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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伟反党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摘录

日期:1958-1-31 作者: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

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

(一)关于共产党的领导

(1)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陈时伟(兰大副校长、原社中央委员)说:

“我要掌握兰大并不难,我知道大多数教师和学生是欢迎我们而不喜欢党的”。“干脆不要党委会,要党退出学校”。“系里因有党团员作秘书,系主任就发挥不了作用,首先应接替这批人,应由系主任自己挑,如果民盟与九三闹,不得已时让给民盟,也不要党、团员。”

(在宣传会议上诬蔑林校长)“有浓厚的农民革命思想,认为我即学校,独断专行,宠信亲信,不了解学术工作的艰巨性,不了解学有专长教师的作用,争取教师不积极,致使学校衙门化、机关化,学术空气培养不起来”。“个别行政干部能够在他的直接保护下培植个人势力,排挤学有成就的专家”。“林校长养成了个别行政干部违法乱纪,个别行政干部操纵专权”;对教师“有时有意刺激,”“有时协助打击造成工作困难。”

“军事代表是‘土包子’。林迪生校长是糊里糊涂的宗派主义者”,“不懂如何办好大学,而且从来不研究如何办好学校”。

“陆润林副教务长一贯在校培植个人势力,颠倒是非……看不到自己的责任”,“搞宗派,排挤专家制造是非。”诬蔑刘善修副书记是“部队转业再由地方调来,不熟悉高等学校的工作特点,……形成党政不分,工作缺乏监督,弄得学校是非不明。”诬蔑邱贤道副总务长(党员)是“大兵”。“对党员干部不能太客气,你对他越客气,他对你越不客气。”

在化学系鸣放大会上说:

“我一直认为必须依靠教授,我来校后总写信向外争取教授,但自林校长那时当西北教育部长时,给他写信就没有回过信,后来兰大后和他面谈,第一种态度是不理;第二种是不想要老教授而要争取青年教师;第三,怕老教授不好领导;第四,是对现有教授照顾不好。校领导对师资问题的态度是:①不积极争取,高教部曾给我校八个教师,让我们去争取,只争取到三个,校领导还觉得太多了;②只注意争取青年教师,认为青年教师足以办好学校,老教师作用不大;③认为老教授不好领导,对水平高的先生不积极争取;④争取教师来校后,生活上不加照顾,给他们很多困难;⑤本校水平低的教师怕外校水平高的教师来了后,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

“我感觉不到党内过去曾有自由讨论和互相批评的气氛,党内家长作风似乎很厉害。”“兰大过去的党总支对学校行政是没有起监督作用的,实际上是党政合一,以政兼党,党员行政负责同志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成了党总支的意见。”

陈记反党集团的大将刘古杰揭发陈时伟说:“打垮陆润林是我们反共集团篡夺领导的手段,因为陆是甘肃人,是党员,是副教务长,对兰大情况熟悉,搞垮他,对篡夺领导很有好处”;“打垮陆润林,就树倒猢狲散”。

左宗杞(化学系教授、社员)说:

“兰大的宗派,现任副教务长陆润林(党员)是其奠基者和主持者,林校长是其支持保护者”。

“兰大的宗派问题严重,私人势力太大,不撤消几个科长,不改变行政机构,不处理领导肃反干部,就不能解决问题,办不好兰大。”

在整风开始时对同学们说:“学校党委不觉悟,省委也是一样的。”

“陆副教务长搞宗派,党员搞宗派,就是党搞宗派。”

“知识分子要对党员直言敢谏,不可阿谀奉承。”并指责分社干部说:“社的工作竟跟人家(指党)跑,缺乏独立性;”我们学校这些科长都是“国民党的大兵。”

李学禧(历史系教授、兰大支社副主委)说:

“赶走陆副教务长,推翻党的领导。”

刘古杰(原兰大数学系教授,社员)说:

“共产党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管照微(经济系教授、社员)说:

“兰大的党需要的是奴才,不是人才。”

