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中国科学院, 项志遴
中国科学院、项志遴项志遴 男 26岁 江苏苏州人，家庭出身：职员，个人成分：学生，物理所助理研究员，共青团员。
整风初期，项志遴和张家琨联合攻击肃反运动，企图翻案。张讲“项没问题，斗项是领导上制造的”，项则为张抱不平。在大鸣大放期间，他们一唱一和，联合发言，分头点火，支持右派分子刘治平。在反教条主义的伪装下，全盘否定肃反成绩，说肃反运动在形势估计上，指导思想上、方针政策上、具体做法上都错了，效果很坏，弄得人垂头丧气，肃反唯一结果是教条主义增长了。
1．污蔑我们“由于斯大林错误理论的指导，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把肃反扩大化了”。他说：“经过土改，地主老实了，经过五反，资产阶级愿意接受改造，阶级斗争，并不是日益尖锐复杂和深刻，反革命愈来愈少，不必大张旗鼓来肃反，这是“中央受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影响”。他要党“应该承认有类似斯大林错误理论”的指导。
2．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说：“胡风集团的材料有80％是错的”，“人民日报揭露胡风材料是小题大做，浪费纸张”，“胡风是对党不满”，“反党不是反革命”，“胡风指出了目前文艺界有几把刀子，是指出了我们的缺点”，“现在证明我过去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相信，张家琨讲胡风不能定案和林希翎说胡风问题弄坏了”。
3．他诽谤凡是大运动“都不是群众自觉自动参加的，而是领导强迫的”。“肃反是各次运动发动群众最坏的一次”，“肃反运动违反了法律，对人权有了侵犯，随意斗争、关闭、随意责骂”。
4．说肃反“伤害人多”，“效果很少，缺点很多”，“80％是错的”，“应该重新估价”，“全国是这样，物理所也是损失大于收获，这次整风这样乱，是肃反的结果”。
项志遴利用青年中存在“先专后红”的思想，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传“政治即业务”的谬论，反对党的政治教育，反对思想改造。
1．歪曲列宁“科学家要通过他自己的工作来逐步接受共产主义”的话，并以它作了幌子，宣传：“政治即业务”的反动观点，他说：“工作好，就是思想好，就是进步，衡量一个人是否脱离政治，主要标准是看他的业务工作”，主张：“整天啃书的人就让他啃好了，他对社会主义有贡献，不必去管他的资产阶级观念”，说党“不能领导业务，思想工作也是白费”。因此，他大肆诽谤党的政治教育工作，逢人便说：“现在的报告和文章都是教条主义，宣传工作也是脱离实际片面化公式化”，“政治学习逐渐成为八股，大家学习情绪越来越低”，“党的政治工作损害了青年的心灵和个性”，“使青年人苦恼不堪”，公开要求：“现在没必要规定大家学习哲学，学了半天没什么东西，以后根本不要政治课”。
2．他在团员中歪曲“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说：“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然会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必进行改造”，“没有什么特殊个人利益，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就不需要什么改造”，“我是爱好自由的……我的思想不愿受任何束缚”，“既然我是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和工农一样，也不可能培养成他们那样的思想感情”，所以，他诋毁思想改造说：“要改造也不必经过激烈斗争，以前方式太粗暴，使青年人心灵老化了”，“心情紧张妨碍积极工作，大大束缚了个性，把青年人变成四四方方”，“妨碍自由思考和个性发展”，“思改是把老教授搞掉”，他大声疾呼：“思改搞成这样，副作用太大”，简直是“斯文扫地”。
1．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上不民主，新闻不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在讨论会上讲：“中国比起波匈来是落后了，民主问题还未提上日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到今天还很严重，使得不少人不敢讲话”，“农村民主更少，强迫命令很多，合作化统购统销都是强迫命令，中央指出要合作社90％的社员增加收入，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中央犯了错误，农村干部就要虚报产量，强迫命令，农民也只好执行”。
在讨论斯大林问题的会议上，他说：“新闻报导都是假的”，“新闻太片面，太主观，常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事实，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专造些非常荒谬的消息，如出卖月球土地等，没有说服力，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真象，而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则只造好的，不说坏的”。“真理报对中国农村增产的情况的报导没有普遍性，是挑出来的”。他还攻击人事制度，说：“活人背了个死档案，人事制度不民主”。
