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中国科学院, 林里夫
中国科学院、林里夫林里夫 男 1909年生 辽宁西丰人 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个人成分学生，共产党员(1929年入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半社会主义合作社……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依然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
“只要合作社依旧保存着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底私人所有权，并且因而也还保存着按照土地底数量和质量以及按照其他生产手段底价值去分配社会(集体)劳动底生产品的关系，那就不能不说：那个合作社也还为着土地和资本而进行生产并且也还根据着土地和资本进行着分配；并且也就在这个限度以内，还受着剩余价值法则底支配……也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所以列宁早就指出“合作制也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二)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
“虽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因为进行得太早，自然还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条件”。
“如果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说法，是共产主义夸大狂。……把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叫做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是胡来了，是胡说八道”。
“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所以在一定条件之下支持并参加国家资本主义，主要目的就是为要促进社会生产力底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制造完满的物质条件……资本家所以在一定条件之下接受并参加国家资本主义，主要目的就是为要获得高于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的利润，(或者为要获得)用其他方法极难或竟不能得到的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以便坚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底存在和发展”；
“如果说资本家接受改造是因为党的各项工作所促成的，那么便成为主观唯心论了。而党正在这样过高估计自己的工作成绩的”。
(三)反对统一战线政策：
“那里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科学院就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副院长、所长，并且副所长在领导着我这个共产党员”。
“像他这样的老党员还要接受一些解放后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领导，比如要接受某副所长，甚至还要接受像巫宝三这样的副所长领导，另外像傅作义这样的旧军阀也当了中央的部长，因此林先生便得出了一个奇特的公式：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四)攻击党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
“党的团结面很狭，只团结少数的知名的科学家，对广大或暂时没有成绩的科学家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学术上的意见都关心不够，不但造成对名流学者领导困难因而使党脱离广大群众。”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地位高名气很大，但无真才实学，如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种是很艰苦的做学问，学术水平高，但地位不高，名气不大。”
“党组和党委虽然经常在口头上在文件上强调团结，提高和依靠科学家的政策，首先为科学家安排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在实际行动中，在日常工作中，党组和党委都未能很好地贯彻党的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上的要求：
1．从组织上保证科学家及其助手底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
