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李向春
中国人民大学、李向春[原编者按：资产阶级右派深知工农联盟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为了达到破坏这个联盟的目的，就在农民生活问题上大做其文章。这里的一篇文章和许多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文章一样，自命为是根据事实讲话。但是解放了的几亿农民正在迅速地向前发展生产力，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生活的事实，在这些人眼中看来，却是农村中一片黑暗。
这个右派分子对农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的事实也无法否认，但是他又挖空心思想出一个所谓的理由：农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应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做标准。他认为生产增长的速度既然比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快，这就是农民生活“苦”的表现。
这个右派分子表示他似乎很关心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其实他是想把增产的粮食都吃掉，从而使我国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成为不可能。
和其它右派分子一样，这个右派分子一句话也不说到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更不说到农民中的阶级分化。他匀称是“农民的儿子”，其实他究竟是谁的“儿子”是一看这文章就知道的。]
同志们，现在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他现在要谈谈农民生活问题，这也许是阶级局限性的原故！
但我是抱着“知而不争，不可为忠，争而不得，不可为强”的态度走到讲台上来的！
关于农民生活问题，我只是提出问题的人，而我对这问题并没有什么观点，只是在肚子里有这么一种想法，这想法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当我假期返乡时，乡邻父老总是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往往使我很难回答。我自己不明白，我只好应付了事。“长远利益，眼前利益，国家困难，将来所以”，在大整风的今天我把这问题提出与大家讨论，我想不管是鲜花还是毒草，对整风、对我个人都有很大帮助。
由于我个人水平等等方面的限制，很难在理论上把他们说服，尤其是向我提出问题的经济系的研究生同志们。但我知道即使我被驳倒了，即使我在讲台上失败了，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因为农民该是吃不饱，还是吃不饱，该是挨饿，还是挨饿。所以我们的会议必须引起党的注意！
对系学生会提点意见，说是批评也行，如果可以是批评的话，就是这次会议的召开问题，本来我们自己打算在上星期二召开，系学生会要在星期一开，我们就随同在星期一，可是星期一不行，延期到四，四又不行，才到今天，据说今天还要延期，我真不知我们这些大学生们是否真的对五亿农民关心，不关心，就连一次会议也是一拖再拖……，好了，这就是我说在前面的几句话。下面谈正题！（关于农民生活水平问题）
对于生活水平的一点认识：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因为生产力的水平是不同的，所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不同的。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内部，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应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
在我们观察人们生活水平的时候，一方面应该和过去比，看比过去增长了多少，从这里可以看出生产力增长的速度水平和社会制度优越与否；另一方面，也应该和现在比，和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比较，看人们或某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看国民收入的分配是否合理。
这是我一点浅薄的认识，下面我谈谈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
1.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
（1）所有制形式的根本改变：在我国现实的农村，经过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由地主、富农的私有制经个体农民私有制改变成为集体农民的集体所有制。这是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是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总崩溃，是近百年来革命的目的之一。这是共产党的第一大功，是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当然，都知道）