“林校长来校后,学校机关衙门化了。”

“评薪时,林校长左右的人皆连升数级。”

“林校长偏听偏信,没有能力。”

周慕溪(数学系系主任、社员)说:

“党在数学系不光明”。“基层党与行政对立。”

“林校长有书生气,刘校长有官气,陆润林是阴谋家、宗派头子”。“林校长是狗熊。”

“等学校Cut Cut后再表示态度。”

按:这里‘Cut’的对象是指党的领导干部。

管照微说:

“党员毛病百出,飞黄腾达。”

段重希(经济系教授、社员)说:

“党的宗派主义很严重,例如全国召开政治经济学会议,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不让非党员教政治课,其次表现在对党员升级快,这难道不是一个宗派主义吗?在工资改革问题上,说明了不是依据学术水平,而是依据了政治面貌出发的,因此这也是宗派主义,原因是不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

刘古杰说:

“林迪生优柔寡断,”“办事不力,”“不采纳正确意见”。“林迪生是昏君。”

(2)反对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

陈时伟说:

“让不懂高等教育的人来办高等学校怎么能把学校办好,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

“兰大党委尽是些外行”,“不学无术。”

“外行,不懂科学,道理讲不通。什么事他(指党员校长)一个人作主,还不如换个听话的副校长。从党员正校长一直到下面所有的党员都是外行。”

“现在学校校长是上面派来的,就使多数人向上看不向下看,看不起教师,不走群众路线。”

“不要由行政上级来决定校长、副校长、总务长,应该由校务委员会选举,这样才能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这样做可以使教师当家作主。”

“多数学校可以在党指导下,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党负责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而校务委员会应当成为校内最高权力机关,它由经过革命锻炼的党员干部,学术有根底的教授和少数优秀的青年教师组成,但应以教授为主体,人数以二十至四十人为宜。负责审查教学计划、人事编制、经费预算、以及选举校(院)长和副校(院)长等重大问题。由校务委员会选举的校长、副校长,负责处理校内经常性的工作,并对校务委员会负责。”

“个别高等学校的党员负责同志,不了解科学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有意识的增加科学工作者的麻烦,甚至打击或排挤科学家。”

“我要掌握兰大并不难,我知道大多数教师和学生是欢迎我们,而不喜欢党的。”

“系里因有党团员作秘书,系主任就发挥不了作用,首先应接替这些人,应由系主任自己挑,如果民盟与九三闹,不得已时,宁让给民盟也不要让给党团员。”

“复旦大学已经取消了党委制,正式实行了校务委员会制。”

“行政会议只是形式,很多问题,都是党委会提出的意见,作为通过。”

“党派联席会议管理学校。”

左宗杞说:

“我不赞成党委治校。我主张……所有校内的重大的教学,科学研究和行政上的决策、学衔的确定等等,都由校务委员会决定。”

“党与民主党派是独立平等的,党要参加,民主党派也要参加,党与团是一气的,团不要参加,工会也不要参加。”

“我主张取消党委制,干脆实行校务委员会制。象现在这样,外行办校,再加上三大主义,真是害死人!”

“兰州大学是党政合一,一切决定于党,和党组织意见不相同的意见决不会被接受。”

“但是,学校里执行政策的主要骨干大半是非党人士。而且,目前要党委会领导学校中的一切,力量确实不够。因此,我不赞成‘党委治校’。”

“学校党员领导不尊重老教师的意见,遇事只和少数亲信行政干部商量”。

“学校当局把那样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工作交给这样一些外行人,这些人如赵悟楚是卖木料的,邱总务长只能当休养所的所长。他们不懂也不听我们内行人的话。”

王德基(地理系系主任、社员)说:

“校务委员会下的校院长负责制,在有基础的学校,应由校务委员会提出校长人选,党和行政应当分开,它们的工作性质不同。党委委员如果在学术上有地位,应该给予行政正职,如革命历史悠久政治水平高但无学术地位的,则给予行政副职。”

李学禧说:

