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0 作者：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章伯钧(民盟副主席)：他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割裂开来。他说：“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中国要在科学与民主两个问题上赶上美国”。(人民6．20)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说我们的社会“缺乏民主的实质”，“民主的内容是十分空虚的。”(光明10．29)
林希翎(人民大学学生)：我国没有真正的民主。(文汇6．25)
储安平1947年(中华民国36年)：3月8日，“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第六页。专论题目为“中国的政局”第四节中道：……“坦而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他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前年英国工党竞选胜利以后，我替东方杂志写过一篇文章，结论说：假如英国工党执政成功，则使世人明白，实行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线。英国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但同时仍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宽其尺度，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人民日报6．29)
王造时(复旦大学教授)“……不过实行社会主义，政治的组织，还是个人独裁呢?一党独裁呢?抑是民主政治?这就是谁来统治的问题，在苏俄大体可以说，经济是为大多数民众的经济，但是统治是少数共产党来统治，换言之，民有民享做到了、民治是没有做到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在苏俄比较在别的国家是有相当的保证，不过主人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共产党，当然，这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合理得多，却是在理想上我们还不能举手赞成……总而言之，我们不但要求民有民享，我们要求民治。”(摘自“荒谬集”(实行经济统治的先决问题)(文汇8．22)
张百生、黄振旅：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之简称。下同)说了算，而在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象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沈阳6．10)
张百生、黄振旅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党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可以批评党中央工作，由于没有条件也就成了空谈。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沈阳6．10)
张国琮(大连工学院讲师)：关于政治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先谈谈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按照某些党员和领导人的说法，民主是手段，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如果民主的含义只限于各项措施，如选举方法，开会的形式等，这当然是手段；但民主生活不止于这些，如象人民要求表达自己的愿望，也就是言论自由等，我认为就不能说是手段，因为它本身就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假如把民主仅仅看成是手段的话，就可以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也就联系到生活是为政治服务，还是政治为生活服务的问题，我认为政治是为生活服务的。因此，“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值得考虑。现在在很多地方，强调整体过分忽视个性发展，对个人利益重视不够，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等等，我看都是和这个口号有关系的。(辽宁6．6)
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副主委)：“人民政府没有民主，人民群众有话不敢说，各级党政的报告都是讲假话。”“各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几乎没有什么讨论研究便通过决议案。”(人民8．25)
贺安(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贺安认为，三害的产生是属于“制度的问题”，当前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半身不遂”，原因是由于在生产系统和高教系统等实行了“党委制”。贺安极力攻击“党委制”，给“党委制”捏造了一堆莫须有的“罪名”。他主张“不要党委制，改变为与国家政体相一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就是他所谓的“双轨一贯人民代表大会制”。“双轨”是所谓“区域系统(省、市、县、乡)”一轨，“生产系统(高教系统、工业系统、农业等等)”一轨。上面要有“二部院：区域院、生产院”，“两院同时并行”，“两院可以发生争执”。他说，这样就可以“使党的领导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集中研究政策方针性的东西”。(北京7．22)
孟昭英(九三学社成员)：“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共产党是统治集团”。(光明7．27)
侯韵：(鞍山日报记者)：中国人文化低，给点民主就行，还不觉得受统治。(辽宁8．12)
章伯钧说：“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坐小汽车、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人民6．13)
顾执中(九三中央后补委员)：宪法是一张手纸。宪法有的被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党也在破坏宪法。(光明7．9)
陈子君(中国少年报文艺组组长)：过去搞学生运动是为民主斗争，今天反得不到民主，今天的民主也应争取。(文艺22期)
范朴斋(民盟中委)：增强党性的说法，真可谓反民主。(四川8．23)
