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0 作者：城市建设部, 陶驷骥
城市建设部、陶驷骥(这里发表的是部分同志对民用建筑设计院右派分子陶驷骥的批判。作为大家在说理斗争中的参考。编者)
陶驷骥说“领导应接近群众，要像波兰的领导同志一样，常到工厂中去演讲”。既然这句话是作为意见向领导提出的。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不接近群众了。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诽谤。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领导建设的一贯工作作风，党一向反对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次整风就是一次很好的证明，事实上过去在游击战，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艰苦的时代，党的领导都是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交待政策方针，让群众及时讨论，鼓舞群众的斗争意志，这方面有很多动人的事迹，都已被写成文章发表了。在民间也流传着很多这方面的故事，解放后一些党的负责同志也经常到群众中去。比如：三大改造高潮到来之前，毛主席亲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中央各级领导同志到各地工矿、企业、工地察看(如鞍钢、长江大桥、荆江分洪、官厅水库………)；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彭德怀元帅看望士兵，亲切地和大家说笑，各地区各民族到北京来开会或参观代表，中央首长都一一接见，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总理等参加各种游园会和群众联欢；最近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彭真市长接见各高等学校毕业生代表，并向毕业生作报告等等。这一切不都是说明我们的领导同志是接近群众的吗？还有我们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国的领导人)视察制度，不是最根本最彻底的接近群众的工作制度吗？因此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看出陶驷骥的这种指责是根本没有根据的。另外，我不明白陶驷骥有什么理由要求我们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到工厂演讲呢？难道只有常到工厂去演讲，让大家都看看毛主席才算接近群众了吗？事实上我认为：釆用什么方法接近群众完全由每个国家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不同条件来决定，问题不在於用什么方式接近群众，而在於采取的方法所取得的效果。我们党能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政策方针能这样的正确，是和党的接近群众的工作方法分不开的。因此任何右派分子想从这方面来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是达不到目的的。
陶驷骥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污蔑党“什么事都怕，不肯放手，不相信群众，党怕人家揭露缺点和错误，党报喜不报忧，采取愚民政策，党现在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党过去和现在在各项工作中所采取的重大方针政策，如土地改革运动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镇反，肃反运动的“有反必肃” “有错必纠”的方针，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对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社会主义建设的“勤俭建国”方针及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难道我们今天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不正是因为党正确的制定并领导广大人民坚决执行了这些重大方针政策的结果吗？可是陶却污蔑是愚民政策。
陶驷骥还污蔑党“不肯放手，不相信群众，党怕人家揭露缺点和错误。”我们大家都清楚知道，党的工作根本路线就是群众路线，简单的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远在七大通过我们党的纲领上就明确指出革命必须“放手动员与组织千百万群众，战胜一切阻难，绕过一切暗礁，以奔赴自己的目标”。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关於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再一次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精辟阐明，并特别告戒全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同时我们再回顾一下解放后各项重大工作，就拿我亲自参加经历过的吧，土地改革，镇反运动，抗美援朝，爱国卫生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那一件不是党充分动员，组织和领导我们，依靠了广大群众伟大力量，取得了胜利？作为人民群众一分子，我是深切体验到的，我们大家又未尝不是这样呢？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所以共产党就敢于在自己的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总纲中就规定：“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教育自己和人民。”再看具体事实，远的如党在1924年到1934年期间所曾犯过的一次右倾及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党在“关於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加以详细正确的揭露和批判。近的如周总理在“八大”所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时，曾在指出工作中成绩同时又严格进行自我批评，指出工作中缺点和错误，例如“我们在制定一九五五年计划的时候，由於前两年农业欠收，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如钢材、水泥、木料等也出现了一时的虚假的过剩现象……把一时的物资过剩，当作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因而用出口的办法来解决钢材和水泥一时多余的困难，显然这是不恰当的。”好了，党对待自己所犯错误和群众缺点的态度不是很明显吗？不但不隐瞒，而且自己起来加以揭露和纠正，这还不算，还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对党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加以批评，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不又是一个明证吗？
那未现在，我们不禁要问陶驷骥为什么要把党描写成一团漆黑，颠倒黑白呢？剥开他的美丽和“帮助党整风”的外皮，不难看出其实质是企图扼杀党在各项工作中的正确方针政策，挑拨党和群众关系，从而搞夸党，进而夺取党的领导权．例如陶驷骥曾露骨的说：“我同意不学无术的人下台，则周围有比他好的人就可取而代之”并且狂妄的提出：“王主任不好，就应该下台，让主任工程师来领导”。不但如此，陶驷骥还数次向我和同志们表示，“所有问题关键在党中央”，因而他果然向党中央猖狂开火说：“过去往往说党中央不错，下面干部执行错了，难道中央没有错吗？”可怜他到处钻空子，东拼西凑，很难找出向党中央开火的材料，最后终算给他从经济管理制度上找到了一些什么，於是把所谓“一长制”抬了出来，说“这不是党中央的错误吗？如果党中央不知道这问题的话，那不是官僚主义吗？”，事实究竟怎样呢？我们大家知道，我国经济建设还刚开始，我们翻开五三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在五三年初期，在工矿企业里存在有严重的无人负责现象，当时迫切需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以消除互相推脱责任和无人负责现象，以便使工矿企业中生产正常起来，就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工矿企业试行了“一长制”，同时在某些工矿企业里试行了党委集体领导制，试行结果证明在我国情况下党委集体领导制，优点更多，更合适，同时我们党，从长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八大”报告中指出，党中央远在1948年9月就作出了关於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经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现在事情不是很明白吗？陶驷骥企图用经济管理制度中的所谓“一长制”来攻击党中央犯了错误，再一次可耻的落空了。至此，陶驷骥张牙舞爪的丑恶面目不就已经很清楚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吗!？
右派分子陶驷骥对党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从中央党的领导到具体单位党的领导，马列主义理论到党的具体政策方针。但其中最露骨最明显的莫过於他把党说成是“什么都怕，不肯放手，不相信群众，党怕人家揭露缺点和错误，党报喜不报忧，采取愚民政策，党现在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把我们的党丑化成一个“软弱无能，独断独行，利用愚民政策的专制统治者”但他根据些什么事实得出了这种结论，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1．说党怕什么，请看看事实：
国民党反动派几百万反动军队，是不是被党领导全国的人民给打败了。几千年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地主，是不是被党领导的群众性土改运动给推翻了。百年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吸血鬼，是不是被党领导的革命所消灭了。世界公认的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不是被党所领导的抗美援朝运动给制服了。解放后资产阶级向人民的猖狂进攻，是不是被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给打退了。
就现在的情况看，右派分子们的如意算盘，不也在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下粉身碎骨了吗？
一个身经百练掌握着真理的党，在他和他所代表的广大群众面前，是什么都不怕的。