“在高等院校的体制问题上,不妨采取百花齐放的办法,各院校可以根据其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体制。”“目前在党委领导下,各院校问题很多,主要是因为许多党委的人员,不大了解高等学校的情况,不够内行,党委所决定的问题不恰当,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可以使党委存在,但不要说在党委的领导下,而应当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校院长的经常性的日常事务,由校院长负责处理,而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周慕溪说:

“具体领导科学工作的人应当是专家。”

“科学事业有四项特性:(1)专门性:在科学业务方面有它的专门性,它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用三、五年的功夫所能奏效的,所以科学与高等教育方面的技术性的业务部分要用专家,不可用通才。(2)大众性:发展科学也必须群策群力才行,可惜目前有少数地区的负责干部充满了宗派主义,对这些事情包而不办,这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损失是不堪言的。(3)长期性:发展科学事业是一个艰苦而又长期的工作,不是一代所能完成的,培养后一代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十年内稍加疏忽,不说十二年赶不上国际水平,计划遭到大的损失,就是高级师资也更缺乏。(4)积极性:传闻某学校有个科学家任副校长,同时把他叫做“花瓶”校长,就是只有开会叫他去,每天到处开会忙,其他的事不能过问,有的公文也见不着,这样使用科学家是很可惜的。”(按:系指陈时伟)

“如果高等学校的业务部分和科学研究,由一个没有做过科学研究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领导具体业务,影响一定很坏,问题也一定很多。如再加上这个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粗暴作风,其结果,给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带来严重的危害性是不待说的。……这种业务水平很低的领导干部,就是百家争鸣中梗塞喉头塞子,只有拔去这个塞子,在科学方面才能鸣的响亮。”

(3)污蔑、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段重希说:

“有部分同志们的进步,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或者说是所谓‘落后’的基础上。”

管照微说:

“党群关系是白鼻子(诬蔑积极分子)搞坏的。”

(4)挑拨、破坏党群关系

陈时伟说:

“你(生物系系主任郑国锠)不要以为林校长在听,实际上他不信任你,他和党团员对证一下才作。”

(二)关个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1)否定肃反运动的成就

陈时伟说:

“经济系肃反是有问题的,你们(指李学禧等)为什么那样快就承认错误呢?”

“兰大和全国的肃反都是缺点大于成绩。”

“经济系肃反工作中的问题,本质上是骆秀峰勾结年轻的党团员,打击学有专长的老教师的问题。”

段重希说:

“肃反的结果,一部分人升官发财名利双收,一部分人被踏在脚下,消极沉默。也可以说一个人成功,多少人受苦,一个人欢喜,多少人流泪……。”

“兰大的肃反运动,正作用不大,副作用很大,它影响了教师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关系。”

“经济系的肃反情况,不能令人容忍,是采取逼供式的方法,我几乎二年没有自由了,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反党反领导。”

“经济系的肃反是一边痛苦流泪,一边是升官发财。”

“肃反中部分教师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依靠打击别人向上爬。”

李学禧说:

“兰大没有‘安全感’肃反是由于在整顿‘司令部’(指55年总结工作时,给校领导提意见)时有人提的意见很多,结果被列为肃反对象。”

刘古杰说:

“兰大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是私人打击报复。”

陈时伟说:

“裴家驷被捕劳改是冤枉,这是党员搞的鬼,陷害好人。”

(2)诬蔑和反对思想改造

左宗杞说:

“思想改造是大宗派(党)压小宗派(他们的反党集团)。”

(3)污蔑西北和兰大,宣扬反动的“西北和兰大落后论”

陈时伟说:

“实在,现在比以前更糟了”。(是指兰大而言),“兰大……总是进步迟缓,生气消沉,人心涣散,学术空气稀薄,缺乏一致办好学校的气氛。”

“兰大是非不明,谁给领导上提意见,就给谁扣反领导的帽子……。”

王德基说:

“兰大风整好是转机,风整不好是危机。”

