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广州市工商界
广州市工商界陈祖沛：既然以党为领导，何必又来一个政府呢？例如县长是木头，县委是实际行动者。
黄长水：进出口公司党组有衙门的作风，毫无同志感情，许多事情党组决定一切，真主意假商量。
这次工资改革（注：指市工商联），对党员提得比较多，非党员提得比较少。黑板报多批评非党人士，党员则批评很少。党与非党干部界线划分得很清楚，经常都听到党团员对群众说“我们”、“你们”。有些单位吸收党员用职位来吸收，老党员一下子看不出是党员，但是新党员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大有“我领导你”的姿态，有些人说这些人是“小皇帝”。
林志澄：我曾几次向市统战部负责同志反映市工商联党员负责人不接受批评，但统战部包庇党员的缺点，官官相护，听之任之，又爱听报喜不报憂的话。
梁海：党领导企业不能不懂装懂，样样包办，应该用监督的方式，不能以党代政。应该以熟悉业务的人来揸，党支书体现不够，他们认为你是被改造的，我是来改造你，这样是不行的。
梁尚立：很多私方厂长都说，私方厂长出主意无份，打屁股有份。我总觉得私股会议后已有所改进，但问题仍不少，现在主要是有职无权，以党代政问题。
企业的党组织有宗派主义，“底牌”全都在党、工、团手里。过去以为公私关系问题不大，现在摸了一下，觉得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企业的党组织有宗派主义。如蔚兴印刷厂一私方副厂长是领导生产的，但他对很多问题都没有“底”。因为“底牌”全都在党、工、团手里，什么问题都是党、工、团研究决定后贯彻到车间，工人知道了，这位副厂长还不知道，下面批评他是官僚主义，他只好“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厂里浪费了1，000多个工时，私方厂长觉得莫名其妙，后来一间才知道是党支部检查出来的，但事前却不让私方正厂长知道。有些问题在行政会议上讨论时提出意见则说已由党支部决定，这就难以发挥私方积极性，这就是不尊重私方的宗派情绪，管理企业以党代政。
陆熙：我搞摊联会工作有七年，但高潮后，我被一脚踢开。工商联党支部决定一切，摊联会的领导有职无权，如对干部的抽调也没和正副主委协商，把“好”的干部调走，对人事的调动简直无权过问，去年改组摊联把全部干部抽调，正副主委也不知，仅让党团员知道。
吴光汉：工商联是工商界组织，为何要设党组织，这是否“以党代政”。难怪有人说：“工商联是政府派出所”。如果说工商联是政府的派出所，那末民建会是党的派出所，所以我希望工商联和民建今后一定要克服这些缺点，否则不如早收档好。
工商联、民主党派（按：可能指民建会）应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工商联党员干部应逐步撤出，我同意工商联撤出党员秘书长及非工商界干部，否则不能代表合法利益。
陈鲠斧：有职就应有权，而党内规定的问题自己不知，就难于执行职权，这种规定是“体制问题”，会造成党员有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如几个区，党员都是正区长。
企业内党政不分，党支书权最大，什么都是党已决定，以党代政，因此造成私方有职无权。有的党支书无能，很苦闷，处理问题很少是恰当的。有些小聪明的，便作威作福，有些只是教条主义，生搬硬套。
宗派主义是党政不分的结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宗派主义是“群众”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由于宗派主义，就必然会偏听，偏信，就必然会不了解情况，随便作出决定，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都由宗派主义产生，所以要消灭宗派主义，必须先明确党政分工，不能以党代政。
党委管干部一切事情，区委已决定了的，才交区人委讨论，纵有不同意的也没用了。