但他为什么说我们的党什么都怕呢？他是不是感觉到我们党的革命警惕性，对他们不方便呢？妨碍了他们阴谋的实现呢？
这倒是事实，一个身负领导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重大责任的党，为了保证这伟大事业的健康的成长与发展，为了更快将全国人民引向幸福的生活当中去，他正应该像你们所反对的一样，随时提高革命警惕性，以便打退敌人明的、暗的、各式各样的，企图危害我们伟大事业的进攻，这种对反动势力的警惕性是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也就是广大人民所衷心拥护的。
2．陶说党对那些人不肯放手，对那些“群众”不相信？请看看解放八年来的事实：
党解放以来，将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全部人员采取包下来的办法，其中包括“三朝元老”及国民党时期的，骨干分子；再看看政府成立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中，部长级干部就有十几个非党人士，再看看国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中，也有非党人士担当着付主席的重要工作；至於在全国各机关团体中，有多少非党群众担任着大大小小的重要工作。难道这些事实中，那一点能看出党是不相信群众，不肯放手呢？再看党从开始领导革命的一天，直到现在，他的那一件工作是脱离了广大群众的？当党在进行几次革命斗争中，不都是依靠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而进行的吗？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解放后的土改、镇反、三、五反，及此次的整风运动，难道这些还不能说明党的相信群众吗？
在从党的文件中看，一直教导党团员及全国干部，一切工作都要相信群众，坚定的走群众路线。至于党内个别党员的三风不正，没有很好的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这种现象根本就是党所反对的，而陶驷骥竟借题发挥，将党描写成一个“不肯放手，不相信群众”的组织。试问你想让党相信象你这样的反动的“群众”吗？你想让党对像你这样别有用心的“群众”放手，以便你们更猖狂的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吗？我说党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能这样作，同时现在已经这样作了，陶驷骥警告你今后永远也不能这样作的，除非你们向人民投降，真心的站在广大群众当中去，否则就将把你们这些人排出真正的群众之外的。
3．陶驷骥说：“党怕人家揭露错误和缺点”，你是根据什么事实提出来的？就拿这次整风运动来说，党主动的向全国人民提出要求，要求全国人民对党提意见，并且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难道这是说明党怕人提意见，指缺点吗？
党以前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怕提缺点的表现吗？
但是陶驷骥要说，即不怕提意见提缺点，为什么要展开一个反右派斗争呢？我认为这是陶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质，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谈过，党欢迎的是提缺点提错误，但对象你们这样的人，假借整风机会为了达到削弱党的领导，从而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反动目的，是党不能容许的，也就是广大群众所不容许的。
你所以这样提出的目的，我认为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保护你们向党进攻的行动，妄想消弱全体人民向你们反击的火力，这种阴谋，早已被群众看穿了。
党章总纲中就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主要工作路线之一。他决定於觉的领导是否正确。
但群众路线的本质，就与你所说的“愚民政策”正正相反，群众路线指出人民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一切工作应依靠群众自觉的动起来。党对群众革命事业的领导原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非但要把政策方针向群众宣传解释，而且一切主要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再看事实：几千年来农民的政治知识，解放后八年来提高了多少？我国立国的基本大法——宪法，经过全国人民长期的讨论提意见，最后全国人民提出了数以万计的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改，另外，在讨论的同时，又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大力宣传解释，难道这些事实你都不知道吗？再看一个事实，就拿我国婚姻法的公布过程，党也是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解释，并也利用报刊，电影，各种戏剧进行长期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再看关於农业合作化的过程，除了进行道理上的宣传解释外，为了更生动的进行解释，还利用示范高级社进行实际的宣传解释。这些事实是到处都是，不胜枚举的，这些都是国家大政方针。现在再看看我们院里的工作，每年每季，每月的计划与总结，那个不是通过群众讨论提意见的，你有什么根据说党是“愚民政策”你提出这种谬论的目的何在？
最后警告你陶驷骥!
一个受了党八年培养的青年，竟会象你这样恶毒的丑化党，攻击党，你是什么目的？什么企图？必须彻底交待。
请看党对一切方针的根本方针，一切政策的根本政策——宪法，这样一个“成品”是怎样“拿”出来的？
陶驷骥说：“党包办一切，拿成品”民主党派，人代会，在这种情况下叫做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至於到底起了作用没有，只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人代会，自成立到现在已召开了四次全体会议，与党一起制定了多少重要的关系着全国人民命运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民主党派人士也正是通过这些工作对国家做出了贡献。陶驷骥说：这些所谓贡献，只不过是举手通过而已。为了辩明是非，我们不妨把事实摆出来看一看!
党的方针政策影响国计民生之大的，都莫过于宪法，它是一切的方针的根本方针，一切政策的根本政策，按照陶驷骥的逻辑，党拿成品的公式，当然毫无疑问，党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来进行控制，以便给以后的“拿成品”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的宪法到底是怎样拿出来的？1953年1月13日就成立了起草委员会。1954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草案初稿，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八千多人，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今天大叫有职无权的章伯钧也是这八千多人中的一个，应该说这些人就是宪法起草的参加者。随后又于1954年6月14日公布由全国人民讨论，结果共有一亿五千万人参加，提出了很多意见，直到了1954年9月9日又经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才最后交由人代会于1954年9月15日正式通过，这一年多的时间，光是民主党派及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就有118万多条，其中采纳的都由刘少奇同志在单案报告中做了交代。根据人民意见做了修改的重要内容，可以举出二条说明：(1)所有制问题(五条)(2)监察机关的组织问题(八十一到八十四条)。这些事实都有力的驳斥了陶驷骥对人代会“敢不敢提意见，提了能不能坚持，坚持又起不了作用”的谬论。陶驷骥说人民代表不敢揭露党的缺点，跟着党跑，完全是污蔑，用不着列举在多次人代会上，不知有多少代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就说大叫有职无权的右派分子章伯钧和章乃器就在一届二次人代会上对交通运输及粮食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
章乃器也提出在粮食工作中重视统购，不重视统销，计划性不够，某些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对于这些意见姑且不论其当时提出的动机与目的何在，可是人民日报都发表了，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政府不重视不研究呢？
陶驷骥对于这些事实都不听、不看、不想，狂妄的大喊要职!要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职权？问题还不很明显吗？原来就是把党看成是你们行使职权的障碍，恨不得把党一脚踢开，好让你们的反党活动为所欲为!难道陶驷骥的反动面目暴露还不彻底吗？
试看陶驷骥怎样与章伯钧一呼一应一唱一合。
陶驷骥说政治设计院有何不好，可多讨论商量，帮助党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是怎样来帮助党的呢？陶说：人大不起作用是傀儡。章说：只给好房子住，小汽车坐不让独立思考，还是会闹革命的。
陶说：民主党派不起作用是花瓶。
章说：民盟、农工两党不靠共产党建立，应有独立性，可分庭抗礼。
陶说：愚民政策——有暴风雨下来，就吃不消。
章说：假如共产党不接受我，出匈牙利事件可麻烦。
陶说：苏共廿次党代大会后，形势变了，一切问题应重新考虑。
章说：苏共廿次党代表大会后，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这些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陶说：肃反是拿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分析的，“平反委员会”没有什么不好。
章说：肃反有问题，让民主党派来搞。
请看陶驷骥、章伯钧不正是一唱一合来进攻人民吗？
试问人大是不起作用吗？
宪法的制定，讨论了多少次，反复讨论修改，如国家体制问题的讨论也是这样，这些讨论商量，难道陶驷骥不知道吗？这不是睁眼说瞎话是什么，这完全是蓄意污蔑。
再看政治设计院是什么？又设计了什么？
陶驷骥口口声声叫为什么人代会都是一概通过的？为什么没有反面意见？民主不够呀？没有权利呀？不学无术人下台呀等等。章伯钧则说：美国政治民主，资本主义有活力，有多党制，有众议院，参议院，有在朝、在野，互相骂，很民主。
这不是明显的要用资本主义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党的领导，与党分庭抗礼，轮流执政，平分秋色。
1．“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组。
2. 科学规划组。
3．有职无权组。
4．高等学校党委制组。
且看这其中之一的科学规划组的内容吧!