“兰大看人是采用的阶级分析法,在处理问题上把人分成党员、团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四等。”

“兰大象个衙门……。”

周慕溪说:

“西北人是Rough(粗野)。”“数学系在危机中,……。”

谢兰安(数学系助教、社员)说:

“毛主席领导的光芒照遍全中国,但没有照到兰州大学,尤其数学系是很黑暗的。”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1)反对民主集中制

左宗杞说:

“我现在才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同,我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更大的集中。”

陈时伟说:

“我们是学自然科学的,根本不过问政治,世界上有两种国家,一种是苏联,经济上民主,政治上不民主;一种是美国,经济上不民主,政治上民主。”

(2)攻击党的人事制度与干部政策

陈时伟说:

“人事材料来历不明,党委向上级汇报不真实。”

左宗杞说:

“人事科如何领导评薪?人事科的干部加三级。”

(3)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左宗杞说:

“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

(四)歪曲和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陈时伟说:

“……党外科学家大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是不够高的,创造性的学术工作,一定涉及到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总恐无心错误被当作政治上的问题,同时过去举行的某些学术批评活动有时断章取义,有时用行政手段,有时硬扣帽子,曾给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以恐怖的回忆,今天余悸犹在,难免顾虑重重”。

陈时伟在“九三”中央谈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说:

“目前尚不能贯彻的原因,在党的方面是‘怕、闷、压’,所谓‘怕’就是怕同党外人士协商办事,怕人家意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怕批评,怕发扬民主,怕有学问的人数多了,不好领导。所谓‘问’就是关键性的问题,有不同意见不以商量,不发挥校务会议、基建委员会等机构的作用,只听恭维话,不让人说出不同意见。所谓‘压’就是破坏威信。而非党的方面则是‘闷、急、鸣’。所谓‘闷’就是工作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意见得不到回答,积极性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胸襟窄狭感到苦闷。所谓‘急’就是感到党的政策,没有正确的贯彻,工作进步慢,学有专长的教师因为工作不安心,认为反正如何努力,工作还是不能搞好,还是好坏不分。”

“党内有一种人,根本不听党外人的话,认为我们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甚至采取打击方式,有挖墙角的,有向上级乱汇报的。在学校里主要矛盾很象宋仁宗同八贤王的矛盾,不过今天的八贤王手里没有那棒子罢了——这是党内外的矛盾,党外人有冤枉,所以就不能很好团结。”

“今后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地位平等了,与前不同了。”

“以往开会,总是中央的政策下来以后打了折扣。”

“互相监督主要是向党提意见。”

“九三社员应该对党直言敢谏,不要阿谀奉承。”

(五)关于少数人闹事

陈时伟说:

“看来小民主在兰大是不解决问题的,整风还有进一步开展的必要。”

“现在是暴露问题阶段,声音高一些,粗一些没有关系。”

“要畅所欲言,谁若老有顾虑,就是革命热情不高,对坏人坏事不敢斗争。”

谢兰安说:

“你(指刘古杰右派)在统战会上的发言很精采,你的讲话在数二中起的作用很大。”

刘古杰说:

“我们要有革命精神,为真理斗争到底。要为正义而斗争,要革命下去,不要怕,顶多是流血。”

“你(指王培桐——数学系教授,)搞去,不要怕,什么时候我都有办法。”

左宗杞说:

“看来陈时伟得罪了高教部,非我去北京解释解释,否则事情就弄不清楚,如果要继续搞下去,北京告状,现存的钱,不工作也可吃3年。”

“如果这次党再不解决问题,我们要求开辟自由市场。”

附录:

兰州分社向社中央反映陈时伟回兰州后情况的电报

陈时伟回兰后,对中央甚为不满,公开说中央小组的会议是出于误会。为此,他曾向中央提了三个意见:(一)谁供给你们的材料?你们不是人事处、公安局,不能随便捏造事实。(二)中央小组召开的会应认真严肃,会前应了解我在京的情况。会议太草率了。主持者应总结缺点与收获。(三)我的心情极为轻松,问心无愧。近几日,分社召开了两次委员会,兰大支社开了三次社员大会,兰大开了三次大会,看来对他都未发生什么效用,刻下运动正逐步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规劝工作亦在进行,希中央指示。         兰州分社