刁绍芬：市工商联内部有些事处理得不好，弄得我有职无权，如举办生活互助金问题，全面开展后，中途要停止，据说这是上面的意见，但我却不知道。
方文瑜：照“矛盾论”党内也有矛盾，为什么不见党员揭发党内问题？这样令人产生顾虑。
孔庆隆：党员宗派主义妨碍财富作用的发挥，不向老行尊请教，不向老行尊学习，根源是带上教条主义，强调立场观点不同，否认一切。
潘以和：“党天下”的提法我基本同意，因为有些党员的确存在这种“党天下”的思想，认为“天下”是老子打回来的，于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非党人士之所以有职无权，都是有些党员有“党天下”的思想，在工作中掌握大权，独揽大权所造成独断独行的结果。有的党员认为有你无你都没有问题，以致在工作中采取简单粗糙，包办代替的作风，没有以协商的精神来商量办事，所以由真主意假商量变成不商量。
党的宗派主义是到处都存在的，最近毛主席和刘委员长的讲话（纪录稿），在党组织基层的支部都有，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却没有，市人代会开会时发了，但会后又要收回。党既然是大公无私的，那就是无事不可对人言，不要有什么秘密。
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是宪法所赋予的，但是有些党员在实现领导权时却采取了以党代政的做法，如“量党录用”、“公、私、劳的不同待遇”，我参加过几次的市人代会，都是民主气氛不够，没有深入研究问题，就形式一番通过决议，这就是很容易看到的“党天下”的现象。既然有一部分存在如此现象，所以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尖锐批评，末尝不可，现在报上粗暴地给予反社会主义、反党的言论的帽子，是不够客观，是对别人的意见不够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的。
不少单位是“量党录用”的，就是有些党员的业务水平及文化水平很低，但也安排了很高的职位，对党外人士则有歧视，而且不是个别的现象。
党的宗派主义到处表现，党说大公无私为人民，但很多东西十分神秘不公开，这是言行不一。下级向上一级打报告，说是越级报告，这是压制民主。有些党员同志不听别人意见，压制民主，有些党员只喜欢歌功颂德，不喜欢提意见。党、政、工、团都是监视私方的，宗派主义很厉害，工作不与私方协商。
黄曦晖：宗派主义是由上以下，国务院十多个副总理都是党员，过去黄炎培，郭沫若都撤了。
工商界青年中有人提出疑问，国务院十三个正副总理，全无民主党派、党外人士，这是不是宗派主义？
商业管理存在六个问题：一是以党代政；二是用人不当，商店经理只找靠吃政治饭的人去当，找些不懂业务的青年去搞，找吃经济饭的去当经理就解决问题；三是管理部与下边商店无接触……；四是对私方职权不尊重，不应分公私方经理；五是管理部职责不明，扯皮最多……；六是教条主义最多。早几年群众对党的钦敬很多，现已减轻了。
现在一个情况是什么事都要市委出头，疴屎不出也找市委，一些党员沾沾自喜，实际很糟糕。
李绍基：共产党有宗派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偏面的，是有党性的。
“党天下”各处都有，是否有系统性？党长期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什么长期不能解决问题？“党天下”如果讲无，真系“唔服”。
有人讲国民党有四大家族，但共产党亦有“四大家族”，即党、政、王、团。
邓仲仁：党、团员和工人有错误内部才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如非党人员有错误，公开指责，公开批评教育，实际对人要求马列，对自己就例外。
公司和区委关系问题，不但私方没有权，而且公方也无权，区委不同意的，厂长不敢做，以党代政严重。
刘照：东区工商联参加工资改革工作是被动的，区委不敢放手，如果区委放手摊牌事情易办，区委将内定名单送工商联要贯彻下去，私方不通要工商联教育，工商联只随声附和，没有自己意见，不能代表工商界的利益，主要是区委宗派主义。