他公开为储安平辩护，说：“党天下的提法没有什么错，过去党不是把政治、经济、军事权力集中于一身吗”？“各部门都有党员领导”，“十二位副总理都是党员，就是证明”。他断定由此一定会产生“独裁专制”，说：“一个国家开始时要求权力集中统一，对异己就要排斥，斯大林的独裁专制就有这种必然性在内”。他说：“斯大林问题是制度问题，各国共产党都有与斯大林类似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就会产生这类问题”，“匈牙利事件是早都料想到的”，于是他总结出：“社会主义阵营不够民主，是制度问题，有其必然性，和普遍性”。“专政专到人民头上了”。
2．拥护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认为“波、匈极端民主化时期，是一个新的道路”，对“南斯拉夫的企业民主管理，自由竞争，极对胃口”。对张家琨说：“大民主是反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称赞北大右派分子闹游行“非常好”，认为“党应该领导”，林念芸(党员)不同意，他骂林“混蛋”。正定地质部会计学校闹大民主，李忠珍(团员)反对，他却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毕业后，每月只给你20元，你干吗”？
他反对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看问题，说：“无产阶级立场也会妨碍客观了解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有更客观的立场”。黄胜年(党员)同他讲阶级立场问题，他说：“你若讲阶级立场，我就和你划条沟”。他说：“不能过分强调立场，像文艺理论中，不是人民性，就是反人民性，难道没有中间的东西吗”？他要求“人人都敢讲话，每个人都有充分自由”，“没有神圣的东西，没有权威”，“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领导工作轮流作，像值班一样”，“党要把权力逐渐交给人代会及人民委员会”，“中央集权要下放”。他要求：
(1)“知识分子(我心目中不是指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掌握政权和领导权……因为他们有能力，懂科学，是内行，工农在知识分子领导下工作”，“工农讲话简单、粗暴、知识分子教育工农”。
(2)“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杂志报刊独立”。
(3)“经济上恢复资本主义企业自由竞争”，“农业合作化慢慢来”。
1．说党是三个主义的根源，“三害是反社会主义的”
(1)认为有党就有宗派，说：“既然有党，既然有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的区别，就有宗派主义，这种区别就是宗派主义”，“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党是伟大光荣的提法，也造成党员骄傲，与众不同”，“我没有看到一些党员作领导工作，是保证党的领导的必要方式”。
(2)“官僚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工作能力与工作要求不相适应”，“这是目前一大矛盾”，“党既然这样集中，纪律性这样强，加上很多党员文化水平低，不懂业务，担任重要工作而这些人的职位一般说来，总是不会下降的，这就使得他的表现不好，也无关系，造成官僚主义”他恶意地以“第一代皇帝英明而其后代则往往昏庸”，来比拟，并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3)叫嚣“三害就是反社会主义的”，“三害的产生是其本身的缘故”，“整风起不了什么作用”，认为只有按他的方法来“扩大民主”，来消灭党，才是“肃清三害最有效和唯一的方法”。
2．诬蔑党集权，是“个人野心家集团”
(1)说党“极端集权，太缺乏民主”，“选举名单由上级决定”，“党的权力太大”，“中央集权太多”，“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很少变动，一旦权在手就无法更动”。
(2)认为贝利亚事件、高饶事件是“闹宗派，领袖争权夺利”，匈牙利事件、波兰斯兰斯基事件也是“争夺权利”。
3．污蔑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危机。他说：“党内教条主义浓厚，把一些经典著作，说为神圣不可侵犯，领导权威的话看作定论”，“几年来哲学，没有什么进展”，“哲学现在好像只是整理遗产或注释经典”，“哲学上几个基本观点，以前一些尝试效果不大，遗传学应用失效了，物理化学方面收获不大，面临危机”。“目前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表示问题早已解决了，是用大矛盾压小矛盾解决的。
4．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和组织原则
(1)他说：“领导不过是几个人的意见，不免有错误”，“领导不过是根据事物本身的发展办事，往往是事物本身逼着领导这样做，而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就以为他是英明的先见者。”
(2)他宣称：“组织性对于不自觉和认识不清的人重要，但对于自觉和认识清楚的人就不重要了”，他说：“自由就是认识了必然性，只要我们认识了必然性，就可以不要组织性了”。所以他号召：“可以不重视和执行领导的意见和决定”，“团员可以自由散漫些”。“组织性应该削弱”。
5．制造所谓“党应当逐步削弱”和“组织压力”的谬论来削弱党，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
