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云南大学, 陈红映, 朱明基, 黄謇, 王鼎昌, 杨利春, 钱志诚, 蒙绍养
云南大学、陈红映、朱明基、黄謇、王鼎昌、杨利春、钱志诚、蒙绍养陈红映、朱明基、黄謇（陈为中文系研究生，朱、黄为同系助教）：
他们说：“他们（指党员）普遍有骄傲情绪，自以为高人一等，不相信群众……”。并说：“三害在每个党员身上几乎都有反映”。
他们说：“党应该教育党员和群众一道来揭露矛盾”，又说：“已往任何运动中，党团员总是走在前面的，难道这次要批评自己，就应当避嫌吗？”
“听说除了个别班的党员同志主动接受意见，领导群众，与群众一道来揭露和解决矛盾外，较为普遍的是观望和沉默，也还有平日作风恶劣的党团员，经受不住批评，在背后指手划脚嘲讽群众，甚至唱对台戏。这种现象如不立刻改变，实在也不能令人心悦诚服”。
陈红映（中文系研究生）：
他怀疑党员是大公无私的，他曾说：“我就不相信，党员不考虑个人利益”。
他企图发动组上教师攻击党员王兰馨同志。在小组上大家善意的对党委委员王兰馨同志提了很多意见，意见都提过了，而陈还说：“大家还提得不够”。并鼓动群众还要提意见。又一再的说：“很多人对王先生还有意见，没有提完，应该通过什么形式，让大家尽量地把意见提出来”。
右派分子黄謇毫无根据地对陈红映说：“党委书记方仲伯之所以不做党委，是因为在肃反中犯了错误”。陈也随着说：“北师大党委书记也是这样”。
黄謇（中文系助教）：
在肃反前黄謇曾宣扬一教授污蔑党员的话“党员学生政治水平表面高，文化水平实际低”，黄謇自己也说：“有本事的，在学习上来竞赛，何必空口谈政治”。
黄在读书时，绝口不谈入党的话，也不愿听别人谈入党的话。
王鼎昌（物理系助教）：
他在校长召开的座谈会上和一次小组会上捏造说：“化三党支书树立宗派，挑拨师生关系，打击老师（指他）”，企图煽动大家。并恶毒地挑拨党群关系说：“非党员教师要想全面负责就得到这样痛心的后果”。同时污蔑“党委会支持宗派主义，无心整风。”
他看了学生科对“胡永文事件”的答覆后，在饭厅里长叹一声说：“现在不如国民党时代，蒋介石对他的部下犯罪尚惩治，现在没有，学生科犯罪仅如此声明”。
他在谈到没有处分学生科长时，恶毒地说：“李宗黄镇压学生运动，连升三级”。
他在“民主墙”上看了胡永文、陈玉伟的事情以后，说：“这简直是私设公堂，侮辱女同学”。
一次小组会上，他任意捏造和夸张了生物系某同志的人事调动工作，说：“人事科不闻不问，叫别人自己倾家荡产地跑出去自己找工作，该同志找到了工作，人事科却迟迟不寄档案，后来高教部冻结了编制，该同志又不得不回来了”。然后，他恶毒地作出结论：“若他是党员，这事早就解决了，就是因为他不是党员”。可是该同志自己就说过他与人事科根本没有矛盾，没有意见。王鼎昌在会上讲过以后，马上就去找该同志，跃跃地告诉他：“我替你放了一场”。
他捏造说：“党员总说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但分配起来党员都是好的，例如北大我们班上就是如此，党员在大城市、科学院，保密信箱，而非党员则到边疆”。但事实上，当时他们班上非党团员的同学都分在大城市、科学院、保密信箱。
他说：“留学的都是党员”。还说：“我从前一同学，功课差极了，是全班最差的，因为他是党支书，被派到印度留学去了”，愈说愈气，以致于愤怒地指手划脚说：“他能去留学，我为什么不能去留学？”
按：实际上那位同学功课是中上、论德、才、体都比他强不少，他才是班上功课最差之一，致于德，不用说了，体则是生了多年肺病，至今犹因自称身体不好在营养中灶吃饭，“双臂屈伸”一个也不行。
他煽动性的向一个同学说：“你我休想去留学，我们都不是党员，而且你家庭出身是地主”。