食品业中党支部以党代政。劳资关系不正常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购买政策宣传不够，法制很差，人事工作没有私方参加，政治机构人员多。
邓伯舆：党与非党人土真正隔墙，公司有多少党员我不了解，和私方谈话客客气气，目前谈不上互相监督和长期共存。
我自己有职无权，特别是人事调动，我全不知。公司党政不分，党包办一切，严重说来就是统治关系。
陆熙：由于提拔一些不熟业务的党、团员，影响其它熟悉业务的，不能发挥积极性，工作走向下坡。
市食品公司对民主党派不重视，一切都偏听、偏信党团员。
陈秋安：学校党员和人事干部对教师态度很粗暴和生硬。民进成员们将人事部门的党员比喻唐三藏，非党的教师比喻孙悟空，他们说：“虽然孙悟空历尽艰辛，驱散鬼魔，为唐三藏到西天开辟道路，可是唐三藏却常常念金箍咒，搞得孙悟空疼痛非常，无可奈何。但是猪八戒呢？就像学校中的党团员，虽没有什么本事，但却受到唐三藏的袒护。”
陈醒吾：党和我们的墙和沟是党筑起来的，应由筑墙的人来拆，不关我们事。犹如墙是泥水佬建的，应由泥水佬拆，不关我们事一样。
周康年：私方不能参加党组会议，党叫别人不要搞小集团，而自己就搞小集团。
过去到现在均说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但实际并不如此。共产党员结婚后马上有工作，一当经理、一当科长，二人收入也有一、二百元，还有很多福利。
卢子岑：在文教公司时，派下工厂的多是党、团员，不派私方人员，是宗派主义。
梁鸿举：百货公司有宗派主义。各区总店也无需设立党组，由区委领导可以。中区总店以党代政，一切工作由党来决定，无找私方人员来参加。
麦易炽：党、政、工、团是“四大天王”，有个上天，有个落地，留二个中间，青年团是可有可无的，只是随步走。
冯季：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要撤出，工商界事情应由工商联自己去搞。
姚培琛：现在在我们一般合营企业中也可看出三种人：上等人是党团员，中等人是非党团职工，下等人是私方人员。
叶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人剥削人，大家是平等，但党和非党有不平等，如安排在管理部的私方人员有职无权、有责。其次，党员如犯错误可以内部解决，姑息了事。
钱德铭：墙和沟是有的。党员话野（注：即讲话）就灵，我们话野就唔灵。对私方人员应采取信任尊重的态度。瓜熟蒂落，不要冠以资本家称号。
凌志荣：党天下清一色有此情况，人民群众见了共产党员是有点害怕。
黄仕能：以前干部归公司管，现在划归区委，区委搞人事是以党代政。
李有恒：党支书有严重包办代替，有一切以党代政的现象。为什么广州失业人口严重，原因许多机关、工厂都是外省人当领导，难道广州人不能当领导吗？
关炳如：宗派主义有两种：①对非党干部的宗派主义轻些；②对工商界的宗派主义重些。原因是：党员多是工农出身，过去受压迫重，故对工商界仇恨深；至于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党员则恐说他立场不稳，而宁左勿右。
麦炳坤：“党天下”是对的，各机关都由党员领导，党政不分。
邓铿：宗派主义的做成有两方面：一是党、一是社会人士。
周明光：我联想到工商联的宗派主义是和党分不开。工商联主委也是有职无权、每逢处理一件问题，都是由党团员的领导干部处理和掌握，而主、副委却不知，党团员领导干部对于主、副委不信任，许多重要文件也不给主、副委看，没有互相研究，完全由党团干部包办。
潘礼：入党、入民建、入民主党派都是为了升官的，为了向上爬，要闹宗派主义才行。
董泮文：厂内的重要问题，总是在支部讨论一轮，决定后才让大家知道。财务科有三个党员，是低级干部，但他们对科长的决定可以随便不执行。
潘礼：林××（原企业工会主席）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靠哭来争取入党，靠我的头顶往上爬，由于她斗争我积极，结果她就青云直上。
党员是哭哭啼啼入党的，我厂工会主席就是这样，有运动就上台哭丧咁脸一副可怜相，现在就入了党。
很多企业的党员是以讲是非和汇报群众思想为职业的，参加党的都是靠运动入党的。
