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北京政法学院, 杜汝楫
北京政法学院、杜汝楫听了今天赵宗乾先生的发言，我非常气愤，象杨新这样的党员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对群众态度非常恶劣，和国民党甚至恶霸一个样，整风运动应对杨新这样的人深刻教育，不然群众就不答应。我建议把赵先生刚才所谈的和我现在表示的意见登报，最好登北京日报，最低限度也要登整风简报。我不是袒护赵先生，但应该把两个问题严格分开，赵先生的领导和杨新对群众的态度是两回事。
下面谈我准备的意见：
今天整风我们应该大胆鸣放，但目前我院还没达到大胆鸣放，前天校外同志来我校放一炮，意见很尖锐，为什么校内的同志差的很远？不是因为楼邦彦先生他们爱提意见，而是我校老教师还有顾虑，而且顾虑不少。据我了解，恐怕说出来的话还不到全部意见的三分之一，另外党内对中央的方针是否都有体会也价得检查，据我了解，并不是所有党员都搞通了，第一讲讲卢一鹏同志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认为“过去民主自由不够，现在是开放民主自由”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敌人的说法，他认为不是过去不够，是今天处在新形势下，我不知道敌人怎么说的，但事实上现在是扩大民主，卢一鹏同志只空洞的谈一些道理，可见没搞通。另一个是余叔通，他和我说，“最近报纸登的意见都是原文刊登，里边很多错误，并不代表党的意见”，他可能是好意，怕我中毒，但我想一个党员首先应考虑接受意见，不应首先这样，可见他和中央方针也是相抵触的。
下面谈谈我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官僚主义的确存在，我们的领导同志艰苦朴素，人民日报也表扬过，不过那是指生活上，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工作方针上的，如院领导很少具体领导各教研室，总喜欢订计划弄数字，弄许多表格，教研室每次订计划至少要一天，而每次总结都开好几天会，各教研室几年来都是这样，开完会费好几天时间把总结写出来，上交领导，领导还不一定看。这种方法在学校是很不适合的。象科学研究，我不能文章没写就先填表，这都表现了官僚主义和行政事务主义。
我校宗派主义也很严重，表现在使用幹部提拔幹部不合理，我举几个例子：(1)卢一鹏现在是7级，不知底细的人不觉得他的级别高，他解放前在北大只呆过一年，解放后到革大，过去没讲过课，只做过辅导，然而现在是七级讲师，并且当了教研室副主任，据我了解，他政治经济学没什么，罗典荣替林道濂抱不平，但是潘华仿如和卢一鹏比，他也受了委屈，他和卢同时在北大，只不过他後来比卢多上了几年大学，于是级别就低了，莫非卢一鹏是特殊材料？但学问是日积月累来的，飞黄腾达在学问上是不可能。(2)杨荣是伪北大学生，後来跑解放区，来政法学院时连讲搞都没有，借我和凌力学的讲搞，同学对他反映很大，于是送去学习，回来就是七级，拿和他当时同学的比比看，恐怕要相差几级。(3)苗顺荣解放前是中学生，也是解放区——革大——政法学院，一天书也没教过，连大学都考不上，然而现在是八级，研究生都比不上他。(4)涂继武原来是工友，练习生，後来入党，院系调整前正飞黄腾达，听说几年中薪水加了一倍，升为科长，我大学毕业时他还是工友，但现在八级。涂似乎是能干，但我看来缺点很大，他学问上比较钻研，不过教大学光政治经济学还不够。钱院长曾动员他自动减薪，他坚决不答应，要是非党员还不给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就因为是党员，故升到八级。还有一事是否应注意，即上举四个人的前三个都是革大来的党员。
按理说对党员应该要求严格，对群众，可以宽些，但是恰恰相反，讲课出了问题时，对非党教师是吹毛求疵，对党员教师则轻描淡写，各教研室都是这样。
55年工会选举时，代表对高柳成提出很多尖锐性的意见，但主席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还要把他弄上去，(当然是党委会提出的)代表不同意，领导上若是全面点就该换换，会外也有人向党委提意见，我就找过刘副院长，但领导坚持要代表再讨论，并且要记录，领导上还问：过去工会工作有无成绩？这些成绩应不应肯定？幸亏代表坚持意见，认为领导上这样做就是不民主，于是两次都顶回去，一直拖到暑假后再开会，才把高柳成的名字拉下来，这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非一再讨论不可呢？据说党委负责同志表示：如不给高柳成工会主席做，他就没有工作做，就要丢掉饭碗所以这碗饭还要他勉强吃吃，这真是典型的宗派主义，竟把工会主席当做安置集团中人的饭碗！这问题应做为检查我院是否民主的重点问题。
关于主观主义表现在对非党同志的看法上，总不全面不客观。他们总是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和他们就事论事，不能暂时不翻成份不翻历史，总是一下就联系到他是什么出身，什么学校出来的，既不能就事论事，所以有些问题很难解决，很难展开互相通气的讨论，有时明明是非党同志的意见正确，他偏不接受，青年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中较严重的是教条主义，不管什么问题，一下就提到原则高度，即使对方是错误的，也难对人家有什么帮助。
为什么会产生以上问题？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1)对非党同志多年来积累的知识认识不足，老同志对革命有功劳是事实，但他只知道自己过去的经历，觉得知识分子没打游击没冒险对革命没功劳，他不知道，冲锋陷阵是一时的勇气，积累知识则要常期的努力，老同志如果知道了钱学森的级别会不会惊讶其级别高呢？我说不高，在科学上费脑筋不亚于打游击！
(2)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情况估计不足，只停留在以前的情况，忘记几年来的进步，甚至连以前的情况都估计不足，此问题明显的表现在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知识分子一般是爱国的，解放前就游行示威，支援解放区的革命斗争，但总被怀疑他和国民党的关系怎么样，其实挂名的国民党员也恨国民党，问题并不那么严重，如谈到资产阶级思想，应该承认他们有，但并不严重，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也很软弱，知识分子对它的政治观点是半信半疑，如果说知识分子有了坚定的信念，肯定认识到走那条路，那只是在解放后，一般老同志考虑此问题是较全面的。
(3)功臣自居思想，“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我爱人能力虽不强但我给她几级你管不了！”刘昂同志看到中老胡同教授的生活很好，气不忿的说“过去也是他当教授，生活好，孩子漂亮，太太摩登，现在他们还是这样！”这正表现了宗派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凭自己的劳动公平交易，你有什么嫉妒的？(何况现在知识分子也是为人民服务)工人、农民生活提高了，一般老同志容易搞通，为什么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就看不惯？。
最后谈谈肃反，我本来不想谈，因为罗典荣同志说到了，所以我也谈谈。罗典荣同志说肃反把我打的消沉了，其实不是这样，我情绪并不低，这一棍子我还受得住，甚至再来一棍子也还可以。不过，肃反中是有缺点的，歪曲事实批评过火是有的。首先，打的不一定对。当时我是头号重点，反革命嫌疑，全校斗争我，但错就错了，只是经过肃反，证明我没问题后，领导应更相信我，如果是这样，这就是肃反的好处了，另外经过肃反，在接受批评上是有改进的，以前尖锐一些就受不住，现在多尖锐的意见也比不上肃反，因此并不觉得难以接受，当然群众在运动中难免过火，不过领导头脑应该清醒。我在肃反前一直申请入党，现在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我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不知肃反对此问题有否影响？希望领导上解决。另外，补充一点，杨伯攸同志谈到余叔通的作风问题，我记得余曾和我说过：他之所以红，就因为他会吹牛拍马，我想他很有自知之明。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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