（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改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地主是处于剥削的地位，农民是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革命后，这种关系是根本消灭了，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互助合作的同志式的关系，但这里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工人和农民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大家知道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3）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的改变，这改变是基本上改变了，之所以是基本改变了是因为在旧中国，农民把净收入的37％以上，甚至是70％交给地主，高利贷者及其党政机关，而现在农民只交20％的农业税就完事了，其余的全归农民自己所有。之所以还未根本改变是因为工农业剪刀差还存在，并且差额还很大，虽然正逐年下降，但仍比1933年大，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按照我们的社会制度来说目前的国民收入不能说是合理的。（这我在后面将要详细的谈到）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虽然是二个根本变化，还有一个基本变化，但总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根本的变化了，因为三方面中“所有制的形式”是最主要的。这是生产关系，我们再看生产力。
2.生产力的变化
生产力是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的，旧中国生产力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才进行革命，革命胜利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生产力迅速提高是无疑的。
我们都知道生产力包括两个方面，生产工具和劳动力
（1）生产工具的改变：过去无论是南方北方一色是弯勾犁，恐怕连一台拖拉机也没有，而现在，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北推广了双轮双铧犁，收割机，播种机等马拉新式农具，国营农场和少部分高级社使用了拖拉机，这和解放前比较起来已有很大变化了；但也应该指出这种变化并不是太显著的，因为新式农具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很好使用。
（2）劳动率：在旧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很低的，破坏生产工具，毁掉庄稼等，可是解放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非常高涨的。不必啰嗦大家都知道。
*在生产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改革，改进耕作制度，改良生产技术，深耕细作，改良土壤，提高肥力。还有兴修水利，肥料使用，农田造林，水土保持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总之，生产力和解放前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在变化着，这是不可怀疑的。
七年来，我国农业增产了1500亿斤粮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去年虽有从未有过的水灾，而且还仍增产200亿斤粮食，就是生产力增长绝好的明证，而看不到这一切变化，那才是闭着眼睛看问题呢？
（3）同志们，我说了上面这些话的主要目的是想你们毫无疑问的承认，在我国农村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你们也许感到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但是，我就怕你们不承认这一点。
假如你们承认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变化，那么请问经济系的研究生同志们和所有到会的同志们，在这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提高到多么大的程度呢？让我再来重复一遍。我们都知道生活水平应该是以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条件所提供的可能为基准的吧！那么，毫无疑问，目前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就应该提高到和这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水平上。这种水平我不知怎样给它下个定义，也不知道怎样用经济学家所用惯了的数字来叙述它，但我知道绝对不是部分的农民挨饿，大部分农民吃不好，只有少数农民吃得饱、吃得好。
这里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系的研究生同志们和其他所有反对我的看法的同志们，都把现在农民生活和过去，日本人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相比较，用来说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谁都承认，这当然是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吗？但我想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不能单纯的和过去相比较，还应该与现实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相比较，和过去相比较只能说明比过去增长了多少；和现在比还能说明生活水平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国民收入是否合理等。