2．从思想上保证行政人员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
3．在业务上充分依靠尊重并支持科学家
4．在政治思想教育上根据科学家底特点及其水平采取科学家所愿意接受的方式方法
5．在科学底领导上用领导科学底方法代替用行政命令的方法。”
(五)反对党的低工薪政策：
“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太低了，比外国都低，尤其比英美低，甚至比国民党时代还低得多”。并对一个青年说：“是呀！一个人还可以，有家庭负担就麻烦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生活这样高，怎么办呢？规定这个工资标准就是不准你们结婚！。”
(六)他同右派一样要求以他的“规律”指导和纠正党的政策，主张总路线争鸣：
“林里夫一再主张政策可以争鸣……他一再强调说，政策不等于规律，政策不一定反映规律，政策常常可能是违反规律的、错误的，而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规律来纠正不正确的政策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是有问题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
“他引导过大家讨论国家重要政策，甚至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能否争鸣的问题”。林说“如果政策不允许争鸣，经济科学就很难‘百家争鸣’。”
“有的同志……使自己并希望别人跟他在一起在政策中兜圈子。……这叫做不敢越雷池一步，兜来兜去的结果……研究理论只是为了拥护现实，而不是为了改造现实。这样的理论研究就失去了指导实践的意义”。
(一)趁院党代会征求提案的机会，假借支部名义，提出反党的基本纲领。
今年四月中旬，在院党代会召开之前，党委征求各所支部党员的意见。林里夫认为这是攻击党组党委最好的合法机会。他利用大会、小会、与党内外同志的个别谈话，歪曲事实，制造舆论，煽动全体党员对党委的不满。最恶劣的是他在整理支部提案时，擅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加以篡改，使其失去了原来的面目，作为向党进攻的依据。
在林里夫、李邻仁的控制下，借给党代会提意见的机会，把党小组会变成为讨论林里夫问题攻击党组党委的会议。这个小组的原始记录共七页半，其中林的发言占去四页，李的发言占去一页半。林里夫在整理“提案时，基本上以他所在小组的意见为基础，不采纳另一党小组(尽管这个小组的党员占支部的多数)的意见，从中他只摘出三句话；“党组党委未按老科学家的专长分配工作”。“用政权机关的作风领导科学院，这种思想贯串到各个局各个人”“老科学家没有团结好，青年没有团结好，党员也没有团结好”。这些话和林里夫所说的意见联系起来，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话意。
林里夫反对党委提出的院党代会的任务。他说：“党代大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检查向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进军的组织领导及其结果，讨论怎样实现党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所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争取许多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整理“提案”时，整理人写成“有的同志认为，党代表大会任务应该是，……(同上)”、林里夫在第二稿上竟改为“支部认为”，到第三稿则改为“全体一致认为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应该是：……(同上)”。
小组意见整理后，其中注有“不是支部小组通过的结论”，而林则把“不是支部”四字划去，改为“小组通过的结论”。
在小组记录初稿整理上写着：“有的同志(林)提出对林里夫同志所写文章的决定……”而他则别有用心地改为“许多同志提出，过去党组对林里夫”。
总之，林里夫把很多个人意见(特别是他自己的意见)几乎都擅自改为“许多”、“支部”或全体一致”等等。
即使把小组的意见篡改到如此地步，林里夫仍不满意，又按照自己的意见拟订整理“提案”的提纲。在提纲中提出如下问题：
“克服官僚主义改善科学院对科学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对科学院党组党委的工作进行彻底深入的检查，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决定：1．是否已经完全克服用行政管理的方法进行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的错误？2．是否存在着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思想倾向？3．是否很好地贯彻了团结科学家的政策？4．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是否贯彻了党的“对敌人用压服的方法，对人民只能用说服的方法”的方针？5．重新审查对于违反党的对于经济研究所的支部的决定是否正确？6．关于党委的思想作风问题。”