梁海：有些人争取入党，是有他用意的，不过为了升官，有哪个人这样笨，“贡”个头入去搵苦吃？他们（按：指党团员）想升级，但级也没有这样多给你升，就整低你们（非党群众），也就可以升。
邓万喜：五反后那些后生仔入党的完全是衰仔，而且是完全掩住良心做事。
陆熙：对党团员的发展工作，凭任务观点，单求数量，不深入了解质量如何，只在运动中看到一些表面的投机分子就吸收了。这些新党员不重视工作，自高自大，影响工作不好，起不到作用。
潘以和：有的单位还反对越级打报告，压制民主。有的党员只喜欢歌功颂德，不喜欢别人提意见。
黄永安：吴有恒书记说过，官僚主义不是共产党带来的，但我觉得无产阶级虽无官僚主义，但起码都是官僚主义的温床。
孔庆隆：党的宣传犯了很多片面性，引起群众很多意见。如名菜美点是起到向往享受，一下又说增产节约，如说“牛郎织女不能相会”，一下刘少奇说“少小离家老大回”。说小小民主好，使人感到社会主义民主很少的。我赞成大民主，市委不要乱宣传，做成错觉。刘少奇叫人看人民日报社论，社论这么长谁看呢？我看只要共产党子弟先下去，就可以不必宣传，有些共产党子弟资产阶级享受，过去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教育子弟的。
钱德铭：省政协会上有人说：共产党先天下之憂而憂，但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东山、石牌的育才幼儿园多数是高级干部子女，警卫森严，每逢星期六汽车排长龙接那些小主人，党究竟如何教育他们爱劳动，劳动创造了人又怎样解释？这个真是批得尖锐而又恰当。党员就是斗资本家起家的。
梁海：车那些人坐多呢？洋楼那些人住多呢？有数可统计不到你赖。因此，近来肉证等等马上取销，参加劳动，就是为了“分清内外，保持威信”。
你（指党）要人通，首先就要你自己通。谁人肯做猪仔呢？必然会看穿你的。没有意见的人，一是真通，一是猪仔。（指听党话的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形成优越感，如希特勒说他们是优秀民族一样。
林志澄：看来中国共产党都能批判斯大林过去的错误了，但究竟毛主席有无“个人崇拜”的偏向呢？
萧泛波是工商联的小皇帝。过去之工商联工作缺点多，好像斯太林独裁专政一样，毫无民主，老萧说怎样就怎样，难道他们是党员就完全对？我林志澄样样都不对吗？这主要是有些人崇拜他，以为党员都对，所以造成工商联工作独裁。老萧过去只是打击我。在工商联无法入手，又想在民建批评我，说我偷漏税，不接受任务，这是冤枉。斯大林对列宁和列宁夫人的态度暴燥，但仍要他当领导，这是因为斯大林有点才干，作风虽不好，又没有谁能接得上，所以给他做。好似老萧一样，他的作风这样差，但有点能力，所以给他当秘书长一样。过去工商联工作有偏差，主要是老萧独断独行，有些人以为他是党员，什么都听他话，完全不民主。过去民建、工商联发扬民主都很不够，所谓真民主，假协商。例如干部调动，内部已有一套，提出来照例的叫主委批，这是民主吗？只不过是几个人抓住，非达到他们的主观意图不可。
陈祖沛：前广州市工商联秘书是萧泛波作风很坏，有“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小皇帝”作风，由于我在市工商联工作期间，在对好些问题的处理上跟他意见不同。他就对我“另眼相看”，胡乱向上级说我的坏话，对我数次包抄围剿。扣了不少大帽子。在1953年底工商界进行自查补报时，竟诬我重犯“五毒”。
在不少问题上，市委统战部罗培元部长往往以一只耳朵偏听、偏信，在1956年底前，从未找我谈过一次话，听一听我的意见，完全听信萧泛波的片面反映。
韩立基：萧汛波走了，还有他一班亲信、心腹，叶挺英掌握党组织，党组织的意见往往决定一切，萧直到现在还可以指挥党支部。
麦祺：党成功后，共产党员就有功臣思想，在解放后，大家都说共产党好，但没有人敢做共产党的谊友，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声势以下，做成了党员的自大。在斯大林未批判前，没有人敢说党不对的。