在一个社会中，假若某阶级的生活高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那么，它的生活水平就高了，就超过了现实应有的水平（应该降低），假若某阶级的生活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那么，它的生活水平就低了，低于现实应有的水平（应该提高）。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呢？我认为是这样，工人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适合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而高级党政干部，高级军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是高了一些，而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则是低了一些。
*在经济系的研究生向我提出的问题中，特别指出“你能用具体数字来回答我们吗？”是的，我的确不能用具体数字来回答你们，这也不能不使你们失望，因为你们对于具体数字是那样的感到兴趣，而对于我这个初学历史的人来讲，则恰恰相反，我所喜欢的都是事实。
现在，为不使经济系的研究生们在这起码的要求上感到莫大的失望，我也试着用具体数字来说明问题，之后，再讲些事实也舒畅一下我的兴趣，使我不致在说了一大堆具体数字之后而感到枯燥乏味。
*在这里我还需要声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我所引用的数字，都是官方的统计数字，我认为这些数字不一定完全可靠，如春天种下种子，就预定产粮多少，上报国家往往多报，因为层层官僚机构已使这些数字发生了很大的误差，不能恰如其分反映农村的面貌。但为了说明问题，我还不得不引用。
1、农民的生产总值和农民的纯收入
我们都知道七年来，我国农副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以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49年全国农副业生产总值为325亿元，1952年上升到586亿元，较1949年增长了80％，1949年农民平均每人产值为70元，1956年农民平均每人产值为110元，每人较49年增加了40元。据谭震林同志说“如果以生产总值的60％作为农民的纯收入是较为适当的话，那么每人的纯收入就应该由42元增加到66元，即应该增加24元。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据我自己所知道的是很难相信每个农民的纯收入是66元的。就是谭震林自己也否认了这个数字。在同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谭震林同志又谈到了河南安阳的情况，这个地方1956年比1955年增产了23.34％，他并声明这个地区包括平原粮产区、棉产区、山区，油料产区、丘陵地区及一类社、二类社、三类社，总之能代表非灾区的一般面貌。这个地区每个农民的纯收入不是66元，而是59.63元，这和谭震林同志所说的“较为适当”的纯收入的水平相差了6.37元，不是多了，而是少了6.37元。
2、粮食未增产，口粮够不够吃
大家都知道，七年来粮食量增加了70％以上，增产了1500亿斤，1949年全国人民（不论工农兵等）每人平均有408斤（不包括大豆），到1956年则增加到588斤，增长180斤，这是每年每人有粮这些，所以人口增加也是计算在里面了。
粮食增产，这是人所共知的，下面再看看口粮够不够吃。
每年每人留口粮最多的是480斤，个别地区可能还有多的，但只是个别，这还是带皮的，如按80米／100粮计算，年480斤粮合米384斤，366天每天吃不足1.05斤，每天三顿饭，0.35斤米，这还是最多的。够不够吃同志们想想。最少的每年每人留口粮360斤合米288斤，每天平均0.79斤，每顿平均0.26斤，够不够吃，请同志们想想。一般地每年每人就以450斤计算，合米367斤，每天平均0.98斤，每顿平均0.39斤，够不够吃请同志们想想。
就拿我们大灶同学和农民比一下吧！当然就饭量来讲比农民我们还是吃得很少的。可是吃多少呢？现在我们每人每月吃米37.8斤，每人每顿0.42斤，这比农民口粮最多还多。我们过去有的月份每人吃粮42斤，每人每天合1.4斤，每人每顿合米0.47斤，这比农民更多了。
农民口粮够不够吃呢？请每个人拍着自己的良心，默默自解吧！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否认某些家庭因某种原因（如小孩多及其它）而口粮够吃，不过我觉得从上面的计算能看出一般的情况。
这是口粮，下面再谈一谈农民买粮的种种困难。
一个主要的问题，1956年口粮比往年多了一些，但就是钱，现钱，农民买粮是止账不赊的，可是农民又那里来钱呢？秋天卖粮时给一部分钱，一部分东西，包括布，暖水瓶。往往为了吃的不得不卖掉一些东西（家物），农民对粮价也不满意，卖粮贱，买粮贵，用经济学家话来说，这里的差额叫做纯粹流通费用，但农民的话来说，就是“把粮送到县里的仓库放两天就涨价了”。粮食的供应，都是按粗粮计算的，包括白薯，过年过节，农民买细粮的时候，还要把粗粮折成细粮，大概是每10斤粗粮折成8斤大米（这个数字不确定）折扣这倒是事实。吃细粮又费，这样口粮就更少了。
在农村里“吃不饱”“不够吃”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呼声，贫农部分中吃不饱，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人挨饿，甚至有的人饿死！这一点我想凡是能真正体验过农村生活的人都会知道。
那天，我还得在我们来自祖国各个省份的“农民生活小型座谈会”上大家都这样感到“过去我只是感得在我们家乡是这样（指不够吃，挨饿说的），别的地方可能很好，我们这里只是个别的”，可是，大家都这样感觉，这问题可就奇怪了，全国各地都是个别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个别”应该怎样理解，应该怎样把它的外延适当扩大一些才恰当。到底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请大家上台发表意见好了！
还是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吧！