吴祖光(剧作家)：今天的政府机构和过去封建统治的机构有什么两样呢?今天叫部长、副部长，从前叫次长……局长……这一套行政机构基本上承继过去那一套，机构不变，关系也就很难变，工作也就很难做好了。(文艺19期)
彭声汉(大连工学院讲师)：在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说：“从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以来，党外人士普遍有顾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解放以来的亲身经历，使他们不由得不顾虑。”“他对市委书记表示今后党只有放，不会收，感到听起来有点蹩扭，他说：“首先问问，放和鸣的权力是谁给的?这不是共产党给的，是宪法规定的。我们要鸣放，这是我们的权利，没有违背宪法。宪法已经公布四年多，而现在群众所以有顾虑，不敢鸣放，说明没有很好执行宪法，直到今天我们才有这个鸣放的权利。谁都不能收，共产党也不能收，要收由人民来决定，除非修改宪法。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人民是在宪法保护下，今天就不会有顾虑了，如果共产党是拥护宪法，也不会来这样回答问题了。”(旅大6．2)
邓谦“在今天没有民主，不如国民党有民主；今天没有自由，才因而不得不有自由市场。”“说国民党时不民主，倒可以罢工、罢课、在国民党报纸上还可以骂国民党；说今天有民主，但不准罢工、罢课，报纸上也看不到骂共产党的文章。”(沈阳10．13)
范志明(陕西省城建局设计院技术议)：这些党团员实际上起了象国民党时代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到底算什么民主、什么自由!我以为可以这样说：这是精神迫害。我要大声疾呼：应该还给我们由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为我们争得的民主和自由。(陕西6．11)
陈中：(福建“因地”主编)：“党外没有民主、自由，党内更没有民主、自由。”又说“美国可以公开骂艾森豪威尔，中国谁敢批评毛泽东。”(人民8．12)
刘雨田(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民主最高形式是人大，而人大代表并不代表人民意见，净是歌功颂德，汇报自己的工作，等额选举是走形式。言论自由过去没保障。应该用法律保护”(辽宁9．1)
张国琮(大连工学院讲师)：民主制度一定要用法律来保证，不能仅仅由党中央和某一人来保证。同时，衡量民主的尺度应该用尊重人权的程度来衡量，人权得不到充分尊重，就说明民主有问题，过去人权尊重不够，正是民主不够的重要原因。(旅大6．6)
黄邦翰(大连师专)这次号召鸣放的过程中有些人还有顾虑。他认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上过当，吃过亏，现在说是真民主，很难令人相信。(旅大6．6)
彭文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现在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文汇9．1)
刘云昭(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是形式主义，建议更改选举法，更改政协制度。(新华7．30)
俞钟骆(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他对人民政府对惯盗、惯窃等坏分子实行专政“表示反对”。(人民8．22)
陈建国(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我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党领导同志的权威太大，说了话就是法律。(文汇9．18)
韩鸣(民盟盟员)“社会主义制度下，都是专政多，民主少。我们的民主习惯不够，自由气氛不好。”“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套，应该向他们学习。”(解放9．10)
顾执中(九三中央后补委员)：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如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这样。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登出，报纸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为联系到某些人物，便不予发表。集会结社会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有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第九十四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光明日报)
任恩泽(抚顺某厂会计师)：我国标榜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仅有民主形式，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人大及政协形同虚设，各民主党派美其名可以互相监督，其实对共产党根本谈不到起什么监督作用，而只是处处受共产党的监督控制。(辽宁7．24)
滕鸿涛(青年作家)：中国缺乏“法治”，只有“人治”。(文艺22)
马廷委(甘肃省委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没有制定出完备的法制，也未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的观念，没有养成遵守法制的精神，也未进行法制教育。这是产生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原因。”(人民8．24)
刘国桢(大连工学院讲师)：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法制的社会主义，(旅大6．9．)
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用什么措施来改革?如果党完全是共产主义者，不要政府亦可，完全以党代政，因团，妇联、工会、人代大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实际上公民得到多少权利?选举是安排好的，劳民伤财的布置工作和会场。(中国人大争鸣参考资料)
薛映晖(上海市干部疗养院)：“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现在是独霸天；大民主、小民主、小民主、大民主、有专政无民主。”(青年报8．3．)
耿宁(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第三分局工程师)：新社会的一切都“无法无天”，只重“人治”，没有“法制”和“法治”他污蔑在今天的社会里“犯罪的”不被认为犯罪，“无辜的”反被惩治。(辽宁8．14)
鲍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商业信贷科科员)：说我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说“有些问题是形式上的民主，实际上不民主”，对等额选举有意见，极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沈阳9．7．)