在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中的意见，即处处反对我们的科学规划。
我们要有计划的进行——他们提不应有计划。
我们要有重点的发展，相应照顾——他们不要重点，要分散自发的进行。
我们要有统一学术的领导——他们不要领导。
我们要有带领整个科学前进的火车头，他们不要，而且要已服从国家需要而转到新的工作的科学家，不服从国家需要。看看这些，不难看出政治设计院设计些什么？
它将我们带到什么道路上去？
他们宣扬资本主义“民主”“科学”混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识，动摇党的领导。
他们企图在科学，高等教育，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与人民的关系，各方面来向党与人民进攻，窃取领导。
陶驷骥在这次进攻中，充当了章伯钧的走卒，起了急先锋作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政治方面就没有”他要求由政协、人代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组成政治设计院。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大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包括了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政协更是各民主党派的协商机构，如果还要搞什么设计院，将中共中央又置於何处呢？我们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统一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上也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当然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同时我们又知道我国许多重大的措施，都是经过各民主党派讨论的，人大政协每年开会，章伯钧都参加了这些会议，他更应该了解这些讨论情况，现在他要来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这不是否定人大和政协这些组织，要想把政治设计院放在人大和政协的上面，取消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吗？但陶驷骥别有用心地说章提出“政治设计院”不是想夺取党的领导，我要问问陶驷骥，凭什么理由和什么思想基础来说这句话的。
章伯钧明明知道今日的政权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同时他也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都参加了各级政权机关工作，这些情况那一些说明共产党“打了天下老子第一”？我不知道陶驷骥怎会有这种看法？那只有在仇视共产党有意污蔑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支配下，才能说出这些话来。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各民主党派是有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可是章伯钧却要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来反对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这不正是他想和党分庭抗乱的政治野心吗？
再拿民主党派起不起作用的问题来讲，章伯钧历来就参加了关於国家各项政策的讨论和制定，现在章伯钧却说共产党对一切重大措施未经过民主党派的讨论，更可恨的居然陶驷骥也符合了这一论调说民主党派不起作用，陶的用意又在何处呢？
又说章伯钧有职无权，章伯钧任交通部长，交通部去年召开49次部长办公室及部务会议，他只参加了12次，今年上半年开过20次部务会议，他只参加了3次，请他参加他不参加，显然章伯钧不是有职无权，而是放弃职守。章是民盟中央的负责人之一，怎样能说民主党派放在那里做样子，有名无实呢？除非陶驷骥是别有用心，否则怎会抹煞事实呢？
从理论上讲，“党天下”是只维护党的利益，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丝毫不管人民的利益，如国民党那样，解放前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看一看那时劳动人民的惨痛生活，国民党为了发横财利用通货澎涨，弄得民不聊生，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党天下”。而我们的党它是永远代表着全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但是右派分子陶驷骥把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我们党完全代表着全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如果硬说有什么“党天下”的话，那就是人民的天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工作都不能违背人民的利益。
再从党的方针政策看，全国解放时，党即对国民党所有工作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作法，我们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策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所有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人都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化消极的因素为积极的因素；又如现在部长级的干部可以说是国家的要人吧!党外人士就有十五名，我问你“党天下”是从何处说起呢？难道按你的阴谋，把党的领导推翻，才算不是“党天下”吗？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在人民当中生了根，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
党组织对党员比非党员要求只是更加严格，三反五反时被枪毙的刘青山，张子善不也是党员并且是地委级干部吗？处理三反中犯罪的人原则也是党内从严，党外从宽，给水排水设计院以前的主任彭克让也是党员，因破坏婚姻法，照样以法惩办，降职为科员。在这次反右派当中，也有党员，如丁玲她叛变了党的利益，而被党和广大人民所反对，从那里又能看出党员是老子第一呢？你是不是说因为住房子问题，就说党员老子第一呢!住房子是属於机关制度问题，在后面房子中住着的领导干部有很多是工程师，你为什么单单提出把室主任赶出去，你想用“党天下”的理论，来反对党的领导，用“不学无术”的理论来削弱党的领导，把室主任赶出去，否定党的多方面的成绩吗？
我们翻开党章看一看，党章第二条第四款，党员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我们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只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的权利，这用你所说的“老子第一”的理论，又如何解释呢!有很多党员是一些领导干部，但这也不能说他们是老子第一，而且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的人，获得人民信任的人，他们能够领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没有马列主义，没有党的领导，你的技术再好，最多也是为剥削阶级服务。陶驷骥提出“不学无术”，我问你什么才叫做“学”？难道凡能按步就班，由小学中学大学而至留学的人才算“学”吗？如果按照这个理想说，除了上过大学的人以外，都可以算“不学”的人了，这样，大多数的党员可称为“不学”的人了。因为几十年的天翻地复、出生入死的斗争，不能使他们“学”，在旧社会被压迫的工人农民上不起学校，而能上学校的则绝大多数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子女。我认为“学”不只是从学校中受教育才算学，更重要的应是实践中学习，我们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在长期斗争中学到了活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科学。我们不否认没有技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只靠技术不结合政治，脱离了马克思王义，脱离了党的方针和政策的领导，那就更建设不成社会主义。陶驷骥如果在解放前不懂事，你也可以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时代的统治者都是这个大学毕业那个外国留洋，为什么中国都不能独立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党的领导，你的技术再好，最多也是为剥削阶级服务。但是目前领导我们的，体现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项非常重要工作的是谁呢？这正是你所反对的那些人，而实际他们是具有丰富马列主义知识，并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那些党员和非党的老干部们，正是由于他们把广大的人民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每个人的专长，为人类也是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我请问你，按你的意见叫这些人下台，叫谁上台呢？是否还是象旧社会那样叫那些什么大学毕业生留洋生上台来把广大人民引到反动者的道路上去呢!这是六亿人民绝不允许的。
陶驷骥说：党什么事都怕，不肯放手，不相信群众。匈牙利事件，我们党没有怕，党还组织我们讨论，这难道是怕吗？这也是不肯放手吗？具体到我们室里，拿我们结构组说，四个副组长中有三个是非党团员同志，这也能说明党不肯放手，不相信群众吗？党主动提出要整风，发动全国人民给党提意见，这难道也是怕事，不肯放手不相信群众吗？你说反右派是怕事，我们说反右派不是怕事不怕事的问题，而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社会主义，我们对任何向我们进攻的敌人都要给予迎头痛击。你是不是认为参考消息不公开、人事档案不公开、有保密制度，就把党说成是不肯放手，不相信群众呢？
参考消息不给谁看就是不相信谁，那么参考消息只给十六级以上党员干部看，而十六级以下的党员干部也不相信了，同时参考消息可以给六级工程师看，而六级工程师绝大部份都是非党员同志，那你又如何解释党不相信群众呢？
他提的这一条简直恶毒的把党描画为一个有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施行愚民政策的统治集团。国民党禁止人说国家大事，这是愚民政策，宣传进步言论和真理就要坐牢。我们现在大至国家的宪法，五年计划，不但叫我们随便提意见而领导上还组织我们学习讨论，这算是愚民吗？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还组织我们讨论；在科学艺术等方面，党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许多国外的好的科学艺术电影(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介绍过来；小至各个机关事先的计划，事后的总结，都组织大家讨论，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这难道你也认为是愚民政策吗？是不是我们没有宣传资本主义，没有演黄色电影，没有宣传毒害人民思想的东西，就算愚民政策呢？我们说资产阶级的教育才是地地道道的愚民政策，他们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说成是合理；把他们搞的极不民主的选举说成是最大的“民主”；但是资产阶级这一套已经不能欺骗任何人了。今天右派分子陶驷骥用“愚民政策”这个恶毒的字眼来污蔑党，告诉你，任何阴谋诡计，在人民面前，一定遭到可耻的破产。
每一个同志看了陶驷骥的右派言论后，就很清楚的看出他的本质——-反共反社会主义。
他的这篇东西是一把利刀想插入我们革命的心脏。敌人很清楚，要反对社会主义要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首先就要反对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在他的反革命的提纲中，第一条就恶毒的提出了“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根源打了天下老子第一”。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打了天下老子第一”。在这里右派分子企图歪曲我们革命本质和我们革命的目的，把我们党英勇奋斗流血牺牲领导着亿万人民翻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说成是仅仅为了党员自身利益，把我们党与历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剥削阶级混为一谈。
右派分子们看看下列铁的事实吧!