黄永安：解放后带来了熏风、同时也带来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歪风，这股歪风反映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如果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来概括它，恐怕还不够全面。这种歪风如果不通过整风来改进，工商界的积极性就很难发挥。几年来工商界就有“低头做人，逆来顺受”的感觉。
邓仲仁：党、团员干部有特殊思想，普遍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主义要占齐。
党员一般都存在着自高自大，对入了党入了团，如封了王一样。
钱德铭：共产党除了三大主义以外，还要加上一条教条主义。共产党还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谭伯益：团员系“太子爷”，党员系“老爷”年青的党团员和工人统称为“花靓仔”。（注：会讲不会做，好出风头的人）。
企业内党团员“大晒”，宁可得罪“老爷”，不可得罪“太子爷”，“太子爷”有党做靠山，薛觉先系万能老官咯，但上落台都要受，“花靓仔”指生晒（注：指挥意思），用这无经验来指使有经验的人，叫人怎服气。
陈秋安：教师们说有些党员对民主人士是：“打击！打击!”而民主人士呢？则是“服从！服从！”。
似乎入了党不摆摆架子就不像个党员，有了特殊化的思想再加上学校中的破格提升，又是提升党员，结果就助长了这种特殊化的思想。
谭伯益：矛盾是由于一边倒做成，因为共产党胜利冲昏头脑，只见一面，不见一面，做事矛盾百出。
庞华鋈：宗派主义的造成是由于最有威信的公方、党支书、人事秘书等，而这些人大都是新党员，由于锻炼少，缺乏斗争经验，互相吹捧，上级党组织对他们没有进行及时教育，很多文件都说是密件，由他们保密起来，有的青年干部一旦入了党当上负责人，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喜欢奉承，社会舆论光说公方代表如何起作用，这就是引起他们麻痹。
梁海：共产党员是新的不占有生产数据的剥削者，是靠上级信任，靠……是吃三种饭的人。现在为了做做样子，所以提倡最高领导也要参加体力劳动种地。他们“一旧饭”（注：愚蠢不懂事）都当科长，他们以为打生打死的，因此，工人都有意见愤愤不平，资本家就看清楚了他们的底。
一个人靠本事搵饭食，不是靠政治搵饭食，党团员就是，单靠一股热情，这是不行的。
我觉得有些党员是吃信任饭、吃资格饭的。他们认为自己进步所以地位要高些，薪水要多些，他们怕别人进步，因为这样他的地位就保不住，就要靠纔能吃饭了。我认为这就是宗派主义，就是个人打算。我的姐夫在邮局工作，他告诉我，他们以前的人事科长是个盖章也盖倒了（注：不识字）的妇女，但是，因为他是局长的夫人。有的党员厂长以为自己靠信任、靠资格吃饭，不用靠才能，自己以为厂内一切要他办，而私方人员只能靠才能吃饭。这种人怕人进步，惟有人家不进步，才能不影响他，有些甚至读讲话稿都读得“论尽”（注：不流利）。工商联的处长为什么统战部一定要掌握他们去开会呢？就是这个原因，主要靠开会，靠一本天书（注：指密件）对政策先知一步，就是靠这样维持领导。
林佐：胜利五星制品厂一些人反映，有些党团员是食三种饭——信任饭，资格饭，照顾饭——的人。
谭杰云：团员系靠积极嗜！边处有料呀！（注：即“那里有本事”）
潘礼：合营后生产搞不好，主要是这些“一筒鼻涕”（注：即指提拔的党、政、工、团的青年干部）的人来搞生产，怎能搞得好呢。
有些十多岁的党团员由三级技工提为车间主任，老技工和私方技术人员就不服领导，这些小伙子不过“牙擦擦”（注：靠一把口）而已。
外行人不能领导内行人。市委召开了廿天的会议，（注：指市委召开的有关工商关系座谈会）结果都解决不了问题，这就说明外行人不能领导内行和解决问题的。市委召开这类座谈会，只叫党员干部参加，外行对外行？当然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吴崇威：党团员有阶级成见，看资产阶级无好人，党团员脱离群众，甚至有些干部连亲属的朋友（注：私方）也不敢接近，共产党太没有人情了。
温兆奇：有些职工未入党入团，态度好，有商量，入党入团后自高自大。
何楷淦：青年团也不关心统战工作，企业的团员对工商青年也是驱之千里，真是一经提名，身价百倍，不可一世，有些青年被吸收入团后，就两副面孔，这样怎能团结广州市几十万青年呢！这是严重的脱离群众，有的甚至连父母亲戚也拒之千里。