吃不饱的例子太多了，无法列举，这里我只想举出两首民谣来说明。在河北省清泉县流传着“毛主席好，毛主席好，一年到头吃不饱”，在山东省肥城县流传着“卡基裤子卡基袄，可惜肚子吃不饱”，我们姑且不去过问这些词句如何，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吃不好”“吃不饱”饿死人的现象有没有呢？有，例如，在云南促熊专区，有一个老农民，因为没有粮食吃，准备到昆明去找他的儿子，可是乡干部就是不给他开证明，不久，这个老农民就眼巴巴地被活活的饿死了，这就是不久以前的事。在山东省有一个农民因饥饿而被迫上吊自杀。在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去年暑假，我就亲眼看见从南方逃荒过来的人中，有一个饿死在道旁。在广西两省的某一县，去年春天竟饿死了两百多人，两百多人！据说饿死的原因是这样的，基层干部上报产量，多报了，政府根据这多报了的数字分配下一定的任务，“任务”就必须完成，结果干部用各种办法把农民口粮也购去，于是到了春荒不接的时候，有的粮食没了，挨饿，请求，府政不信。后来有的饿死了，政府才着荒（提一句政府主观意图并不是想把农民饿死，所以政府还是好的）打算发粮救济，可是所有的人都向政府请示说没粮，政府也不知道到底谁有粮谁无粮，结果发了批粮食，有的尚有粮又得到补助，有的无粮还未得到。这样，挨饿、吃野菜……不断的死人。同志们就这样活活的饿死了二百多个。类似这种情况的，各处都可以找到，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56年有几万人由安徽流入内蒙西部，浙江衢州流到陕西，到陕西无办法，无钱回家，政府将这些无组织的流民，发车票回家。
55年夏，有三次抢劫案，其中一次抢合作社。
在辽宁省，农民饿的没办法，就拿着农具向区政府走去，公开提出“毛主席是好，但是这个政府我们一定要打倒”。至于农民劫道、抢粮，也是时常发生的。就连人民日报社论为了提醒地方政府也不得不讲出一些来，4月24日人民日报写道：“最近，各个地区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经发生过群众“闹粮”事件。根据调查，闹粮群众绝大部分有思想问题，真正缺粮的占极少数”，奇怪呀！奇怪呀！“思想问题”，与其说是思想问题，还不如说是生理问题！生理要求吗！人得吃饭活着哇！接着又说“在今后缺粮的季节里，这种情况还可能发生”！呀！缺粮，这已经成了季节，我真没想到这也是一种客观规律。
这都是我们新社会里所发生的。同志们，同志们，当你们听到了这些事实之后，你们的感觉如何呢？你们还以为我们的农民吃得很饱，生活得很好吗？
3．附带的谈几个现象
副业生产是农民很大的一笔收入，可以说是农民零花钱的宝库。现在农民不是不愿意搞副业。就拿养猪来说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粮喂。还有一个原因，猪养成了，一定要卖给国家，价钱又低，农民又吃不着猪肉。所以都不养或不愿养。近两年来，我看见成群尚未成熟的小猪，都纷纷赶进宰场，来改善城市的生活。目前，市场上猪肉减少了，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
农村牲畜的大量死亡，主要是因为没有好草好料，马瘦的吓死人，恍恍荡荡的，可真像个龙，一耕地就直喘，打一鞭子就倒下了，倒下了就不起来了。牲口少了就用人拉犁。在我的家乡就用人拉犁，人拉车。同志们，想想看在那旱地上多少人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拉动犁呀！（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我虽然不知道人拉犁是在那个朝代，但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同志们，同胞们，当你们听到这些事实之后，你们的感觉如何呢？你们还以为我们的农民吃得很饱，生活得很好吗？
若问农民的生活怎样，我想应该这样说，和解放前比是提高了，（这提高也不是太大的）而和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来比，则是低的，不适合这种生产力的水平，农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尤其是和高干相比，那差得可就太悬殊了！可是这两种人可都是生活在同一社会的同一国度里，我想这里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合理。
1．选举制度的民主而实际选举上的不民主
农村干部受旧社会影响很深，又加受本阶级限制，不容易了解党的政策，有相当一部分把自己看成是“村中之王”、“乡间的老爷”。还有一部分人是过去旧社会的流氓、二流子出身，因为在解放的时候，他们很爱出头，很容易的当上了干部。其实，真正老实的农民是不敢当干部的。在农村中，有的干部虽不得民心，却是铁筒江山，一方面是欺骗政府和人民，一方面是欺压百姓，更利用了举手选举的办法，操纵政权。
但也有个别农民不同意（因为农民是诚心选出真正能为自己办事的人），但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吗！例如在山东省的某次选举中。干部在台上威胁举手，有一个贫民就坚不举，那干部就问，你对我有意见吗？那贫农还是不举。这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倔强而正直的农民，以后是要遭到苦头的。
2．国家政策到乡干部口里就变成命令
（1）粮食统购统销（这政策是好），但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结果是一方面超额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农民挨饿。这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我认为是官僚机构所造成的。你们想，中央内务地要粮产量数字，村干部往往要多报，因为在春天估计秋收几何（也许是虚荣心促使），区而县，县而省，省而中央，相差就很大。国家根据这个定出计划，分配给各省，省再各县，县再各区，区再各村，村再各户。其实经过许许多多机关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国家大么），而问题是在于这层层机构中，遇到了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官僚主义者，不了解农民实际收多少粮。或许在召集下级干部开会时还大大号召一下超额完成任务，雷鸣般的掌声，散会了，但农民不得不把口粮卖给国家。
这些官僚主义者们既欺骗了国家又害了人民。