(2)他认为入团入党就造成了对青年人的压力，他说：“青年人的道路是不是只有组织关系呢？物理所许多超令团员当然不能全部入党，他们的政治道路怎样呢？”并说：“少年先锋队也没有必要，小孩子有什么好坏之分，不应划一条线，使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受到刺激”。
6．企图钻进党内来瓦解党。几个月前，项志遴曾申请入党，声称：“百家争鸣政策出来后，我感到党和我的距离接近了，入党后可以拿自己的思想影响党了”。他供称他“是根本不需要党的”，所以入党是想要钻进党“瓦解党”。
他以两次去过苏联的身分，打着全面客观看问题的招牌，对许多人散布了一系列的反苏言论，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1．“公开在会上会后散布：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关，是必然的”，“这不是品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因为“历史上一个国家开始时要求权力集中统一，把异己排斥掉，斯大林的专制独裁也有这种必然性在内”，所以，“社会主义各国都有类似斯大林的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斯大林是历史上的罪人，应重新估价”。他写信寄给朱培基说：“苏联有特权，在克里姆林宫可以买到的东西，在市场上买不到”，虽然讲按劳取酬，可是“苏联没有学问的人不管做多少工作，待遇总是很低，这也是制度不好”，“工人并没有彻底翻身”。
2．说：“苏联农业上犯了错误，政策忽左忽右”，“苏联农村接近破产，革命后的产量还未达到革命前的水平，农民不起来反抗，是由于秘密警察的镇压”。“苏联的轻工业产品差些，科学技术还不如美国”。“苏联政治热情下降，是由于革命时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性，只靠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能解决问题”，“苏联虽已提出新的五年计划，但共产主义目标已不如以前那样吸引人了”。因此“共产主义还是很遥远的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仍需研究”。
3．认为苏联学术遭到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他说：“现在似乎把哲学的作用提的过高，企图用哲学来解决科学的根本问题，例如遗传学的问题，生命演化，物理学质能关系等，效果并不很好，而且有不少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的气氛，这在苏联更显著，遗传学上完全排斥了摩尔根学派，物理学上一提质能互换就要受批评，生物学言必米丘林，物理学唯罗蒙诺索夫是崇”。
4．说苏联同志“只管自己，不管我们”，“苏联人关心我们还不如我们关心朝鲜人”。到处散布：“苏联人政治热情不高，工作不积极，一年中什么事也没干。”
5．他说：“苏南关系恶化主要责任是苏联”，“苏联第一次援助匈牙利是做错了，扩大了矛盾”，“中苏贸易不公平”，“我在苏联什么也没学到”。
1．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时，他和张家琨叫嚷：“民主受到妨碍了”，“人不敢说话了”。当韩江贴出了第一篇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后，他们更是气势凶凶，项志遴骂领导是“疯”了。在6月15日鸣放会上，张项联合发言，公开反对人民日报和所内的做法，说这是“围剿”，是“人身攻击”。在此前后，他还和张联合写了“一点建议”，“几点分歧”等小字报，企图为右派撑腰(后因形势不利未发表)。同时还写信给他哥哥胡绳说：“很多人不同意这种做法，这样下去它的后果将是加强教条主义……加深沟壁”，他质问：“领导有什么动机？”，骂“党中央糊涂，这样下去将有很多人不敢讲话，还能畅开言路吗”？为了表明他的坚决态度，还说：“我本来已提出口头入党申请，现在也要考虑撤消了”。
2．与葛运凌等乘团员认识模糊，篡夺了共青团二室三支部的领导，写了所谓“漫谈会综合记录”的大字报疯狂地向党进攻。其中项志遴诬蔑党反右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令人生畏的逻辑”，赞扬右派分子刘治平是一个拥护党而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情刘的“遭遇”，为刘打气，宣称“让刘知道也有人同情他”。事后该支部团员孙守库不同意这个记录，和这个记录的执笔人葛运凌争辩时，他却伪善地劝孙说：“何必这样激动呢？”但当在团二室三支部会上听到反右派积极分子谢滋驳斥右派言论时，他马上就起来斗争谢滋。
3．当右派分子仇士华发表了以反教条主义为幌子，号召群众来反对反右派的大字报，项志遴和张家琨马上就在旁边加上批语，大加赞扬。项志遴并在团三支部小组会上宣传说：“这是所里内容最好的一篇大字报”，建议大家“利用政治学习时间来学习讨论”。
4．反击右派开始，“综合记录”受到严厉的批判，项志遴还想拉住人不放，企图阻止三支部团员认识错误，他在会上说，“既然领导上让我们讨论国家大事，在讨论中自然会有错误意见，没有什么值得认为严重的”，并和张家琨联名发表一篇“检讨”，继续为自己辩护，仍然咬定所内反右派是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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