“明确规定什么是向科学进军的正确道路(包括目的要求和达到这一目的要求的方法)的正确理解，检查党组和党委在这方面的思想领导，统一全院的思想。”
“检查并总结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存在的思想上的问题，划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明确规定百家争鸣的范围，坚决地为贯彻百家鸣的方针而斗争。”
“在加强政治思想领导的方面，应该解决如下的问题：1．怎样使作科学研究工作的党员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听到党底报告，看党的文件。2．怎样使作党的工作的党员更好地贯彻党底政策和组织原则，尤其是八大的文件中关于科学方面的政策及党的组织原则？”
林里夫按照自己底提纲把支部意见全部篡改，变成一份向党组、党委的质问书。整理出来的“提案”，经过林里夫五次修改，在每次修改中总是把别人的意见删去，换成他自己的“意见”。结果到第三次稿时，90％以上(十一页中林里夫占十页)的内容是林里夫的。
这个所谓“提案”的内容，假如以先后经过五次修改的第三稿看，包括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党代表大会的任务问题”。这是林里夫提出来的，但他却用“全体一致认为”的字样掩盖起来。
第二、“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正确道路问题”，当他歪曲地叙述了经济所知识分子问题争论过程之后，就提出“党委在解决这一矛盾的决议中基本上否定了党支部所拥护的向科学进军的道路及党的组织原则，而批准了少数”党员所坚持的向科学进军的道路及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行动。结果不但没有使党支部内的，团内的以及党团之间的矛盾得到应有的解决，反而使这一矛盾加深了扩大了。甚至使他成为党委和党支部、团支部底许多同志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他说“党委给我们几次教育我们不接受，除非共产党灭亡。”
第三、“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其中主要是谈他那篇文章的正确性和党组对他文章决定的“错误”性质。
第四、“关于怎样贯彻党的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的问题。”在这里他提出：“党组和党委虽然经常在口头上在文件上强调团结，提高和依靠科学家的政策，首先与科学家安排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在实际行动中在日常工作中，党组和党委都未能很好地贯彻党的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上的要求：1．从组织上保证科学家及其助手底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2．从思想上保证行政人员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3．在业务上充分依靠尊重并支持科学家。4．在政治思想教育上根据科学家底特点及其水平采取科学家所愿意接受的方式和方法。5．在科学底领导上用领导科学的方法代替用行政命令的方法。”
第六、“行政领导上，重院部轻各所，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党委和干部培养局一直想用自己的行政职权，推行自己杜撰的“副博士学位制度”或实现培养“副博士”的理想，这是硬要机械搬运苏联已经给以批判的落后经验的执迷不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倾向底反映。”
第七、“经济科学处在危机状态中，研究机构有人有时间要作研究工作但无资料，业务部门有人有资料，但无时间去进行科学研究，经济研究所得不到现实的经济资料，只能使研究底中心向经济史和国际经济的方向转，只能向后转。”
第八条、“党委的民主作风问题”“出席人大的代表党员研究员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一些党员的选举权。”“许多人认为(原来：“有人认为”)党委缺乏民主作风，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还缺乏党底原则立场。”
后来，因为整风运动开始，院党代会没有开成。林里夫仍不死心。于六月份，趁参加院党组扩大会的机会，又公开提出上述这个反党纲领，面向党组党委展开攻击。
(二)自己申诉并组织群众向中央申诉，来推翻党委对他所作的批评决定。
1．说“党委决定是歪曲事实”
“党委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郁文和田夫同志违背党的原则和离开党的立场的言行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和纠正”。却“支持一些同志颠倒事实，并且党委所作结论，就是以这些被颠倒或歪曲了的事实为基础。”“知识分子学习领导的问题，党委作了结论，犯错误的同志把官司打赢了，我不同意党委的决定，要求党组检查党委歪曲事实和颠倒是非的错误。”因为“党委底决定草案已于二月二十五日基本上未加修改，就被党委会议所通过，所以我这个意见书也就以基本上不加修改地作为对党委正式决定的意见书。”(林里夫上中央申诉书)