(1)我们革命的女儿刘胡兰，她英勇的斗争死而不屈，最后在敌人的铡刀下牺牲，她所得到的是什么？
(2)革命英雄黄继光、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又是什么？
(3)共产党的女儿赵桂兰，她为了保全国家财产，炸掉了自己的手臂，而她得到的又是什么？
是的，天下是打下来的，但请问这些英勇的共产党员们，打下了天下，而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共产党员得到的是全国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他们更好的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把自己一切献给革命事业。而陶驷骥却把党的领导污蔑成为“党天下”。是的，在全国各地各个农村，厂矿，及机关都有我们的党组织，党员干部，正是他们密切的联系群众，深入了基层，也正是他们带领着群众走在社会主义前列，执行着党的政策，领导人民前进。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仅仅七年来，我国所得到的成就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政权——人民民主政权优越的缘故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我们说，没有了党的领导，就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没有了社会主义。”
中国亿万人民对右派分子的回答，就是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无产阶级的专政，坚决的要共产党的领导。
陶驷骥说：“民主党派不起作用，像花瓶只是为了照顾国际上影响。”
让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看：
我们国家的性质，在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是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同样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就是要领导全中国人民建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想、艰巨的任务，除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来领导外，是没有别的政党能来领导的。而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其次在我国所以有民主党派存在，并且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由我国的具体条件决定的。我国务民主党派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曾同共产党进行了合作，一定程度的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他们拥护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由於以上我们国家的性质与具体条件，民主党派在我们国家中的作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各方面工作，并负有联系团结改造其所代表一定阶级的群众的任务，来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既然民主党派在我国的作用如此，而实际也正起了这样的作用，陶却说作用不大，说什么“像花瓶、为了照顾国际上的影响”。照陶驷骥的推论，那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资产阶级专政，不是更能照顾帝国主义国际影响吗？这不笑话吗？陶企图为章、罗等人争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取消党的领导，不是很明显吗？
民主党派人士，在我们国家中是否有职权的问题，是值不得一驳的。大家都很清楚，上至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至省市各级政权机关，都有民主人士参加，人大常委会14个正付委员长中就有8个是民主人士，正部长是民主人士有15个。再看是不是有职而无权呢？从总的方面来讲，只要他们遵守宪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有职有权。连最丑恶的右派分子之一“章乃器”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有职有权(见5月9日人民日报)；而在那里喊有职无权的像章伯钧和罗隆基之流，据交通部揭发：去年开了49次部务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他只到了12次，今年上半年开过20次部务会议，他只到了3次请他还不来，不是有职无权，而是不尽职守。章伯钧为什么不尽职守，作好他的交通部部长工作呢？只是因为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兴趣。所以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认识职权与信任问题。我感到只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执行党的政策方针，走社会主义道路，以这样一个目的去工作，就会有职有权；你若要脱离党的领导，歪曲党的政策与方针，另搞一套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决不会有职有权。所以陶所说的民主党派像花瓶，有名无实；党在物质上照顾民主党派，但职权不给民主党派，十分清楚，与章伯钧所说：“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会引起革命”有什么不同呢？陶驷骥的目的十分清楚，与章伯钧的一样，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右派分子陶驷骥在“诚心”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居心叵测地大量散播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危害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对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说成是有名无实，没有权力，作用不大的花瓶，选举出来的人总不会走出共产党指定的圈子，代表都是傀儡，不能代表人民，同时他还提出要什么“自由选举”。
事实上，让我们揭开陶驷骥的“自由选举”实质是指什么呢？据陶交待他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出身的子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解放后没有好好改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这样的人，就不能不令人注意到他所主张的“自由选举”的实质，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就是指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之类的东西了。但是陶驷骥也“识”点时务，也“看”清了大势，为了避免人民的忌讳，不敢在人民面前直接吹嘘西方民主的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可以学习的东西”的幌子下，偷偷贩运资本主义毒素，进行腐蚀我们，最后就是要资本主义在我们国家中复辟，我们识破了这种阴谋，坚决地揭穿他这种阴谋。
事实上，右派先生，你所指望的“自由选举”实质是什么呢？看：自称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美国，大概就是最“自由选举”吧？!全国十三州规定赤贫及领取国家救济金的选民不能投票选举，在美国南部七州规定选民要缴纳选举税才能投票选举；
佐治亚州规定要拥有40英亩土地和能纳300元税款能力的选民才能投票；
各州规定选民在选区要有半年(各州不定)的居佳期才能投票；
有些州规定选民要能用英语谈宪法，英文写自己姓名，对黑人要测验教育程度取得及格才能投票；
北卡来纳州规定无神论者没有选举权；
全国29个州规定水手和士兵没有选举权；
像这样形形色色的限制据统计有50种之多，其中单就居住的限制1948年统计就有200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投票权。
因此，1944年，美国的总统选举时，全国8千8百万选民有50%没有投票权；
1946年，国会选举时只有38%选民投票；
1948年，总结选举，全国9千4百余万选民有45%没有投票权；
1950年，国会选举有56%选民没有投票权。
此外，有关选举技术，宣传广播一切竞选工具绝大部分操纵在垄断阶级的代理人民主、共和两党手中，结果在美国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都不能享受宪法所赋予的选举权利，而被选举出来的却又是代表一小撮华尔街利益的人。