说实的那个农民愿意都把自己的口粮卖掉呢？没有一个，于是干部硬让他卖，不卖不行，不卖就开会动员、讲道理。河北省某村对29户购粮中，就是这样，连续开了九天会，在开会期间问题严格的，甚至坐的姿态都受限制，这个干部讲累了，换另个来讲“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眼前益利”开会对于干部来讲这是工作，挣分，开会对于农民来说，这不是劳动，不挣分，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忍痛把口粮卖给国家。据说这叫“车轮战术”，还适合其他形式的“动员会”，在江苏省则又有“海军”“空军”之分，空军做成飞机的样子，海军两手向下……啥时说卖了，啥时才能直起腰来！同志们，我说这是残酷统治还有什么过分的吗？难道这是一种文明行为，难道这是我们新社会所允许的现象吗？然而，我这一说……就怕了，在广西，去年有一群学生去一个农民家里，去宣传卖粮，那个农民就从墙上把毛主席像撕下来烧了。同志们，请问，这个农民当初为什么把毛主席像那么恭敬的挂在墙上？现在又为什么把它烧掉？为什么？
（2）盲目推广先进经验。例在黄土高原推广水田，费了很多工，打了很多井，并不上水，上级来检查，从河里往井里挑水！在东北推广的稻米和小米一样大一样园，有的地方实行“三八制”，铲不上，踏不上。
（3）村干部贪污是农业社中最严重的现象，最近一个从乡下回来的干部对我说“村干部往往是集体贪污，不贪污的干部是当不长的，即便当长了也是典型的宗派主义者”，情况倒不一定像他讲的这么严重，但是贪污却是较为普遍的。贪污的钱有的是社的，有的是国家发给农民的补助金。例如山东省有个农民叫杨备，无吃要饭，别人替他向干部要求补助，干部说“他已经养成要饭的习惯了，补助他也没用”，其实是补助的钱被他们贪污了。这是有关农村领导的几个问题。
解放后所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解除了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桎梏，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发展。生产关系当然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但新的生产关系有更大的力量推动生产力前进，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有了土地、农具，有了劳动发家的物质基础，因为生产力前进的原因是新的生产关系，生产积极性非常之人。解放初期在农村出现了盛唐的景象。
后来，渐渐地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也就渐渐地不适合新的生产力的要求了。农村主要矛盾即是统一使用，集体经营和土地私有制的矛盾。为解决这矛盾，为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取消土地私有制，就必须进行合作化。在低级社的基础上，建立高级社，因为党的合作化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同时为消灭城乡资产阶级的联系，为限制农村的两极分化，为满足工业的需要，统购统销也是非常正确的。可是这两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很大的偏差。这不能不说党在这方而犯下了错误，本来是应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然而在执行过程中，犯下错误，因为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情绪，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党必须正视农村现实！
统购统销给农民留下的口粮就是不够吃吗，一年到头累的够呛，反倒吃不饱，又加上入社以后，看不到高级的好处，干部强迫购粮，公债等等，农民从心里往外不乐，很多农民都这样悲观的讲道“共产党不让你饿死，但也不让你富了”，正因为抱着这样一种心情走向田野，他的生产积极性又怎样会高呢？农民不会罢工，不敢和坏干部做斗争，他们只是默默干着、忍耐着……非到无可奈何时才莽撞的举起棍棒。
农村一批的新生的劳动力——高小毕业生，又为什么不敢参加农业生产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收入少，生活也不好，所以一味想当工人，这可能就是所谓“没出息”的主要含意吧！高小毕业生常说“完了，咱们一辈子也不能当工人了”，用我们的话来说，即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国语）。
这可以说是物质的原因吧！还有思想上的原因，就是这般年青人怕在农村里找不到老婆。这又扯到婚姻制度上去了，婚姻制度可以说在我国发生了非常巨人的变化。昨天则听说某县长和以前的老婆离了婚，今天又闻某某局长抛弃了前妻等等。还是回到农村青年身上吧！他们也的确很难找到老婆，现在婚姻，金钱买卖虽不起作用了，但职业和地位却颇为重要，工人到乡下很容易讨到老婆。因此好姑娘差不多都嫁到城里去了，这往往给青年农民造成很大思想负担。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吗！
这就是不敢参加农业生产的原因。
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是新的生产关系，但这并不否认生产力本身的作用，生产力本身的水平，乃是取决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上面就是从劳动力这方面分析的。
下面再谈一谈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的改进，我们知道主观因素是起很大作用的，虽然在表面上只是为了减轻劳动，实际却能造成社会革命。在我国农村，自从统购统销发生种种流弊以后，农民生产情绪不高，故新式农具不能很好的应用，新的生产技术也不能很好的推广。再加农村干部的主观、盲目，就更加不能很好的去利用新农具新技术了。结果新农具长久地挂在西墙上，新品种变成了“可别种”。
总之，加入高级社以后，生产力应该提高很快，可是由于种种流弊而又限制了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以目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它应有的速度相比较是缓慢的。如果说解放后到53年生产力发展很快的话，那么53—56年就发展得比较慢了。