2．向党中央申诉，并组织群众向中央申诉。
“在党委宣布结论的会后，林对我说，他要去拜见中央负责同志，要拿出一年时间来打官司，向中央申诉去，我则表示要去找杜秘书长和钱瑛同志，要向党委申诉，以后林一再催促我，我的意见书给林看过并提过意见，等我的意见书寄走后，林说现在我要寄我的申诉书了”。“林里夫还曾鼓励过裴俊生有意见可向中央上告。”(李邻仁揭发)“党委结论宣布后，林怂恿我写书面意见，给上级党组织。”(李维惠揭发)“林里夫要我写书面意见，上诉党中央。”(宋博凯揭发)
(三)在右派分子篡夺光明日报时期，公开发表文章号召全国青年向团中央、高教部、科学院作斗争。
林里夫在四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文章。这篇文章的刊登是费了周折的。事前，曾送人民日报社，党报发现了他文章的反党情绪，拒绝刊登，并指出他的情绪不对头。从而，林里夫对邓拓同志怀恨在心，后来，林又将该文送到某领导机关审查，结果亦未如愿。在党领导的各机关，林里夫的阴谋不能得逞，便把该文送交章罗联盟所把持储安平当总编辑时代的光明日报，于是，林里夫的反党文章就发表出来了。
林里夫在文章中说：
“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来，在全国青年中就发生着两条不同的道路的斗争。”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青年发生这样一种倾向——使他们底“为争取副博士学位”而斗争的意志高于他们底为加速我国底社会主义建设及科学事业发展而斗争的意志的倾向——的呢？我想除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足的基本原因以外，不能不归咎于如下几种辅助原因：
首先有些对青年负有一定责任的同志，不是同青年强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在工作中学习，而是反复强调要订立在几年内争取副博士学位的个人进修计划……”
其次“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部门由于把培养科学干部和学位制度两者混为一谈……”结果使许多青年脱离向科学进军的正确道路。”
要党“公开承认”“错误”恢复他的名誉。
1．假借讨论百家争名的政策为名，将自己的观点通过讨论变为编辑部的意见，然后拿到中宣部召开的编辑座谈会上改头换面的攻击中宣部、院党组，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替自己“平反”。
2．授意和指示编辑部的孙迪文等同志采取写信方式和请示方式要党向他(林)公开承认错误，恢复他的名誉。
3．他在党员鸣放会上说：“潘梓年同志通过狄超白同志转告我说经济研究编辑部的按语不算了，我认为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假如是不对的，那就应该公开纠正。”
(五)丧失党员立场，参加群众签名运动。
“林里夫对团结群众方面有一件丧失党员立场的事。如今年春天，据说有孕妇去海淀医院生产，由于没有救护车路上小孩便生出来，被冻死的谣传，于是有人发起签名。林里夫也签了名，但事后并没有反映汇报这件事。林也不如一个预备党员，他签了名，事后立即向组织汇报。但事实经过调查，是传说不是事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曾与林说起这件事，问他怎么会签名。他说：“如果我不签名，人家知道我是党员，如不签名不是会说我脱离群众吗？”我问，你为什么不反映呢？他说，院的官僚主义严重。这问题虽小，但也可表明林里夫的立场了。既然知道院里有官僚主义，就应该向上级反映，帮助党组织解决问题。相反的，他却浑水摸鱼，企图搞大民主。”(徐云同志揭发)
(六)在鸣放时期，抗拒整风，反对核心组，要求集中力量整整党组党委。
“我们要集中力量整院，你们要来整我们，科学院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党对学术的领导，这是中心任务，但现在模糊了。青年一般对本所小问题感兴趣，现在鸣起来就要影响我们的精力和大问题的解决。老科学家的意见到现在尚未搜集起来，这种作法注定要失败。”
“党组不强调支部同志首先揭发并解决党组和党委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还要某些党员把已经颠倒过的事实重新搬弄一遍，我认为这是转移整风视线，转移斗争中心的作法。”“这种转移视线的做法我不同意，下面对我有意见要我听，我对上面的意见要我后谈，但是我认为下面对我的矛盾，反映着上面对我的矛盾。”
“我不同意把无原则纠纷作为整风内容，无原则纠纷我不参加。我要求党组首先解决党支部和党委之间的矛盾，过去经济所矛盾所以扩大，是因为党委曾经支持过这种无原则纠纷。”
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林里夫的嘴脸多么阴狠，多么可怜。同一个问题，当他攻击党组党委时就叫做“原则”问题，别人向他提时就叫做“无原则纠纷”。在六月七日党员大会上，许多党员批判他对整风的态度，他蛮不讲理，发疯似的胡闹。林里夫拍着桌子瞪着眼睛说：“她妈的!整风就是整我吗？”他说大家向他提意见就是“党委有意整他”并用手指着马玉书同志(党委副书记)说：“你们党委就是颠倒事实，不允许别人提意见，现在反来整我。”