在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部分剥削统治阶级和取得大学学位的人每人可以取得二个投票权，还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参加竞选，英国人18岁服兵役，但到21岁才有选举权。此外还公开限制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参加竞选活动，如操纵竞选广播宣传工具，不给英共竞选广播，英共总书记波立特曾提出抗议才给英共8分钟的竞选广播演说，时间偏偏要安排在下午6时15分正当工人工作忙的时间，使许多工人不能收听广播。
在法国，有所谓“多数联盟选举法”可以使法国劳动人民最拥护的法国共产党在选举中得票500万张，而只给103个议席，而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只得票300万张，而能取得121个议席。
这就是所谓西方的“自由选举”。曾经给资产阶级利用来反对封建统治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政治口号，今天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利用这口号来作为欺骗、统治人民的工具了。
在我们的国家里，从满清王朝、北洋军阀，一直到国民党反动派，在他们垂死挣扎之前，都有过选举，他们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满清王朝，有过资政院，规定要在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官兵，硕学通儒，纳税多纳者中钦选和互选；民选的地方咨议局也规定要男性，居住本省十年、中学毕业、举贡生员出身、曾任文七品武五品官员、有5千元资本或资产、年满25岁的人才能选举。
北洋军阀袁世凯曹锟的“猪仔”国会(众议院)选举，也规定年满2l岁的男性、定居二年以上、年纳二元直接税、有500元不动产，小学以上毕业(少数民族要通汉语)者才有选举权，满25岁才有被选权。而且候选人大部是官僚政客党棍，假造选民名册，雇人投票，在复选中大做买卖，捞回资本。如1923年曹锟贿选每人就得到五千元银行支票。在段琪瑞的“国会”选举，也规定选民要每年纳直接税500元，不动产5万元，曾任荐任官三年简任官一年，大学毕业才能竞选。
国民党反动派在垂死前也搞过一次伪国大选举，用尽了蒙蔽利用、收买、利诱、暗杀、械斗、等手段，有人统计当时每名候选人所花的活动费平均达蒋币五亿元，伪国大代表和立委共4000名，对候选人所耗的活动费每名十亿元，则合计二万亿元。选举时丑态百出，带兵数百人出场活动竞选者有之；利用票贩子(大部为伪乡保甲长)每票5万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者有之；临时增加选民名额、选票，假造选民册忙杀刻图章。师傅者有之；凑合几十个工人杂役作投票专家，二天投票3千多张后大请吃饭者有之；资本家花钱竞选被人用手枪威胁者有之；总之形形色色，当时人民还叫它做“选灾”。
右派分子们：请看看我们今天的选举：
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的人民，不再受剥削统治阶级的欺骗了，人民已经觉悟了，掌握了自己的政权。首先在宪法上庄严地规定公民的选举权利：凡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男女、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和被选权，同时对我们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立法、选举、任免、国防、内政外交等大政方针均赋予广泛的极大的权力。
我们的选举，充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的选举，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形形色色欺骗限制，所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国登记三亿二千万选民，参加投票的达二亿七千多万人，占选民总数的85．8%，选出的代表共1226人，都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代表人数，我们的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11.99%，我们的代表包含了朝鲜、傣、彝、黎、藏、高山、汉、哈萨克、瑶、塔塔尔、拉社、哈尼、维、民家纳西、士、蒙、佧佤、回布依、侗、水家、僮、柯尔克孜、景颇、僳傈、姜等二三十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4.44%，我们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军队、各党派各民族、民族资本家、华侨、宗教界、知识分子、科学界、文艺界、三朝人物、起义人员……等各个阶级、阶层、成分职业、团体党派等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做到的事。今天实现了选举法，也没有一条条文来限制选民投票的权利，宪法真正赋予人民平等而普遍的选举权利，谁也可以选举任何有选举权的人来作为自己的代表去管理国家，真正代表了人民，反映人民的实际生活要求和行使人民的权力。
我们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上绝大部分都尽了人民对他的委托，依照宪法行使职权。如历届会议均通过了不少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和决定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钊、政策法令、条例、任免等。人民代表还经常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以55年的统计，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年内便处理了人民来信3407件，代表来信342件，还进行重点检查案件，一年中还在23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二次视察，所得的书面材料共达230多万字(包括附件50多万字)，提了676条问题，充分反映了各项工作中的生活中许多情况和人民群众的许多问题，在每次会议结束，人民代表还回去向各选区广泛传达大会决议，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起了很大作用，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议员们、代表们、利用他们所取得的地位、争权夺利、唯利是图、鱼肉人民、真是天渊之别，怎能说我们选举的人民代表是傀儡呢？这不是天大的诬蔑吗？
看看以上鲜明的对比，右派分子陶驷骥提出要“自由选举”而诬蔑我们现行的选举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们的选举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有本质的区别，陶驷骥不敢直接说美国的选举制度好，而以波兰的自由选举为名，来污蔑我国的选举制度。
陶驷骥借帮助党整风为名，挖尽心思，向党发动猖狂进攻，集各右派分子的谬论，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共计毒箭百拾来支，假如美蒋反动集团知道他的大名，给他的奖励， 比章、罗、储、葛之流，我院反动透顶的王功溥只提16条意见，另有120条难产发表不出来，而陶驷骥一次便提出92条之多。大右派分子没有提到的如选举制度问题，(他们知道，没有共产党不能被提名为代表)：而陶驷骥竟硬要在鸡蛋里找骨头，任意污蔑我们的选举制度，他说‘选举出来的人不管是谁，总是走不出圈子，都是起一样的作用’不错我们选出来的人，都是走不出拥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圈子，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作用，我们是不会选举资产阶级异己分子为我们的代表的，这里我要问陶驷骥，我们选出来的人要走出什么圈子？要起什么样的作用？要你老实交待出来。
右派分子，请你先看看国民党和美国的选举是什么样的选举：
1947年蒋匪帮统治时期，我爱人的同学(东北大地主)参加伪国大竞选，选举前一天晚上，在学校开大会，希望同学们选他，嘱咐大家不要写错名字，选举时有汽车接送，每人还给饭钱和电影票一张；那时我在铁路局工作，规定只能选局长，这就是所谓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在美国据统计有50多种对选举资格(例如对於财产状况，居住年限、教育程度、高度年令、宗教信仰、社会声望等等)的限制，美国有选举税和人头税，经常剥夺了广大贫苦的劳动人民和广大黑人的选举权利，1942年美国年满21岁的黑人仅有10％列入选民名册，而参加投票者，则仅1％。由於种种限制，美国在1948年大选中有贰千万合格选民被无理的剥夺了选举权利；52年大选中，这种被剥夺选举的人据美联社估计，要增至贰千五百万人。在美国有被选举权的，完全为极少数的亿万富翁所有。
再来看看解放后53年56年，我们经过的二次选举吧!