解放后到现在无论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生活比解放前提高了，但还低于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若要与高级干部比就更低了。由于生活水平很低（主要是吃不饱），再加农村干部领导上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
这就是农村的客观存在，我以为党中央必须正视农村现实！
1、我想除了由于统购统销的弊病以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这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因此，现在着重这方面谈谈。
2、我们都知道，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虽然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和我国的过去比的。但是和整个世界比，还仍然是很低很低的。我国人民深切知道自己的困难，商品供应不足并没有任何怨言，每月二两油并没有任何怨言，吃着豆饼豆腐并没有任何怨言。全国人民勤勤恳恳、节俭建国，都为祖国的未来而欢慰。但我想在目前生产力的水平下，是有可能，有办法使农民吃得饱的。使农民吃得饱，就有积极性去改进工具，增产，也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使我国早日成为工业国。如，农业增产多，除自用，多出口，换回机器，钢铁就不至于使我国目前有些工厂停工待料。第一汽车制造厂，可出3万辆，现只出7千，第二汽车制造厂停建。我想，解决农民生活问题，一方面制止统购统销中的弊病，另一方面是适当的调整一下我国的国民收入。
在有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农民的生活是不敢和统治阶级相比的。但我想，在我们人民内部互相比一比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几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人民都应该提高一些，我们领导者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提高，但是，目前，我们领导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多了一些，超出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们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提高，但是，目前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低了一些，还未提高到和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水平。
我们的部长们，每月五、六百块，而他们的太太也往往是一、二百块的，这还是有形的收入，而无形的收入呢，什么照顾了，什么报销（我不知道的等等），而农民一年到头也只是几十块钱。诚然，一个是复杂劳动，一个是简单劳动，二者是应该有差别的，但我想二者的差别也不能太大。相差几十倍甚至更多，如果这样，我想是无法把复杂劳动还原为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况且我们的领导者，科学家只有他依靠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给他创造好衣食住，他才能起作用，而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还是劳动人民。
某些人似乎忘记半茶缸白水泡野菜还是互相推让的日子，他们在悦耳的歌声中谈笑几乎不必要的，然而是盛大的宴会上。我们每个领导者都向哥穆尔卡学习学习。我不反对领导者因公乘坐汽车，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反对带着家眷，亲属开往颐和园。
我建议在不影响这些人，高干、高知的健康和工作的情况下，适当的减少他们的工资，并非平均主义，对高级知识分子可以适当的增加科学奖金。
在大字报上一开始就写道“党腐化了，正在腐化着”，可是那些神经衰弱者就怕了，惊慌了，不是惊慌失措，而是惊慌有措，于是马上出头为党伸冤，说我这是“歪曲党”“污蔑党”“攻击党”，甚至也不能不为我的出身操心了。
我所说的“党腐化了，正在腐化着”，不是说党完完全全整个腐化了，没有一点好地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真那样的话，那可就严重了。假若真的那样，那我说共产党中国早就不存在了，正因为不是这样，而是刚刚开始，我才在“腐化了”后面接着又说“正在腐化着”表示这种过程正在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整风的吧。
第一、“腐化了”是指从未腐化到腐化这个过程的完成，正像俄文中未完成体动词的含义一样：是表示某过程的开始，而不是完全“腐化了”。
第二、“腐化了”，不能同“正在腐化着”分开理解，我反对像顾群那样只引“腐化厂”而不和“正在腐化着”相联系，所以这里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
反对党的“腐化论”的同志们，所持的主要理由是说，个别党员的腐化不能说是党腐化了，是个别的，这我也承认，如果是普遍的，那党早就被人民推翻了，党早就不存在了，况且党还没有这种可能。可是我觉得个别党员的腐化也不能忽视的，也不能说不是我们党里所存在的。这些个别的腐化者，又是些谁呢？如果把他们分分类，提提公因式，那么他们就很整齐的站在我们面前了，是拿着几百块钱的，是什么什么“长”们，这些人在党里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重大的。我觉得这样是最能代表党的。这不是所有有钱的长们都腐化了！往往在某次会议结束时，走到讲台前“我代表党……”，这里，它们能代表党，那么换个地方就不能代表了吗？在好的方面能代表党，在坏的方面就不能代表党了吗？
来源：《右派文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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