(七)同右派内外呼应，反对党在科学院的领导。
1．“科学院是副秘书长专政。而这些副秘书长对科学研究都是外行。”能够参加党组决定科学院的大政方针的多半是非科学家，不大懂得科学的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这就很难避免不作一些外行的决定。”“科学院都是些外行在那里领导。”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把科学研究机构变成了官僚机构，有些老科学家甚至把科学院叫作衙门，而把科学院的领导作风称衙门主义。”因此，“不但老科学家感到科学院的行政气味浓厚，而学术气味稀薄，连我这样作科学研究工作的党员，也感到科学院的领导常常是使科学家服从行政命令多些，而使行政命令服从科学工作需要少。”所以，“科学院党组不但脱离政治倾向，而且也脱离了业务的倾向。”
我认为科学家党员应该参加党组，这样能更好地反映科学家的意见”。现在“党组里面科学家很少，这一系列组织机构问题都需要解决。”
2．林里夫叫喊说：“经济科学处在危机状态中”，“经济研究所得不到现实的经济资料，只能使研究底中心向经济史和国际经济的方向发展，只能向后转。”“如果政策不允许争鸣，经济科学就很难百家争鸣了。”他认为不开放政策争鸣，经济理论就得不到发展。林里夫否定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份。他说：“这不能算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只能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策的阐述。而政策并不等于理论。”林里夫对“科学家办科学”“教授治校”的右派观点，非常同意。
3．林里夫的反党手法是很毒辣的。他对党的整个领导，从个人角度进行诋毁，各个击破。几乎没有一个党的领导同志，没有被林里夫攻击过。林里夫说“于光远是个教条主义，不懂学术，连我的文章都看不懂，水平太低，却在那里大喊别人论点错了。……不同意我的文章，是由于我的文章观点的成立会削弱于光远的地位，所以难为我。……于光远硬要利用党的地位和职权给在学术上坚持和自己不同观点的同志不应有的打击。斯大林死了，还是受到了批判，我就不想信于光远会做到斯大林那么大，就是做到了，死后也还是会受到批判的。”他说：“潘老没有原则，没有立场，自作主张是错误的，在科学上不让别人发言，就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裴丽生水平低，周总理当面批评他几次”“裴丽生、田夫是宗派主义。”“郁文和田夫去年一年间支持一部分党员、团员对我在一系列次要问题上，用颠倒事实的方法进行无原则的斗争。”“田夫他们是做官的，当然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田夫水平低，仅是个17级或13级的干部，与李邻仁水平差不多。”等等。
(一)对经济所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林里夫认为：“经济所的右派小集团以孙毓棠、巫宝三、严中平为头，以章有义、汪敬虞、彭泽益为骨干，这三个人都参加过复兴社是活着进去死着出来，他们没有死就证明他们没有断绝联系，而李文治的意见反映这个圈圈内的意见，他又认为“孙毓棠和魏特夫有关系”“巫宝三和陈振汉有关系，陈振汉和费孝通有关系，费孝通背后是司徒雷登，司死后可能和美国特务机关有联系”。这便是经济所右派的“政治阴谋”。
林里夫在党内宣传：“现在很明白了，向科学进军问题是右派搞出来的，我当时没有发觉，这不是主观主义吗？”因此，他认为凡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与他意见不相同的人都有右派嫌疑。
根据上述两种估计，林里夫等人对经济所的政治形势得出了错误结论：“我们这里的形势是两头大，中间小，真正的中间少，偏右的多，党内外都是这样”。
(二)林里夫自己的一套错误的方针政策：
林里夫根据上述错误的估计，确定了他自己的一套错误的方针政策：
1．党的政策是严格区别中右和右派的界限，分别对待。但林里夫却采取的与党完全相违背的方针政策，例如：在汪敬虞进行思想检查的民盟小组会上，在会上发言说：“你(汪)的特务历史交代的不够清楚，是怎样加入复兴社的？完成了什么任务？什么任务没有完成？解放前解放后和什么人联系……你没有把阴谋活动交代出来，你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你在交待中说帮助党整风，克服林的教条主义，这是双料的进攻，必须交代，否则将要更猖狂下去。”这个发言曾引起到会人的思想混乱，为此，民盟院中心组陈宗器等三人觉得有问题，到经济所向狄超白提出意见。
十月十日严中平在民盟会上进行检查，林里夫提意见时质问严中平说：“你要进一步交代，你为什么作副所长？是怎样作副所长的？”
2．党的政策是依靠左派团结中间，集中力量反击右派。例如在团内斗争章良猷时，核心组决定不要牵扯知识分子问题本身，以便争取中间集中力量斗争右派分子章良猷，但是林里夫却攻击核心组说：“领导小组，不让章良猷交代知识分子问题”并推论团的领导”不愿意谈，是怕暴露自己的问题，这是个立场问题，是对党忠实的问题”。并要求核心组撤消乌家培、梁文森在共青团内的领导职务。又如为了集中力量打击过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对真正的右派他却说：“苏宜雄(右派分子)上面没有人指示，下面没有联系，因此，最多只能作右派思想的结论。放下来，以后有机会再说。”并对苏宜雄的“共产党就是不接受批评，连讽刺性文章也不能看。”这句右派言论很欣赏。