1．在一月以前就公布了选民榜，征求群众意见；
2．发出选民证；
3．各选区开会，选出小组长，每小组十多户，初步酝酿提名，谁都可以提名和被提名，表现了选民有充分的选举权；
4．正式提名；
5．酝酿被提名名单，公布被提名人的事迹并进行比较、采访；
6．投票按所提名额，可以全部同意、不同意、或部分同意，还可提出候选人以外的人。
选民与投票人数比例达99％以上，我院有二个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都自动要求要去投票。
我们的选举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有本质区别：
(一)我们选举是普遍的。
根据宪法第8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占人口总数比例是很小的)，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国家的选民占全国人口很高的比例，是名符其实的普选，在这样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具有最广泛的人民代表性，我们的选举制度表现了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选举制度是在于巩固和加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制度由这点出发，而达到巩固中国人民大团结的选举制度。相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的出发点是为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便於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集团劳动人民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垄断包办的。
(二)我们选举是平等的。
选举法规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这就是说对於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公民来说，选举权利是不受限制的，同时各级人民代表的产生及名额，均以一定人口的比例为基础，并照顾地区单位、城市乡村、汉族和少数民族等，都作了不同的合理比例，所以我们的选举制度表现下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友好合作的大家庭，是巩固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选举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却相反，他们是贯注了民族和种族的歧视和仇恨，表现了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奴役。
(三)我们的选举制度不仅具体地规定了各种选举权利，而且规定了选举费用都由国库开支，还规定了对於选举的违法舞弊行为有不同的严励惩处，保证选举人和候选人能完全充分享受到自由选举的权利。资本主义选举制度规定所谓选举权利，对广大人民来说，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在那里的选举中，穷苦的人们和资本家在实际上是处於完全不平等的地位。
以上所谈的我国选举制度，是合乎我国具体情况的，是比较完善的制度。陶驷骥说：选举应如波兰自由竞选好，其实波兰也是用联合协商提名的方式直接竞选的，波兰政府为了适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实行自由竞选，不能说不对，可是要把波兰的选举制度搬到中国来，是不适合的。陶驷骥以“自由选举”为名，来反对我国的选举制度。我国的选举制度是不是就十全十美呢？永不变更呢？周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曾谈到‘目前我国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这种选举制度是适合于我国当前情况的较好的民主形式。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在县以上的各级也实行直接选举。至於候选人的人数和当选名额相等，这是各方面协商的结果，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作法，也仍然要经由各方面协商决定，总之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是为了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而不是用虚伪的形式欺骗人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共产党是不怕竞选的，因为共产党已经在人民的心中生了根，解放后几年来的成绩，使大家相信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人民是不会选章、罗、龙云、黄绍竑等过去站在人民头上的右派分子来做自己的代表的。
陶驷骥反对党、要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认识得很清楚，不论他伪装得如何巧妙，我们也能辩别得出来，下面我要驳斥他的民主自由问题的第一条，即：“选举出来的人不管是谁，总不会走出圈子，都是起一样的作用，选举应自由竞选，如波兰的选举才好”。
(1)首先我想谈一下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各级国家机关里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些在宪法中有明文规定，陶驷骥也懂得这一点，因此选举出来的人必须符合这个总前提；即1．要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2．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3．要有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要说圈子，这就是圈子，至於代表要起的作用，我认为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陶驷骥要共产党放弃领导，这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在这点是不应“谦虚”，如果接受右派分子的这个意见，那末将会替全国人民带来损害。陶驷骥要选举出来的人，跳出圈子，起反作用，其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无非是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动摇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选举是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一个方面，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还有更丰富的内容，比如我们国家许多重要的法律在制定过程中，都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国家的经济计划，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控制指标或者草案，交给基层生产单位的群众进行讨论，这些都是极丰富的民主生活。但陶驷骥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却极力地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不知道他根据什么？我认为陶驷骥提出自由竞选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在於选举制度的好与坏，而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当然，这是梦想，是不能实现的，而只会得到可耻的下场，因为历史的车轮是右派分子所不能阻当的。
(2)其次我想谈一下选举制度：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目的是要夺取政权，要搞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共产党搞竞选是他们夺取政权的一个办法：
我们现在人大有1226个代表，共产党占50％多一点，非党人士占40％多一些，这1226个代表，采用了等额选举的办法，事先经过各民主党派协商，提出名单到各省市去选的，要不然，象龙云、黄绍竑等这些右派分子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会没有位置。陶驷骥说我们现在的选举不民主，主张自由竞选。我们说，如果竞选，我们共产党当选的人包管比现在还多。这是右派头子都懂得的，只有右派的儿子不懂得。
陶驷骥提出论点的目的是明显的，企图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从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上来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但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右派分子，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只有一小撮，拥护共产党的是多数，特别是工农群众，他们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
(3)最后我想谈一下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
真正的民主必须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离开了这个原则，就谈不到民主。因此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也必须首先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要照顾到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反之，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是剥削阶级分子占极大多数，占统治地位，那末他们就会把我们的国家拖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这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试问陶驷骥这叫什么民主？陶驷骥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里，大吵大嚷，狗咬狗的事就是民主，却把我们事先进行充分酝酿与讨论，把不同意的意见加以讨论和解释，取得一致意见后，在会议上通过的方式说成不民主。其目的不是要共产党放弃领导吗？我们提倡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陶驷骥提倡的是绝对民主，提倡绝对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涣散我们的斗争意志，瓦解我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什么叫自由呢？我认为自由就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按照为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去办事，否则就没有自由可言。如果把个人的自由建筑在妨碍别人自由的基础上，那末这是利己主义者，是美国的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中国没有这种自由。陶驷骥提倡的就是美国的个人自由，他要我们给反革命分子以自由，所以主张唱对台戏。
陶驷骥说：报纸只登正面文章，不登反面文章，人民日报太保守。文汇报所以是资产阶级方向，只是多登了几篇揭露党员错误的文章，因此他说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应该有一张人民呼声报，让人民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
整风以来，右派分子借着“民主”“自由”做了不少文章，陶驷骥也不例外，他籍着“民主”“自由”为素材，进行了精心的“创作”，得出了一系列所谓“民主，自由”的谬论。
诚然我们看重民主，也重视自由；在廿世纪的年代里，正因为追求民主和自由，人们才不惜鲜血和头颅，冲破黑暗，打断锁练，用斗争摧毁了旧制度，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现在的民主与自由。“五四”以来的光荣历史，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我们不仅珍惜已得的民主与自由，还要竭尽全力的去爱护它。使之不受任何沾污，为什么陶驷骥会感到不民主不自由而诋毁它呢!很明显我们和陶驷骥间的差别也就在这里。
谈到民主或自由，自然地就联系到言论自由，而报刊也成为讨论的中心了，人们每天从报刊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人们也需要这来表达自己的爱惜，而它又以客观现实的反映，在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既然报纸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此等重大的作用，就不难憶测，为什么右派分子对这块新闻阵地，处心积虑的篡夺和攻击了。
