产党利用他们（指民主党派——编者），到不用他们的时候，还不是象鸡那样把他们一个个的杀掉。
谭定国说：民主党派是尾巴，拿来装门面的，这样不会说是“一党专政”。
汪廷奎说：现在的民主党派是挨在共产党门下分羹汤。
杨克毅说：政协、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共产党请客的，民主党派是共产党修了几千几万大大小小的庙收容的一些菩萨。
王宗炎说：在某些学校里，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者民主党派之谓也。
詹安泰说：以前民盟对党很驯良，误解组织性，纪律性，连牢骚都不敢发，在组织内的话一说出去就要检讨，这是庸人自扰。我不敢鼓励陈必恒进盟，因为我自己受缚束。进盟首先要装死不说话。照我看，所谓知识分子都是驯良的，一加入党，即好象装死的样子，毫无人情味道，进了盟也是这样。我认为发牢骚对国家有帮助，不能因为个人主义就批评他。
郑家安说：中国民主党派无存在必要，要受人领导还算什么政党。
江宁拱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什么都要共产党，民主党派存在只是形式。实际是一党统治。
一学生说：党的统战政策是剃头政策，把民主党派的头拿来一个个的剃。
詹安泰说：民盟不要做党的尾巴。
顾绶昌说：过去民主党派总是帮领导说话，现在是替群众说话的时候了。
江宁拱说：整风是党派争执，是党与民主党派争领导权。
曾纪经说：解放后，旧知识分子很难做人，党对高级知识分子表面团结，暗中打击。
钟期伟说：党“每使怀才之士，湮没无闻，抱恨终身”。
罗应荣说：运动的矛盾主要方面在党，“堡垒应从内部攻破的”，个别党员对群众有暗害的地方，只有党员才能说出来。
叶启芳说：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就是由“偏听”、“奉承”造成的。
曾纪经说：我以为党对外人不信任，内行人不作事，外行人却做事，因而做错。
董每戡说：党与非党的关系，有打击情绪，党员瞧不起非党员，这是严重的。
林式增说：党对知识分子没有50％的信任。
汪祖受说：现在中国被官僚主义统治，知识分子被宰割，没有地位。
钟建鼎说：今天高教部十分官僚主义，甚至比国民党的教育部还要坏十倍。
李子敬说：党对知识分子以前压得太厉害了。
姚龙波说：既然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没选一党外人士当总理。
石济民说：我校的非党领导人都是有职无权，甚至校长的讲稿也是别人起稿的。
汪剑鸣说：党中央对白杨等廿人捧得这么高，主要是利用他们。又说：党利用知识分子是过河拆桥的。
骆传芳说：领导是团结少数人，不把别人当同志看。
侯样清说：党委不相信非党教授，肃反中主观责备多。和学生接近的教授，怀疑他们拉拢学生，培植势力，搞小集团。又说：轻视干部同学不单是历史系总支，而是整个党委组织。
汪剑鸣说：我们搞得这样有劲（读书——编者），它（指党——编者）不信任你。我们连现代史都不能研究，国民党时代啥东西都能研究。
戴牧民说：共产党的确有一种抽象的潜在的力量——掌握大部份群众的心——但我希望党最好拿去对付帝国主义反动派，而不要拿它对付人民，不要拿它对付个人发言权和鸣放。
张良修说：共产党执政以来，由于宗派主义，党和人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形成了特殊阶级。党员有特殊的思想，不是“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
李衍年说：党的宗派主义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法制和民主生活。纵使学得很好，还是不堪设想。党员可以飞黄腾达，非党员则暗淡无光。
林传駬说：董每戡的“两套法律”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党群处在两个阶梯上，党员犯错误最多跌到人民的阶梯上（如开除党籍），群众犯错误就要办罪。
张志强说：党用调虎离山之计为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开路。
曾纪经说：党有两种法律，有些人犯错误，可以检讨了事，难使人心服。
刘祖荣说：党员和群众在法律前不平等，党员害死了人调走了事，普通人就要偿命。
郑家安说：党员干部犯错误检讨了事，官越大越好，大干部犯错误用不着处分，龙潜就反而升官。
蔡金照说：党员干部和一般干部提拔不同。
陈福荣说：党员团员分配工作有特权，分配读地理系的都是成份不好。
潘亚暾说：现在政府机关都为党团控制，非党团员没有前途。
李珩年说：入了党才有政治生命，不入党就没有政治生命，没有政治生命就是僵尸。
廖光瑀说：党的专职干部拿国家薪水，而民主党派则没有这种现象。
蔡森说：过去历次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应该让别人整一整。
林启汉说：以前各个运动整群众是狂风暴雨，现在整风是和风细雨，不合理。又说：党内没有批评，群众看出了许多问题，而你们的思想反而僵化，为什么我们的话有群众基础，而你们（指党——编者）反而没有。
曾纪经、张良修说：作为一个执政党，被批评后往往容易报复，它可以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
龚伯燊说：党整风像一阵风不能解决三害，为了保证党以后不再犯错误，应成立一个有纲领的又具有最高权力的群众组织的党。这个党可以任免无论多高级的共产党员干部，并可以搞大民主来反对共产党。
刘君达说：我们学校非党团员是最苦，最受欺压，最下层的人……第三等级者组织起来吧！
董每戡说：党内整风时有那些东西可以公开就公开，就算是丑恶的东西，也可以摆出来。因为思想改造时，高级知识分子也曾摆过自己最丑恶的东西。
刘祖荣说：这次（大鸣大放期间召开的学代会——编者）真是学生代表执行了职权，党委书记在会上一句话也讲不成，团委书记更加狼狈。
张志强说：波兰领导者才是真正下决心改正错误。中国共产党不愿从根本上改正错误。
钟建鼎说：如果共产党要报复，除非共产党杀我，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对抗共产党，又说：党委作风不民主，害怕群众。
董每戡说：中大只有冯乃超副校长较好，但不起作用，为一些宗派所包围。