1954年宪法公布后，他说：“中国有民主，没有自由，美国有自由，没有民主”“我不想在中国呆了……我有机会到法国巴黎去。”(辽宁8．8．)
沈志远(民盟中委)：“不要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当人民代表。”(文汇8．30)
李惠众 我们今天民主太少，还不如美国民主。(辽宁8．12)
郭中韩(沈阳市第四法律顾问处律师)：说新社会里没有自由。说党领导下对敌斗争是“限制人家自由”。(辽宁10．17．)
赵润清(大连商品检验局)：“国民党时，人民敢怒不敢言；现在，不敢怒也不敢言。”(辽宁9．4．)
孟延保(大连造船厂工程师)：镇反，三反，肃反这些运动起了副作用没有得到调整，因而使大家隔绝了人情。大家不来往，不串门，不谈工作以外的话；见面只谈天气好。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此地举目无亲，但都老死不相往来。出差到北京、上海也不敢与老朋友接触，怕惹麻烦。镇反时，孙移山案件的审判使技术人员害怕。大家感到：你们如果不听当局的话，也会和孙一样。同时，大家也猜疑：为什么叫我去而不叫别人?从此，大家胆小怕事，不敢负责。肃反时，首先来个大怀疑，然后再过滤。监察室等部门处处找漏子。这对技术人员影响很坏。他说在学校时，在，民国党时，技术人员都生气勃勃，但现在只是抱小孩，看老婆，干工作，被压得成了顺民百姓。由于不让他们独立思考，他们的脑子麻痹了。有不同的意见，就一个帽子、一个教条压下。强求一致的结果，就使他们寻求不到真正的科学，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过去大家不明白宪法，不懂得法制，只知道党委说了算。今天他是明白了。(旅大6．6．)
刘一平：“国民党时候，还可以大骂蒋介石，现在心里有话不敢说了，说了怕人家加油加醋反映上去。”并无中生有地说：“妇联不民主、不自由，领导上喜欢服服贴贴的人，不喜欢提意见的人，因此，机关里有些人长年不说话是有道理的。”(北京8．4．)
潘文山(郑州铁路管理局)：要解放就得彻底解放，精神上也要解放；要当家作主，就要让大家说话。帝国主义宣传“共产党中国不自由”，为什么我们要用不自由的事实给它们造成宣传的机会呢?(河南6．9．)
王书田：(沈阳北关区业余学校教员，民革成员)：“今天社会没有言论自由，都是假民主，谁要稍有点言论不对头，就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辽宁8．16．)
罗三多：(中央团校政治经济教研室助教、党员)：我们没有“民主自由”，而国民党时代的北京还有朝华书店、中外出版社、北京大学等地方卖进步书籍”，为什么“北京解放时却把许多旧报馆封闭了”，“资产阶级国家还有敌对的报纸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让蒋介石报纸出版?”要求“允许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中国青年9．16．)
李景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不是猪，他必须要点精神娱乐。可是我的一点娱乐被当时的党风压下去了”。(中国人大周报152期)
董士濂：“对言论自由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使宪法成为虚文”，“宪法上只讲言论，出版的自由，没有讲思想的自由。在我看来，思想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民7．21．)
滕鸿涛(青年作家)他说解放后思想很不自由，过去谁管过李白?谁管过杜甫?(文艺报22期)
周琳(沈阳中心气象台工程师)：今天没有自由：“现在的时代和以前不同了，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不能随便谈心，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事，便被人向组织汇报了。”“现党也一样，同志间随便闲扯的事，在组织生活中便成为别人批判的资料。”(辽宁8．13．)
李明哲(沈阳农学院副教授)：可能一个意见不对头就要划出“人民”之外。这种言论不自由的空气影响到人们发表政治意见和自由地发表学术意见，小组讨论都是一面倒，对什么都是“正确的”、“及时的”、“英明的”、使复杂的脑筋变成简单的机器……。俗语说：“众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现在天下滔滔；只是诺诺之士，这不是真的人性，不是学术性。言论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没有言论自由什么民主形式和机构都是装璜。(辽宁5．21)
薛映辉(上海医师)：今天社会没有一点自由空气。(解放9．6．)
戴家祥(华东师大教授)：三大主义是何产物?是一母所生的难兄难弟，这个母体是共产党人的专制集权。用以造成人民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人的生存没有保障……。(解放7．5．)
张锡华(西安师范学院)：大家对历次运动的记忆犹新，平日说话比较直爽的，被一笔笔记起来，到时象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付，算笔总账。虽然官僚主义年年反，但越反越重，因为敢言者越来越少了。(光明5．6．)
杨继华(长沙三中教员)：宗派主义在全国也已经泛滥成灾，痛心地造成了许多沟与墙，束缚着人的思想，阻碍着艺术的发展，使举国上下人人的思想都变成了一个样子，大家都说适应性的话，都伴了政治要求做文章。谁也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不然的话，就会遭受到利用政治力量来发动的“群众”斗争。既然是这样，所以举国上下成了“一致”的声音，自然人也就不必再开动脑筋去标新立异了。大家心里的话都怕讲，于是人与人之间也就有了墙，谈不上知心朋友。(新湖南6．4．)
彭文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因为新闻报道不自由，现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不如美国的家庭主妇那样知道得多。(解放7．14．)
顾雪雍(旅大日报编辑)：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还赶不上资本主义”(人民7．)
邹震：(新华社记者)：“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现在新闻方面还没有鸣，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人民5．17．)
彭文应(民盟上海副主委)：“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报纸上全是枯燥和教条的东西，因此现在中国一个大学教授的政治知识还不如美国的一个房东太太”，并提出“要采取罢看、罢听、罢说、罢写、罢思”来对付党的宣传教育(光明7．23．)
罗季伯(中央国防体育协会航空部航模处助理员)：他诬蔑新社会“没有真正的自由”。新闻报道是“报喜不报忧”、“口头上大叫民主、真实，实际上限制很严”(中青报9．5．)