因之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报纸的政治本质和作用，现就报纸的经济基础，党性和群众性，报纸与读者的关系分析于下。
甲．报纸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工具
报纸每天不断在提出问题，而人们对它抱着不同的要求和感受，这种不同的分界线，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即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都要求反映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报纸始终不能同时满足代表不同利益的阶级的。
现试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来看他们的报纸。
(一)资本主义是垄断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来反映的即资产阶级的报纸，是为其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好多右派分子，都崇尚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认为他们的报纸是自由的，新闻报导是有闻必录，而事实又如何呢？不妨我们就谈谈美国报纸的自由吧。
美国的报刊很多，而且都标榜着自己的党派商标，有民主党的、也有共和党的、以及其他所谓立场自由的报刊，名目繁多，但追究一下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起着何等的作用，就不难看出它们的面目和真相了。尤以在美国式民主最活跃的总统大选时，报纸总在民主的喜剧里担任各种正反角色，有争论、有谩骂、气分确是“自由”，那么我们就来看着他们的演讲吧，满意的话，也可追询一下它们的导演是谁？
在大选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曾指责艾森豪威尔，说他当国家处于最紧急的时刻，这位共和党总统，却在高尔夫球场上消磨时光………。
而共和党又如何争辩呢？又如何进行竞选攻击呢？则借着某一位聪敏的摄影记者，偶然拍摄到的一张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所穿一双破鞋的照片，于是创作了漫画，并加上了按语，说民主党执政时总统穿破鞋走路，那普通人就要赤脚了。
美国的两大政党，在大选时一本正经地进行着这样重大问题的争论，而报纸也就在这历史性的运动里担任了这样重要的角色、起了如此“伟大的”作用，相互争吵、谩骂的确充满了“自由”气氛，也许局外人会感到惊奇，为什么他们忘了政纲的讨论呢？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在内政外交的政策上是一致的，是没什么可商榷的。那么劳动人民的政见又如何呢？他们对和平，和自己的国家又如何要求呢？而美国报纸并没有提到这点，他们不想提到这点，因为这与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事情就是这样，民主党和共和党只是两个不同名字的孪生儿，他们同是华尔街的直系亲属，儿子所讲的，正是爸爸所想的。
可以看出，报纸为什么登这些无耻趣闻了，事情不难推敲，他们所进行的政治宣传，是企图把人民群众转向重视国内的重大迫切问题；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掩饰它们垄断组织利益为其服务，并受其驱使。很自然、劳动人民的声音怎能为他们所注意和反映呢？况且他们不是又拿着华尔街的津贴吗？
右派分子又说，在美国不是有一分工人日报吗？是的，确有进步的工人日报存在。问题在于它的存在是不是就意味着劳动人民有民主和自由呢？大家知道，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广大劳动人民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工人日报所以能存在，一方面它发出了劳动人民的呼声，人民支持它，并用斗争争取它的存在；但还有一个原因，即是迄今还以民主自命的美国，怎能像；西德那样明目张胆的禁止呢？而工人日报所处的地位受到种种限制，它每日的发行量，仅仅三千份，而读者阅读这份报纸，还有着失叶和受到联邦调查局查询的危险!由此看出，资产阶级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言论工具，进行如何的迫害了。
上述诸例，就能了解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真面目。它们反映的是什么？为谁说话？这种自由为谁享用呢？美国的新闻自由是属于垄断资本家的，是华尔街的喉舌，而人民的声音，是受着限制和压抑的。
(二)社会主义报纸也有它的基础，它是社会主义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我们的报纸，是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的，它是用来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
翻开人民日报可以看出，它反映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及各条战线上的捷报，及反右派斗争等……这些是谁的声音呢？代表谁的呢？我们知道这是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的声音。我们报纸说出了劳动人民心里的话，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爱憎流露了人民的感情。很自然，我们的报纸无时不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因之报纸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右派分子所喜欢的东西、和代表他们的声音的。那也很自然，不难看出我们报纸的阶级基础了，即赞成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报纸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它有着极明确的阶级立场，因之超阶级的或中间的报纸是不存在的，也就是纯客观立场的报纸是没有的，因而也就更没有不带阶级分析的新闻报导了。
我们看看陶驷骥说“报纸可以唱对台戏”的本质何在？用意何在？他的意旨不难揣度，就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人民日报，也有像纽约那样的所谓“人民呼声报”。让它向我们发出呼声。很明显像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将是怎样的局面？那不是意味着已被打倒的阶级又抬头了！向我们发出呼声了！？那时还有社会主义吗？正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命运，而陶驷骥的野心，则只是个幻想了。
乙、报纸有明显的党性和群众性：
上面就报纸的本质，即它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对比的分析，不难看出，报纸是有立场的，因之它只能在自己的立场上讲话，而报纸的党性，即在于鲜明的阶级特色，和维护经济基础的宗旨，同时报纸是给群众看的，而群众也成为报纸服务的基础了。
什么是我们报纸的党性？即反映社会主义客观现实，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准则，我们报纸的党性是非常鲜明的。
而群众性，则是报纸与读者的政治关系，和读者的广泛性。我们报纸的读者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维护社会主义利益与建设的人，而他们对报纸的政治关系，则表现在他们对报纸要求些什么？即反映社会主义的客观，自己的情绪，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要求。
由上可以看出，我们报纸的党性和群众性，在政治上是统一的和谐的，即报纸和群众间的立场一致、利益一致。
报纸上登的正是人民要讲的、所想的，我们的报纸是吻合群众要求的，是反映了群众的利益，自然、报纸和它的读者，也就不存在矛盾。
为什么陶驷骥认为人民日报太保守和感到自己言论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呢？事情很清楚，陶驷骥所说的“人民”，正和他自己一样，和我们在概念上立场上都是不同的，因此要求和爱憎也就不同了，他说报纸“保守”，同时又感到得不到发表的机会，那也是自然的。事情就是这样，难道人民的报纸能允许陶驷骥放出反党的声音吗？
丙、报纸和读者的关系
我们知道报纸是体现经济基础的手段，且具有鲜明的党性和群众性，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又是群众的喉舌。
报纸和读者的关系，关键在于报纸的社会作用如何？报纸作为斗争工具存在，并起着锐利的政治作用，是无容怀疑的。解放以来，尤以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人民正是利用了这个工具，向地主阶级进行歼击，向不法资本家的疯狂进攻给以迎头反击，人民不正是利用这块新闻阵地，去体现专政的作用吗？
现在着重谈一下，报纸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在想些什么？要求的是什么？而今天的报纸，向人民讲了些什么？提出了什么问题？报纸合乎人民需要吗？它给予人民什么东西？下面的例子，即可说明报纸与读者(人民)的密切关系和其有益的影响，它在丰富我们的知识，尤以阶级斗争的知识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起着何等重大的作用。
整风以来，报纸所起的作用，及对我们思想的影响，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当人民日报指出文汇报的资产方向时，我们有的同志不是猛吃一惊吗？当右派这股逆流被指出后，我们不是感到不自然，在思想上不能马上接受吗？
现在我们知道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是怎么一回事，和它对读者的思想起着如何的有害影响，又明确了右派的概念，右派是我们革命洪流中的逆流，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他们蓄意破坏社会主义，想使人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意识到只有向他们进行澈底的清算和斗争，才能使我们稳步的踏入社会主义，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澈底的斗争，用事实驳倒他们的谰言。
为什么在整风初期有一些人会迷失方向，听信右派的花言巧语，而现在又那样的明晰呢？这里主要的是由于党的教育和引导，使我们明确了是非界线，掌握了斗争的武器，而党正是通过报纸揭露了右派的面目，使我们明白真相，也正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党的指示，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明确了斗争方向和掌握了武器。人们思想转变过程，报纸起了何等的作用，我想每个人都有所体验吧。
因之说，我们的报纸不仅是人民的喉舌，也是人民的良师益友，成为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了。
人民与报纸是亲近的，关系是和谐的，为什么陶驷骥会感到报纸太枯燥，不合自己的心意呢？他不是说人民没有发言的机会，借此来制造报纸与群众间的矛盾吗？事实胜于雄辩，人民切身的感受又怎能以诋毁来动摇呢？陶驷骥与人民确有很多不同，因此造成他与人民间的立场完全相反。
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报纸，有着广泛的人民性，它是人民的喉舌，社会主义的声音，它反映了人民的爱惜和情绪，维护了社会主义，遣责了资本主义。为什么陶驷骥却觉得不自由呢？他和人民的差别也在这里，人民觉得自由，而他偏说不自由，人民所爱的，正是他所恨的。
我们知道报纸是一种宣传工具，它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它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各个报纸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如资本主义社会里，报纸是被资本家所垄断而为少数资本家服务的。如像美国吧，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一九四八年大小五十六个报业垄断资本家，就控制日报三百七十多家，占全美国日报总数的五分之一，一九四六年十四家新闻出版公司就控制着全美国日报发行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占美国各种报纸总数最大的小城镇报纸75％接受共和党津贴，25％接受民主党津贴，其他有60％～70％的收入靠广告费的，而且报纸成为一种商品来经营的，所以资本家就掌握了报纸的生死大权，凡是对资本家不利的新闻和言论是不敢登的。而且报纸内面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广告的，新闻占了很少部分，因为害怕广大人民对他们的反抗，许多歪曲事实，捏造新闻的事成为司空见惯，他们为了吸引广大读者还登载了许多色情的新闻，从1952年以来，美国不仅在报纸上，而且还创办了许多杂志来登载色情新闻，并且还雇用了大批侦探记者利用特制的偷听谈话和偷摄照片的器械来从事采访，专门搜集色情材料，这些报纸对读者的影响怎么样呢？就是让广大人民不去反抗他们，而把读者引向荒淫无耻之途，陶驷骥说我们的报纸太枯燥了，而他所感到有兴趣的是什么呢？正是这样的报纸。当然我们的报纸是不会登载这些毒害人民的色情新闻来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陶驷骥感不到兴趣是理所当然的了。