夏曾明说：鸣放不起来，是因为你们党团员不鸣，只有你们党团员才知道内部的事。这些人（指党团员——编者）都是同鼻孔出气的。下面的喽啰怕整到他们老爷头上，现在刚开始就护卫着他们的老爷。
张志强说：目前就像处于“五四”前夕，应派代表到北京陈述学生意见。
曾文斌说：学习波兰，使国家机构来一次大转变。
杨德平说：解放后人与人的关系是反常的。
吴重翰说：老教师解放后一路来都是挨打挨骂的，如家中老奴，上有老爷太太，下有少爷小姐，处境十分困难。又说：老教授尾巴长，随时可以加以各种罪名，如落后分子之类。
叶启芳说：院系调整后，岭南的待遇比中大的差，联大的待遇比岭南更差，因此联大来的人说我们是妾侍的，住房也不管——这是宗派主义。
董每戡说：中大有4种宗派：党与非党，旧中大与非旧中大，东江与非东江，广东与非广东。如果4种条件具备，工资级别保证高，如果只具备一种或一种也不具备，就包管他倒霉。
江宁拱说：工农生活相差很远。
苗君训说：五千年后来看今天，现在的农民就是过去的奴隶。
吴镇汉造谣说：解放军开枪打死了许多农民。
钟建鼎说：如果中国农民起来了，解放军都挡不住，局面就不可收拾了。又说：共产党得不到农民拥护，一定会给蒋匪造成复辟机会。
戴以章说：农民自私，不会劳动。
叶启芳、董每戡说：民盟是打手。
钟建鼎说：国民党的官吏贪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贪功。
今者整风义旗高举，余等请缨有路，请看今日之思想领域竟是谁家的天下。（张绪穗）
为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要破除政治上的迷信。本来马列主义与任何形式的迷信，毫无共同之处，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从没有说过共产党或某一共产党人不会犯错误。但是解放后许多党员干部中流行一种政治上的迷信，认为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或中国领导者不会犯错误的。如果我们对之和他有任何批评，都是“大逆不道”的事。这也是在解放后我引以为最不愉快的事。……但直至去年，教条主义仍在中国甚猖獗，其所以如此是因在苏共廿次代表大会以前，中国思想界也受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许多同志喜欢摘录斯大林的字句吓唬人，因而使反教条主义反不彻底。（罗应荣）
马列主义产生教条主义（汪祖受），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是空洞无物的教条主义。（李庾祥）
以前很多人都迷信宇宙守恒定律，现在给李政道等推翻了。那么是不是有一天马列主义也会给别人推翻哩！我是很怀疑的（戴牧民）。马列主义现在很盛行，但将来总要被推翻的。（江宁拱）
再过两年马列主义就没有用了，假如列宁现在活着，也会犯错误的（苗君训）。斯大林主义实际是存在的。（林景良）
马列主义无用，应提出“宇宙公理——唯利论”代替马列主义唯物论，“宇宙万物皆唯利，唯利是图是宇宙的动力”论证“光直线传播，入射角等于折射角都是因为路程最短，对它有利”。“真理是相对的，对资产阶级有利，资产阶级认为真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工人阶级称之为真理”。“马列主义的基本论点是唯利是图”。“工人阶级革命都是唯利”，“科学家研究学问也是为名为利”。（龚伯燊）
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无中生有，无产阶级不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就不会反对无产阶级了（江宁拱）。马列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基督教不主张，而主张对谁都爱，你说那一个好。人与人之间不应有斗争，斗争是不人道的。（赵不凡）
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是伪造的（周中坚），我曾认为剩余价值只是一个假设，目前把它当作绝对真理是否会成问题。（张志强）
解放后的历史完全被歪曲了，要好好学习，将来写真正的历史，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周中坚）
大学生和科学家是不要立场的（江宁拱）。我的立场是无所谓立场，既非党的立场，又非反党立场。（戴牧民）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多有名科学家，他们根本不相信马列主义，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领导，因为这样反会形成偏见，妨碍科学家的独立思考和革新精神。（张志强）
我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马列主义，不学习马列主义也可以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江宁拱）
知识分子不用改造了（汪剑鸣），右派分子詹安泰捏造说“范长江传达说陈寅恪先生基本上是爱国的，他要求不学习马列主义是不成问题的。陈毅副总理说知识分子只要把智识贡献给祖国，其他可不问”。
政治学习是无聊。（张良修）
现在不要管政治，读好书后党会尊敬你的。（张志强）
规定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刘绍良）
学习联共党史是教条主义。（龚伯燊）
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在政治老师那里都有黑名单。（陈寿彭）
政治课老师无料（即没有知识——编者），只全靠总结吃饭。（龚伯燊）
来源：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宣传部编: 《中山大学右派言论汇编（一）》，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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