麦祺：我和党员的关系很隔阂，例如我和弟弟及儿子的关系，我弟入党后很少来看我，甚至碰面时也不打招呼，儿子入党后一年多来不来信给我，难道入党后就断六亲，家庭也不要？
张朗莹：有很多党员在未入党前与家庭是有来往的，而且也很亲密，但在入党之后，就断绝了六亲，如刁沼芬个仔（注：儿子）入了党之后就不识“老豆”（父亲），我个细仔（注：小儿子）亦系入了党，几年来没有返过家。
温兆奇：宣传工作十分教条主义，宣传不忠实，有夸大。教条主义的宣传是欺骗造成矛盾。宣传工作不分场合，不分对象，教条一套，中小户是勤俭积累的，说他们是剥削，说满手鲜血。合营后对小商贩宣传也是乱扣帽子。
梁海：共产党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强词夺理，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压。有一回，有些工商界对税收有意见，为了说服工商界，曾开一个大会，前市税局局长余美庆在大会上说：“税收是为了国家，即使收多了，也是国家的，不是落入个人的荷包”。这样引起人们的反感，违反不少收、不多收的原则，不能令人心悦诚服。
黄永安：现在八股文章满天飞，八股文章公式一套，总是“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如全行业合营时，所有的形容词都用尽，什么“世界性”、“历史性”、“根本性”、“决定性”、“辉煌的”、“伟大的”，这就是八股文章。报纸也千篇一律，报纸是留声机、布告牌、翻版书，有一份就够了，太多会造成纸张紧张。中国是文物之邦，解放后斯文丧尽，只有八股文章未丧。
黄长水：关于小型工厂的党支部问题：看了党支部，又有公方、团、工会，还有管理委员会层次多，互相推，对工作无利，有的企业里党员很少，水平不高，有的还不懂装懂，不虚心听群众意见，包办专权，我认为几个党员领导企业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因此，在企业里面要不要党组织来领导的问题的确是得值考虑的。
张鸣县：100人以下小厂不必要党支部，因为已有区委掌握，也不一定要有公方，否则私方就很难做到有职有权。
朱文熹：我同意300人以下的工厂撤出党委。市工商联应撤销党委制（注：指党员秘书长）因全业合营后，私方可以独立。
姚培琛：我们的工厂有党支部又有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但南斯拉夫工厂就没有党组织。
劳汉：工厂有个党支部周身不方便，唔怪得匈牙利发生事件。
潘礼：党委（指企业）业务水平低，无法搞好生产。
李经：党支书决定一切。有一个治安公案，不交给私方，其实这是件普通文件。
董泮文：厂内的重要问题，总是在支部讨论一轮，决定后才让大家知道，所以党群关系有矛盾，党支部对一般工人尚且不够重视，对私方就更甚了。
陈成：工厂内党政工团决定一切，样样都由党政工团决定。
潘以和：外行装内行，很多单位党员负责干部明明外行，却指手划脚指挥别人，使一些明明懂业务的人也装不懂事。
黄曦晖：公司党支部以党代政，在56年搞盈余分配是要“添食”（注：分不到盈利还要拿钱出来）的，我做副经理，下边科搞起来，一个私方科长来问我，怎样做我亦不知，后来查下才知是党支部决定的，我认为服从党的领导，不是对党员个人，因此，过去党委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应该改为企委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
在企业中以党代政现象很严重，企业盈余分配我全不知道，公方（注：非党干部）参加支委会也不知，原来是党支部决定了，我认为党委领导分工负责制应改为厂委领导分工负责制。
薛荣烈：党支部决定一切，至行政只能执行，不能提意见，行政会议上讨论有不同意见时，党支书说，这已在支部决定了。对私方人员尊重亦不够，有时加以歧视，希改变这种宗派主义。
党与非党关系，我厂厂长兼支书，一切由他搞，先决定了，在行政会议上宣布，想提意见也无法提，这是叫做民主，他说：“你反映给中央，都还交给我们办咯。”