今天我们的报纸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对敌人来说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它掌握在人民手里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它可以教育群众，打击敌人，引导大家走社会主义正确的道路，鼓舞大家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更可以交流经验，指导大家工作。而陶驷骥却把我们的报纸说成是教训人，家长式的指示，批评，而不是朋友式的谈心。当然对右派分子陶驷骥来说我们的报纸应该是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悬崖勒马中回过头来，澈底改造自己。陶驷骥又说应该登载反面文章，而你这些反面文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疯狂向党向人民进攻，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报纸对这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违背了人民利益的意见，是可以不登的。
陶驷骥说：“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合法存在，就是“民主””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何尝不想建立绝对专政，只可惜他们所专政的对象人口众多，力量强大，有时为了缓和矛盾，才不得不让共产党存在，而他们反而打肿了脸充胖子，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民主，岂不可笑。事实上他们也无时无刻不想从政治上、思想上来进攻，妄想建立绝对的专攻，以美国为例，美国共产党成立於1919年，1932年资产阶级代理人白劳德混入党内窃居领导地位，提倡“美国例外论”，并於1914年解散共产党，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企图从内部瓦解共产党，美国政府也不断对共产党施以种种刁难迫害。仅1955年中至1956年为止，美国已根据史密斯法，以“阴谋并教唆以武力推翻政府的罪名逮捕了139名美共领导人员。”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各有巧妙不同；英国在殖民地窄取了巨额利润以后，在国内豢养了工人贵族，操纵黄色工会，成立工党来破坏工人运动；法国共产党在抗德战争中威信不断提高，战后成为第一大党，并加入了联合政府，这是资产阶级所不能容忍的，两年后(1947)便玩弄资产阶级宪法上的把戏，终将法共挤出政府；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况，共产党入阁后两年即被排挤；西德干脆宣布德共为非法；在美洲23个国家中，就有加拿大、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古巴、哥伦比亚、多米尼加、海地、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委内瑞拉等十五个国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占了65％以上。
政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对於被专政的阶级，就剥夺其政治权利，对资产阶级就是不准其反动与共产党争天下。
陶驷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可以合法活动，是民主”，由此他主张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并认定我国的民主党派是花瓶，人代会不起作用，关於我国的民主党派和人代会的作用问题，其他同志已列举了很多事实驳斥了陶驷骥的谬论，现仅就他所摧崇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来分析分析。
大家都知道，政权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为甚么不敢承认这一点，并极力隐蔽这种实质，而要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说成是不分阶级的呢？那是因为资产阶级不能离开无产阶级而单独生存。如果没有了无产阶级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也就不成其为资产阶级了。同时还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当它从封建社会里发展起来，并进而取得政权，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也是从来离不开工农群众的。如果没有工农群众的起义，资产阶级是推翻不了封建统治的。但是资产阶级又害怕劳动人民真正觉醒起来，因此没有那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澈底的，无不是在最后利害关头时篡夺工农群众的革命成果，走上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工农群众。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历史如此，中国更是如此，蒋介石1927年叛变革命以后，不是也成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位一体的代表了吗？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甚么资产阶级会“给”工农群众一些民主权利，并且还允许共产党合法活动，那是因为：第一：资本主义不能离开无产阶级而存在，就必须给无产阶级一定的生存条件，因此不得不尽量夸大其对劳动群众的欺骗性，以调和阶级的斗争，巩固其资本主义的统治。
这种民主自由的欺骗性，首光在於国家政权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报纸、电台等宣传工具都是以企业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所垄断，更何况还有很多明文的法律规定，限制着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
第二：由於劳动人民的日益觉醒，特别是无产阶级在自发的经济斗争中逐渐觉悟到政治斗争的意义，由自在的阶级逐渐成为自为的阶级共产党正是这种工人运动的产物。而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更给以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的无限斗争的力量和信心。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任何一项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无不是经过严重的斗争，在这种斗争面前，资产阶级为了缓和斗争情绪，不得不被迫作一些让步，但并绝非是资产阶级那样慈悲为怀和酷爱民主自由，以致对劳动人民那样关心。
就是以上这些，也还是以不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考虑到对巩固其资本主义统治而采取的手段。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法西斯化了，垄断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虚伪的民主自由也已成为其剥削压迫本国劳动人民及侵略其他弱小国家的障碍，而法西斯的专制独裁对其更加有利，这时，一切自由民主的影子也就抛弃无遗了，希特勒不就是在这种时候上台的吗？有名的国会纵火案不就是他上台后制造的取消和大批屠杀共产党的借口吗？现在美国不也是在非美活动委员会联邦调查局的控制下，还剩下多少民主自由的气息呢？大家都知道的罗森堡夫妇的案件，不就是想制造禁止共产党合法存在的借口吗？只是在全世界人民的斗争和支持下，取消共产党的策划才未能马上实现。
以上就是为甚么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合法活动的原因，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甚么就不能让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党合法活动，而且要加以坚决镇压呢？岂不是不民主吗？那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是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剥夺其生产资料，把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消灭掉，因此无产阶级没有离不开资产阶级的问题，也无需采取欺骗的手段来调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同时反动资产阶级是不甘心被消灭的，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政权是极端仇视，而无时无刻不在想搞颠复破坏活动。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对反动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同时也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
如同很多同志所列举的事实说明，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的，但是陶驷骥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民主自由”，很显然这是他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意攻击，这种谰言必须加以澈底粉碎。
右派分子陶驷骥说：“理论学习是教条式的，应让大家联系实际讨论，如我对民主自由发表过意见，王主任就说：我如在匈牙利会将是一个积极分子。这是在压我，可我不怕，压是“愚民政策”的办法，是不聪明的”。
这是瞎话!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方针政策的贯澈，或是政治教育方面，那一点不是要求我们连系实际!党曾经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们，要求大家克服主观主义，尽快地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使自己的认识更好地符合客观的真实情况。
在“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强调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顺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而在党章的总纲中写得明明白白：“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
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党，不但在理论上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地独立思考，而在党章中也作了庄严的规定。
虽然我们不能说，我们都做到了，不否认有缺点的存在，否则，我们的党就不要整风了。问题是由于右分子是别有用心地要在这个问题上标新立异、想入非非，打着“独立想考”的旗帜，来向党攻击。毫无疑问我们主张的独立思考是坚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是为社会主义的利益而进行思考，说得更具体一些，是在努力学习的基础上，合乎规律地创造地运用知识，运用前人的经验，吸取正确的、批判错误的东西，以达到独立解决问题的思考。而右派分子所谓的“独立思考”，是独立于党的原则之外，主张他所谓的“民主自由”，“政治设计院”，“搞人民呼声报”。由于他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本能，便故意忽略了一些主要的东西，而抓住一些次要的东西，并加以歪曲事实，夸大缺点，象这样要从太阳中找黑班，要从光明中找黑暗，这样的“独立思考”怎样体会与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立场的独立思考相一致呢？而王主任说你在匈牙利将会是一个积极份子，这真是千真万确，一针见血。
来源：《城市建设部整风办公室编印“整风通讯”第六期》，1957年；钱煇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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