他以常在小组座谈会上提出要处理被右派分子攻击的，或是有些缺点的党员，经常说：“行政一定要及时处理几个，大刀阔斧地干几个，否则群众鸣放有顾虑，这是对党有没有决心真正整风的考验”。
杨利春（物理系助教）：
他说：“人都是自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仍然如此，他们工作积极性也不过是为了表现自己达到个人向上爬的目的”。
1950年参军运动时，组织上号召党团员带头参军，他不但不响应号召，反而在同学中恶意的散布谬论说：“团员只消不反动就行了，带什么头啊！”
他对别人说：“做助教用不着入团”。并污蔑说：“团内有大团员、小团员之分，大团员一天在嘴上东说西说，批评这个，指责那个，以此来表现积极，而把小团员当作垫脚石，作为自己往上爬的本钱，同志间是冷酷无情的”。
他把“敌人不喜欢的事情，正是对我们有利的事情”这句话，用来对待团内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说：“你们提出的批评是对你们有利的事，那就正是对我不利的事”。他就是这样来抗拒同志们对他的批评帮助，把同志们看成他的敌人。
他谩骂团员是“警察”、“团员老爷”，骂进步同学是“疯狗”，班上是“党团员的天下，是法西斯统治”。
钱志诚（体育组讲师）：
他很称赞学生“民主墙”上一幅很反动的污蔑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漫画，他说：“画得真好”，并在校刊的稿中被充说：“如果我们学校的党和行政不是一秉公正的，大公无私和一视同仁的来处理校政，是很难克服特殊现象的”。并警告说党必须要“大公无私”，“一视同仁”。
他恶毒的污蔑所有党员，并自己捏造一个公式：“群众——积极分子——党员——老爷——将来一定会成为东霸天、西霸天”。
与他毫不认识的人，只要是党员同志，他就骂，如无中生有地拍桌子大骂毕婉（党员）“放屁”（因为肃反时毕婉向他了解过材料），对钟运六同志毫不认识也骂得很厉害，并要与他爱人一起写大字报来骂（因为钟在川大时与他爱人同学，在镇反时斗争过他的爱人）。
他说：“党员不管是好是坏都升官发财，例如钟运六在历史系教不来，送到人大去学习，回来就当哲学讲师，他是什么？是个脓包”。（这里完全是无中生有，钟的情况并不是这样，钟运六同志现在还是助教，并不是讲师）。
蒙绍养（数学系助教）：
他说：“要求入党入团的人，都是有个人企图的，不然，就无人来入党入团了”。
他说：“广西省事件是党员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服务，是蜕化堕落了，与刘青山、张子善是一样的”。
他说：“一个地方一个党员，说他是宗派，可以，不是宗派也可以，反正一个官字两个口，随你说吧了！”
他骂王昭（党员）是个“臭女人”，又说：“王昭一样也不懂，来系上了解情况，是与几个党员叽叽咕咕”。
他说：“干部只要把本单位的工作做好就行，不必下乡，省委书记下乡参加体力劳动是欺骗农民”。
他说：“共产党员是走狗、便衣警察”、“要杀共产党员”。并说：“我们恐怕要反革命”。
他认为“一将功成万骨枯”，并说：“应喊解放军万岁，因为他们是用命去拼的，也应该喊科学家万岁，因为他们能制造武器”，又说：“解放军是用命拼的，所以是真正的进步，其他人都是假积极，别有企图”，“科学家造原子武器，人类与科学家是残酷的，现在仍处在野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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