(三)林里夫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翻案，报复。
林里夫对经济所的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确定的一套与党背道而驰的方针政策是怀有目的的，那就是企图翻案，并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如他在党小组会上便直接提出利广安、黄荣生，梁文森、乌家培、刘正绚等人都是右派思思十分严重的人，并在党员大会上气势凶凶的质问核心组“党内右派反不反？”同时在背后积极进行活动企图翻案，如当张卓元、拖修霖(都是团员)出差回所后，林就同他们进行歪曲事实的谈话，对张卓元说“知识分子问题是章有义通过章良猷策划的，我当时只不过是代表党的意见，批判章有义通过章良猷散布在团内的错误点，现在证明领导(林)的意见完全正确，你们可以自己考虑，究竟怎样被章有义利用了？”并说：“罗元铮(群众)开始表现的不错，一开始就找我谈，说他过去因为入党问题反对我，有对立情绪。并且写了很多材料。”
他对拖修霖说：“你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言论、立场同章良猷(右派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现在必须检查……”并说“你想想看，我来经济所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组的组长和一个支部宣传委员，大鸣大放人们对我提了那么多的意见是为什么呢？就是向党进攻。”
(四)诬蔑核心组右倾保守，图谋篡夺党在经济所的领导权：
林里夫十分明白，要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除了在背后进行非组织活动之外，不篡夺党在经济所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核心组成员中没有林里夫时，他便俨然以“领导”自居，诋毁党组批准的核心组是“取而代之”的思想表现，是对经济所支部的拆台措拖，是企图“搞垮经济所”，为此李邻仁在党员大会上一再狂妄地质问张劲夫同志“为什么要搞垮经济所？”甚至自喻为“狗腿子”要“忠心耿耿”，因为主子是她的“命根子”。他们对失去原有的领导职务，很不甘心，因此处处挑剔，诽难、阻碍、干涉与攻击核心组，例如：
1．林里夫认为：“右派的政治阴谋(按他的设想)没有揭出来，有组织的活动没有全部交代，右派的组织关系挤不出来，上面的背景模糊，这说明不够深透”而诬蔑“核心组是右倾思想”。
2．为了教育王放勋(盟员，在大会上常把小是非当作大是大非，因与罗元铮关系不好，故常在会上点他的名)争取中间群众，集中火力打击右派，董谦和王绍飞先后找王谈话，李知道了，就质问董、王(绍飞)“核心组为什么要对王放勋进行教育？”林亦说“这是宗派情绪的表现，打击了王放勋的积极性”。他们还要核心组进行检查。
3．当核心组指示王庆龄，刘正绚找熊彬彬要她不要乱点名，被李邻仁知道后，她便同林里夫一起质问董谦同志，说这是打击熊彬彬的积极性，当董谦顺便询问熊彬彬发言时引用材料如何知道的时候，也遭到林、李的共同干涉。
4．林里夫不择手段攻击核心组的每个成员，并进行挑拨，在院部批判党内右派分子顾准之前，他同狄超白说：“顾准的问题不是那样严重，是因为几个青年党员作了他的汇报。”超白同志告诉他：“不是那么简单。顾准成为右派是有很多事实的，地方上对他也有反映。”于是，他就带着挑拨的口吻说：“院部本来要顾准来代替你，顾不干，院部不满意他，就整他。”当李邻仁在党员大会上质问张劲夫同志为什么要搞垮经济所时，林里夫接着冷笑说：“搞垮不搞垮，没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担任所长，我不过是个研究员。”林里夫还说：“董谦是党组派来整他的。”他向一个团员诉苦：“董谦来所了。在党内的会上，老是整我。”林里夫攻击“贺笠的基本理论观点错误。是个教条主义”。在支部会上，林、李指责“核心组的人提倡教条主义斗争。”当一些党员反驳他们这种说法的时候，林里夫则推论说：“代表核心组的人向群众说查经典著作，就是提倡纯理论的斗争，纯理论的斗争就是教条主义的斗争，教条主义的斗争就会把运动引向失败”。并要贺笠承认提倡教条主义斗争的错误。此外。林里夫、李邻仁在党小组会上也常挑拨党员对核心组的看法，企图贬低核心组的威信。
(一)“我就是党”
(1)在一次批判章有义托派思想的准备会上，林里夫发表了不正确的意见，使会议很难进行，会后王北苑向林里夫提出“你的发言是错误的，应该考虑一下。”林说“我从来不会产生错误。”王说“哦！你从来不产生错误，为什么以前群众对你提那么多的意见？”林说“他们都是向党进攻，你连这个问题也看不清，就说明你有严重的右派思想，你这种说法就是右派言论。”王说“对你提意见就是对党进攻吗？你就是党吗？”林说：“就是对党进攻。”王问“肯定吗？”林答“肯定。”王说“我们两不能谈，以后在支部大会上说。”