附:陈时伟反党集团成员往来密信选载

按:自兰大展开反右派斗争以来,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无情揭露下,彻底的暴露了以极右分子陈时伟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遍布兰州大学各系,他们在其首脑陈时伟的指挥下,长期以来,公开的或隐蔽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歪曲和诬蔑党的各项政策,有计划有策略的攻击党的领导同志,蒙蔽和诱惑青年学生,以期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来实现其资产阶级的反动治校纲领,达到把兰州大学拉向资产阶级道路上去的目的。陈时伟还不仅限于此,他更进而想在甘肃夺取党对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界的领导。

这里我们选印了陈时伟反党集团的成员在今年五、六月间,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中他们互相之间来往的密信。从这些密信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反党集团的政治面目,也可以看到极右分子陈时伟的政治野心。

这些密信,教育了我们:在大规模的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如果我们放松警惕,政治上麻痹,将会给敌人以空隙,向我们进攻。这样就会给革命和建设带来危害,造成严重的损失。反右派斗争给我们上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政治课,使我们得到了锻炼,初步学会了分辨香花和毒草的能力。

香花必须培植使其繁盛鲜艳,

毒草必须铲除使其生机永绝。

下面是选录的几封密信:

(一)陈时伟由京返兰在郑州给刘古杰的一封密信

汉三兄、嫂:

顷路过郑州,不及拜访,容下次再来。

此次来京,受了最无耻的陷害,可能真正的主使人仍为兰大的△△△。上周高教部通知到西安开会,会后奉高教部刘皑风副部长和林校长之命,到京为兰大争取教师。不料一遇高教部李、于两司长,就说:你当兰大鸣放主任委员,(其实这是党要干的)把林迪生、刘海声、高诚斋、陆润林、刘渠脸上都涂得漆黑,(事实上对刘无什意见)‘要求林迪生辞职’,‘拥护陈时伟当校长’,随后又看见劳君展和于司长彼此交头接耳,25日晚九三通知我开会,会上攻击我的材料,和于司长说的完全相同。顷在车上见27日光明日报也载了这个消息,我回兰州后即争取将这事弄得水落石出。恐您们见报后不明真相,我光明磊落,陷害也是陷害不了的。恐劳远念,特此奉告,千万请勿转告他人,即当作不知此事一样。林△△的卑鄙,我始终是认识不足的。陷害(人)的人,必将自食其果。

刘谦放假没有,小弟小妹等好否,念念。

此致

敬礼

陈时伟六月二十八日晨

注:“汉三”指其右派集团大将右派分子刘古杰。

“受了最无耻的陷害”,指其亲率代表团赴京闹事,企图制造“匈牙利事件”的阴谋被揭破受到斥责后,他竟诬蔑说这是“受了最无耻的陷害”。

“主使人可能仍为兰大×××”指兰大林迪生校长(党员)。

“你为兰大鸣放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指大放大鸣期间由陈时伟一手策划而成的“鸣放委员会”,陈并当了主任委员,但他竟诬蔑说是党要他干的。

“恐您们见报不明真象”系指光明日报57年6月27日所载九三中央开会批判陈率代表团赴京请愿的问题。陈时伟知其反党阴谋已被揭穿,恐其集团分子有所动摇,以此安定“军心”,意欲和人民顽抗到底。

(二)周慕溪给刘古杰的密信

汉三我兄:

十七日惠书拜悉,朱兄的信见到,近日又接到林校长来信和其他友人来信,约言兰大成立一个代表团向高教部请愿由陈副校长率领的,团员主要是学生代表。学生对陆高刘诸人的大字报很多,不外说他们拉、打、骗,并且陆已由记者摄上镜头。不过弟尚未见到甘肃日报,不知所云如何耳。传说赵已提辞呈,欲回山东;刘诉年已向吴部长提赵任主任,她本人任几何教研组主任。她并征求若干助教支持,有的助教说:刘先生做系主任,不比做组主任还高一层吗?林校长函中主要点是说八月来接我,而高教部大概在观望,没有再给我什么信,而专家局也未来信,不知是否在兰大被人拿去,就不知道。万一我被逼西去是我最怕的一件麻烦事,不知兄处有所闻否?我在沪上友人处课已排好,就是没有高教部的明文,不能公开。我曾有一信致霍兄,道谢他的友谊,不知道他曾谈及否?王德人、林灿曾过我处,说及刘副校长要来接我,自然在好好整风的基础上,我未作答。我对林函拟暂不复,俟有陈副校长回兰州以后的情况后再向高教部呼吁公布我的工作地点,准我回上海。倘弟在万一无可如何之时,兰大搞光了,我要回去,不知兄能否再行前往共事,盼予以考虑见复! 此颂

时祺

嫂夫人统此候

兰大校刊未见寄来,不知寄否?朱公信璧还。

弟慕溪 6月26日

按:这是陈记反共集团大将刘古杰交出的、陈记反共集团骨干,老奸巨滑的右派分子周慕溪寄给他的密信之一。

这封信充分暴露了周慕溪如何忠心耿耿地配合陈记反共集团向党进攻,他为刘古杰对党的领导“拉、打、骗”的诬蔑喝采。他一方面在沪上搞黑市活动,运动给他“排课”;另方面在沪以殷切的心情渴望陈时伟率领学生赴京请愿搞“匈牙利事件”的凯旋。他更以殷切的心情盼望在“好好整风”的基础上把“兰大搞光了,我要回去”,约同刘古杰“再行前往共事”,意思是把兰大党搞垮,党委退出学校,陈时伟上台当“民选校长”,他们好卷土重来,办资本主义的大学,其用心是何等恶毒!

从这封黑信里,暴露出陈记反共集团的阴谋,周慕溪出走事件,是他们密谋要胁党而耍的鬼把戏。陈时伟在鸣放时胸有成竹地对学生扬言:“兰大整好风,周就会回来”。周慕溪在这封密信里异口同声地说:“在好好整风的基础上……我要回去”。这不是他们事前密谋好的又是什么?陈记反共集团分子嫁祸于人的“党不要好教授”,“宗派主义逼走了周慕溪”的造谣不是不攻自破了吗?

(三)左宗杞给刘古杰的密信

汉三同志:来信收到,知您们在郑州情况很好。

兰大的大字报,据云有六百多分,现在高潮已过去,正派师生代表十余人到北京请愿要教授,并反映兰大情况。从大字报内容看来,兰大确实复杂,我在此八年,不知道的事太多。我已向吴文遴同志表示整风运动后离开,此时提出恐增加学校问题的复杂性。

……。

此致

敬礼

郁文同志统此

左宗杞 6月16日

按:左宗杞系陈时伟的爱人,陈记反党集团的女将兼军师。她给刘古杰的这封信是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写的。他们为了隐蔽其反党罪行,信写得极为含蓄。但其内容包含有极恶毒的阴谋。左写此信时,陈时伟已亲率代表团赴京请愿。

六月中旬全国人民对右派的回击已全面展开了。左宗杞这时作贼心虚企图“边隐边退”。一面给其集团大将刘古杰写信,让其“佯装镇静”免于暴露;一面则在校内大肆叫嚣要离开兰大,借以来转移我校群众反右的视线,以便达到其掩盖反党罪行蒙混过关的目的。

左宗杞在这以前,学生鸣放时就四处奔走,扬言“离开兰大”,并对其亲信走卒“面授机宜,”把“离开兰大”的计谋转告学生,让右派学生用陈记反党集团所编造的什么“党逼走了好教授”,“党不要好教授”等谎言来向党进攻。

来源:《右派分子陈时伟的材料》,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1958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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