徐盈(高级党校学员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我们国家没有“新闻自由”，“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出版发行及销路”。因此，他主张“争取新闻自由”。他说：“新闻就是新闻”，“不要怕片面性”。他还极力主张“办同人报”，“报纸可以是公私合营，也可以是私营”。徐盈还对储安平、徐铸成等抱不平，说我们党不“尊重报人”，他说他要站在“记者立场”说话。(人民8．31．)
谭天荣(北大学生)：今天的中国是黑暗的统治，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三害分子统治了民主分子，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北京6．30．)
彭文应(上海民盟)：“共产党是反对民主政治，而主张阶级独裁。”他还荒谬地说，“中国国民党勉强的专制，人民已经受不了，中国共产党认真的专制，那岂不更厉害。为避免这种压迫起见，将要被压迫的阶级，在那时，一定是先下手，并且会不管利益是否一致，主张是否则相同，不等阶级专制成功，便已起来联盟共同反对。”彭文应认为比较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是要依靠“有眼光”“明大义、为国为民的资本家”来实现的。这种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阶级的主义”，“对热心赞助的资本家并不打倒，私有财产企业仍可保留”。他把工人阶级完全作为被动的受恩赐的阶级，说“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劳工方面一切的反抗纠纷便自然而然的不成问题了”。(1932年彭文应所写的论文)(光明7．23)
龙英华(北大学生)：无产阶级的专政过时了，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是自然界，应该让杜勒斯到北大争鸣，党员干部成形了一个官僚阶级。(光明7．3．)
杨继华(长沙三中教员)：现在的客观现实却不同了，经济基础起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已基本上消灭，而再要实行一党专政，专谁的政呢?都是劳动者了，专劳动者的政吗?因此，在过去对敌斗争叫宗派主义并未突出来。而现在都是人民内部了，再要一党专政，家天下的宗派主义想法，自不会为人民所欢迎，而应是各个民主党派来共理国事了。(新湖南6．4．)
朱伯诚(西北大学学生)：目前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显然是不正确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不需要加强了，而且还要开始向无国家、无政党的社会制度转变。还说，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基本上做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党就应该自动地，逐渐地向消灭自己的道路前进，党员只能成为一个教育机构，仅能以自己思想，实际行动来教育和领导人民，而不应该起其他作用(光明7．30)
姚梅镇(武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你们不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宗派主义，不要把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党专政。这种统治是奴隶主统治，是奴隶主专政。党员不承认别人有人格，党员没有革命的人道主义。因此由于宗派主义造成党外老先生和其他的人都变成了奴隶，只不过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带枷锁的奴隶而已，受到非人的待遇，是活的奴隶。所以，我们现在倒退了几千年。……这种情况严重的影响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寿命，夺去了学生的青春。”“现在的共产党比以前的封建帝王还可恶。”(长江6．3．)
万九光(福建南平市政协委员)：“仁”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佛家的“慈悲”，耶苏教的“博爱”。共产党不要认为除它谁也不能搞政治。要求共产党施行“仁政”，这一点马列主义里找不到。(福建6．20．)
庄清桂(农工民主党泉州市副主委)：政治生活不民主，专政气味过于浓厚，许多事情，党是和党外协商的，但协商并不真诚，开空头支票，买空卖空，开会讲民主，不过是让大家看了一场魔术。市人民代表会，政协会、外面看来有权，其实里面是空的，并没有作用，只不过说几句好话，举手通过，满足了合法程序的目的。(福建6．18．)
谭天锡(华东水利学院副教授)：“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大家都同意；但这种专政以后慢慢变成一党专政，反感还不大；后来又变成了党员专政，只要他们走群众路线，专政还可以；但是到今天，却成为少数无赖者专政，已取消我们专政的身分而被专政，很心痛。(新华6．17．)
谭天锡(华东水利学院副教授)：“人民民主专政今天却成为少数无赖者专政。我们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新华6．17．)
袁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民主越多越好，专政越少越好。(人民9．17．)
王琳(沈阳速成师专教员)：我们的社会没有民主，是“少数特权者(党员、积极分子)对大多数人的专政。”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乃专制独裁之谓也”，——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他不仅感觉到是“一个被幽禁在地牢里的囚犯”，而且是“用铁索穿上你的琵琶骨，打进十九层地狱，盖上石板，贴上封条，又浇上铁水”的。(沈阳9．8．)
俞墉(社会主义学院学员)：他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党员专政。”(工人7．24．)
刘焕乐：人民民主专政是“暴力统治”，是“以力服人”。(人民8．18．)
陈如玉(沈阳市铸造研究所，助理技术员：整风时，他说“共产党把民主放在一边，把专政扩大化”，“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则会破坏团结”!(辽报9．6．)
俞墉：他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党员专政”，把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产生说成是“用股东分红的方式来分配”。俞墉主张取消各单位的政治部、监察局等，在他看来，这些机构是制造宗派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人民7．24．)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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