李经：合营后党与工商界一团和气，看起来好好咯，但党决定一切，如组织货源是否要党来决定？
朱英南：百货中区总店宗派主义严重，党政不分，最近布置增产节约，均由党支部来布置，人事调配全由党及工会决定，中区总店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由党支书兼经理任正主任，所有工作由公方决定，把私方人员当作“黑人”，党支书独断独行，私方做木偶戏，哑子吃黄莲……，以上说明各企业有了党支部就独断独行，私方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感觉。
王达明：东区饮食业以党代政，与私方经理协商不够，与公方非党经理也少协商……。以党代政，党总支对民主党派不尊重，对民建支部有批评无帮助。
刘照：现在企业中公方代表不很多，党支部以党代政。
罗逢楷：不少劳私界线划得很清，党支书、厂长决定一切，如美华内衣店党支书与公方厂长决定一切后与私方商量，不同意也无效，增产节约事先也没有与私方商量……私方正厂长说在党有党支书，行政有公方，这个正厂长有什么作用？我满腔热情也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林志澄：企业内党支部高高在上，不联系群众，很多事都是党支部包办，没有很好地与行政分工。党支部的干部对私方、工人、公方见面也不理睬。
陈鲠斧：党支部领导企业是有问题的。目前很多党支部书记，都是青年人，无技术，无经验，也无管理能力，怎能领导好企业？
马启华：解决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办法，最好是正副职要不都是党员，要不就都是非党员。
陈祖沛：公方代表应否撤出？要从实际出发来考虑，我觉得以前企业虽有党、公方代表、工会，婆婆多，事情比较难办，公方代表如果能起统战部长的作用，协调各方面关系，那么有了公方代表就好极了。否则，既然有了民主管理委员会，那就觉得重复多余了。企业如果有党组织，又有民主管理委员会，党组织企业的最高领导，同时私方人员有管理企业的才能和技术知识，企业的行政领导和管理工作可以让工人和私方人员负更多的责任，因此，我建议在企业中设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党领导下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公方代表如不能起统战部长的作用，撤出我也不反对。
陈醒吾：小厂可以考虑不派公方代表。合营了剥削有了限制，目前很多小商店没派公方代表他们经营也很好。
希望考虑小企业不必派公方代表，（国家要求是快、省、好、多就应该考虑各企业情况，简单一些，以便利中、小企业，制度简化些、人事统一些，业务是属行政的，应由行政去办，不要党组包办。
吴崇威：我主张不要公方代表，现在有些企业也没有公方代表，不能说不要公方代表就是反社会主义。能提出撤走公方厂长的人，可以说系可以负责的，这样做是可以的。
麦炳坤：在上有专业公司管理，在企业有民主管理委员会，再有公方代表会妨碍私方“积极性”。
谭荣沛：公私合营厂公方代表无用，什么都不懂。建筑材料工业局有几个公方，现搞得乱七八糟。
庚淦城：没有公方厂长一样可以领导生产。
吴光汉：我不同意企业方面有公方领导。
邝公善：我与公方代表的关系是“与虎同眠”，“伴君如伴虎”。
关启煜：公方掌握三种法宝，应有的文件私方没有，公方不懂装懂（即扬声器）只有拿着天书来行事，变成私方人员有职无权。
蔡文辉：现在有些工人讲，资本家是否又想作反？我以为“百家争鸣”是讲道理，不是吵架，要闹对立就不好了，其实工商界提撤出公方是有道理的。
谭杰云：公方厂长不懂业务，公方厂长系军佬，边处会（注：那里会）搞工厂。
龙灿贤：转业军人只会打仗，边（不）会做生意，而且有些凶神恶杀，态度不良，他们是不能搞好业务的。
来源：《广州市工商界错误的右派的言论汇编》（第一輯），中共廣州市委社會反右辦公室編印，195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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