(2)林里夫对拖修霖说：“你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言论，立场同章良猷(右派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现在必须检查……”并说“你想想看，我来经济所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组的组长和一个支部宣传委员，大鸣大放人们对我提出了那么多的意见是为什么呢？就是向党进攻。”
(3)1955年林里夫批评彭泽益说彭把党看成是无数个人的结合是错误的，并拍着自己的胸说：“我就是代表组织，我就是党”。
1955年第3季度编辑部检查工作时，彭说了一句“我们编辑部……”林就认为不能说“我们”，“你把编辑部看成是“我们的，那么把我(林自称)放在什么地方？”
(二)背后进行宗派活动
(三)组织党内外力量，向党作斗争。
1．“在中国青年文章发表后，林找裴俊生写稿下，”这篇稿子虽然是由裴俊生执笔的，但经林剪裁，实质上已成了裴俊生署名的林里夫的作品。在林的指使下。此稿先投到中国青年，后又投到人民日报，最后因中国青年迟迟不登，裴写信向胡耀邦控诉，因此胡耀邦召裴俊生谈话，同去的还有宋博凯、李维惠，和江明，回来后，林、裴等即大肆在群众中宣传说胡耀邦向林等道歉”。(李邻仁揭发)
“八大学习时，林里夫鼓励我写文章，以“用八大精神来教育青年”为题，检查团支部的领导工作是否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投到中国青年去，写了两次，林仍不满意，认为没有实际内容。”(宋博凯揭发)。
“林里夫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一事的前后，我是知道的，林还要我打过两次电话，李邻仁说她也是知道的，也打过一次电话，林文发表后，林还鼓励她亦写一篇，宋博凯说林文的原稿，她也看过，林要我把中国青年的文章全部看一下，检查一下编辑部的立场，写篇文章批评一下。”(裴俊生揭发)
2．“林里夫为了要使他的错误观点得到支持，还企图利用年青人的名利思想。他曾经不止一次的暗示我写文章，后来他就直接对我说，“以前(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前)我不叫拖修霖写，怕人怀疑我指使他，其实他以前的那个观点是正确的。现在你在工作中也积累了一些知识，能够写文章了，你应该好好底研究一下于光远等四人在经济研究上的观点，以及其他观点如“数学与研究”所发表几个人的文章，然后从理论上好好底批判他们，将来可以发表出去，他为了鼓励我的信心，还说现在的情况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最近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也已经有人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如林子力等，大多数已承认了土地报酬是有剥削因素的。并供给了我过去周叔莲、张卓元等同志在农村调查的一些资料。”(孙迪文同志揭发)
(四)四出活动，连拉带打。
在斗争团内右派分子章良猷时，林里夫说：“现在很明白了，向科学进军问题是右派搞出来的，我当时没有发觉，这不是主观主义吗？!以前我还不知道我主观主义在那里，现在我才知道主观主义原来在这里。”“利广安与章良猷没有划清界线” “乌家培是两面派”，梁文森、黄荣生、刘正绚等人都是右派思想十分严重的人，要求改组领导对章良猷斗争的、中心组，”并要求核心组撤消乌家培、梁文森在共青团内的领导职务。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林里夫亲自出马。找何振一、沈佩麟，通过何振一召集张纯音、刘泽曾开密会，并对张卓元、施修霖加压力，要他们重新考虑问题。
为了了解和检查团内的情况，李邻仁还在团内找过何振一、魏道南、施修霖、秦文等人。
林里夫还指使裴俊生在团内进行非组织活动，散播知识分子问题争论是章有义通过章良猷策划的舆论，私下找了经君健、郑司何刘泽曾、戴敏华、周慎之等人进行谈话。裴在斗争会上公开攻击利广安，在团内不止一次提出“中心组”问题。在这个期间，裴俊生与林里夫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李邻仁的。
核心组通过团支委会，领导反右派斗争，林里夫则通过裴俊生在团内进行反案活动。
“何振一是他们争取的一个对象。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何振一告诉我，他去林里夫家”林里夫说：青年知识分子问题是右派分子章有义通过团内右派分子章良猷所策划成的，……这并不是要反案，是要彻底反右派，把事情搞清楚。”在林里夫的指使下，“何振一曾经召集张纯音和我，在会客室开过一次密会。当时，我没有认识这就是由林里夫所策划的，进行反党活动密会，我只知道会的内容是机密的。……密会的内容是研究吴敬琏是不是右派分子，有哪些右派言行。会后三个人分别写材料进行检举。何振一接受了林里夫的思想影响，对核心组不信任。……何振一说将材料交给党支部，林里夫是党支部组织委员。……何振一还对张纯音和我传播了林里夫的两个观点：第一、青年知识分子争论问题由于右派分子在内矛盾的性质就变了。第二、和章良猷有关系的青年，在斗争章良猷的时候揭发不够。……在此同时，裴俊生当然更是积极展开了串联活动，利用团支部委员的身份作掩护，找了很多人进行个别谈话，也找了我，后来，何振一告诉我，现在郑司何对问题的看法是怎样了，魏道南是怎样了，周慎芝又是怎样了，何振一很关心这些事情。……裴俊生和我说话时，我说这些事何振一和我谈过，裴俊生点点头说他知道，可见得何振一向裴俊生作过汇报。李邻仁在平时看见我是不理采的，但是在这个阶段，李邻仁看见我时，对我友善地微笑，显然是裴俊生或何振一将我的思想态度向她作过汇报。李邻仁在运动第三阶段开始时，找何振一和魏道南询问同志中是不是有反案情绪。这是反党活动执行情况的检查，看看群众是不是已经真的发动起来了。”(刘泽曾揭发)
(五)要分裂共青团
“林里夫把青年人分成三派，一派是林所谓靠拢党的人，一派所谓和党闹对立情绪的人，另一派就是中立的，因此，林对这三种人采取不同的三种态度，对第一种亲切，对第二种冷淡，对中间采取团结。”(宋博凯揭发)
2．在斗争章良猷初期，“林指使我去团结在知识分子问题中对党支部也就是对林没有多大意见的同志，或者是新来的同志。”(裴俊生揭发)
3．“1956年10月间，裴俊生假借团支部名义，借口团委没有通知经济所支部参加因本单位没有团代表而需要集中传达单位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连续发出三封信，指责和攻击团委。信的内容强词夺理，态度蛮横无理。从措词语气及所用许多“底”字来看，这件事是林里夫指使的”。(冯泽揭发)
(六)拉拢手法
1．“在我与林里夫谈入党问题时，林责怪我在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争论时，没有做好群众工作，失去了群众，因而使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变了样。”并说：“能按照他的意图办事，入党是不成问题的。”(裴俊生揭发)
2．所内选拔留苏生时，林里夫拿着通知单问我愿不愿去，我当时回答，要是组织上认为合格，愿意去。不久又选了个李维惠，林里夫对我们说：“你们同去考。”“整风初期，我在支部会上批评林个人与组织关系不正常，会后，林找我作了一次“沉痛”的谈话，他说：我一向引你为知己，想不到你这样没有感情，你说我对党不满，我只是对党委个别同志有意见而已，我对党中央是没有意见的，我对革命也是忠诚的，你能说我对整个党不满吗？”(李邻仁揭发)
林里夫的反党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来经济所之后在一、二个问题上和党发生分歧，从而反对院党组党委和其他有关的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他的反党思想和反党情绪由来已久，这次运动被揭发出来只不过是他反党思思的总爆发而已。林里夫在党内的二十多年以来一直是在和党分庭抗礼，作着谁是谁非的斗争，因而常常受到党纪处分，早在1937—1938年9月边区主席团任秘书时，就因对党不满，强要党立即恢复或开除其党籍，工作不努力而延长候补期。1938年10月—1939年10月因对中央组织部不满，并肆意谩骂和进行抗拒，被开除党籍。1939年11月—1946年1月以内奸嫌疑被保安处禁闭考察。1947—1954年10月在东北工作时期，三反运动中又由于十分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十分严重的主观主义，被停职反省。所有这些处分都未使林里夫受到任何教育，相反地把这些教育都说成是党内对他进行的宗派打击，是党内某些同志对他的陷害，而对他进行陷害的那些同志都登上中央的重要领导地位他自己的地位却“一次比一次低”。他始终认为党错了，他是对的。党欠下他许多“债务”需要偿还，他要向党清算，要党给他从历史上“平反”。无时无地不在宣传他在党内受了严重的委屈满腹冤气无处申诉。
林里夫在党的日常组织生活中很少遵守党的组织原则，他是“唯我独尊”，把个人放在组织和群众之上。当他得意时就以个人利益代替党的利益，把个人放在党之上。当他失意时，就站在党之外，同党作“谁战胜谁”的斗争。
林里夫是个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十分器重个人荣辱，他要在党内争夺个人的名誉和地位，但他总认为党不能满足他个人的名位，因而经常仇恨在心难以忘怀。近一年来，他更认为他的威信扫地和名誉垮台，不是由于他的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严重的主观主义，和一贯违反党的原则所造成的结果；而相反地，却是由于院党组织党委和经济所的党员群众，在党委的挑拨离间和指使下，对他进行自上而下的无原则的宗派主义的打击的结果。于是他对党常年积累下的不满，就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企图复辟的反共反苏浪潮中总爆发了，他由思想情绪上对党的对抗，进而发展成为猖狂的进攻。他为了他的个人繁辱，不惜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破坏党的威信和组织原则，诋毁党的领导，制造舆论，争取同情者，背后进行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利用党外的力量进行反党。更为严重的是他不惜配合右派的进攻，支持和宣扬右派的言论，反对党在科学院的领导，反对资本主义改造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因而，林里夫在实际上已由反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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