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5 作者：张鸿宾
张鸿宾最近我们对党内右派分子周之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绝大多数的同志都认清了周之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而感到无比的愤怒？但有些同志却提出这样的问题：“周之良入党四年多了，受党那么多教育，而且把他培养提拔起来担任团委副书记这样重要的工作职务，为什么他在政治上会堕落成右派分子呢。”
同志们，我们知道，党内出现右派分子，这本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仅入党才四年多的周之良，就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如果出身于非无产阶级而又不彻底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拒绝接受党对自己的监督和教育，不肯改造思想，那么，也有可能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最近报纸上揭露的清华大学的袁永熙，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不都是明显的例证吗？一个党员背叛了组织，走上反党的道路，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否则倒是不可理解的。
周之良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曾是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董事长，他的父亲曾是北京自来水公司经理，他的大哥是出口商人。解放后，他大哥仍然违犯国法，投机倒把，后畏罪逃往香港。他的父亲开空头支票，扰乱金融，被政府判处三年徒刑。
周之良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反动的腐朽的大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过着安逸享受的少爷生活，沾染了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三反运动时他曾说：“过去我把偷公利私的大哥看作是能干，有本事，我把丑恶的寄生生活看作是光荣、高贵，我把扰乱金融受到人民制裁的父亲看作是老实人，倒了霉，受了冤枉。”这样的阶级出身就培养了他有着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站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意识。事实上也是如此。周之良在入党以前就一贯的目空一切，盛气凌人，追逐名利，爱出风头，不服从领导，与组织闹对立，对诚恳批评自己的同志讽刺打击，对阿谀奉承他的管制分子却界限不清，当成亲密的朋友。
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他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尖锐批评下，他开始初步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暴露和批判了自己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也痛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并表示下决心背叛自己的家庭，改造思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确有进步，所以在1952年12月被吸收入党。
但是，为什么周之良入党以后，资产阶级思想更加滋长，以至于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这并不难理解。
前几天，杨成武将军做报告时曾告诉我们，一个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想改造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在革命的烘炉里，千锤百炼，历经无数次的咬牙、过关、考验。有的人就经受不住考验，而背叛了党，周之良就是这样。首先他背叛资产阶级出身，投降无产阶级的决心是不大的，没有认识到改造思想的长期性与必要性。入党以后，就自认为自己已经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了，不仅没有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继续改造自己，反而一听到提“阶级出身”，他思想上就抵触反感。在他刚刚脱产工作的头一年，业务还不熟悉，工作还缺乏经验，这时，他还是依靠党，注意向领导上请示汇报的。而等到业务比较熟悉了，工作稍有成绩，便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就随着滋长起来，他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工作中所获得的任何成绩都是由于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密切配合与帮助得来的，而错误的估计和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把一切成绩完全归之于个人的“才华”、“能干”，极力在群众中树立个人威信，为了个人野心，不惜打击党委威信，抬高自己。这种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牺牲别人甚至背叛组织的行为，完全是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思想反映。
他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北京师大四千多共青团员的团委副书记的重要工作，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和重大的委托，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他没有积极地谦虚谨慎地在党和上级团委的领导下，好好工作，没有做一个共青团员的表率，相反地却利用职权，在平时打击党的领导，树立个人的威信，而在整风运动中就彻头彻尾地背叛党，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在工作中，他把宣传部看作是自己的宣传部，独有的财富，高傲专横，在自己的小王国里为所欲为，从而认为党的领导是干涉，是束缚，工作中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独断独行，反对集体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从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进而公开反对党的领导。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行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贯彻领导意图，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党组织绝不允许党员向党闹对立，把个人放在党的集体之上的行为。
从目前揭露的事实来看，周之良平时工作虽然很积极，但是他的工作动力，却是卑鄙的个人主义打算。他狂妄自大，好大喜功，愿意搞轰轰烈烈的大活动，而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细致工作。他愿意搞宣传工作，认为宣传工作，可以形成舆论中心，掀起全校的热潮，容易出成绩，出个人风头，而不愿意做组织工作，认为组织工作烦琐、事务、老一套，所以周之良是热衷于做有名英雄，而不甘愿做无名英雄。
周之良这些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行为，在党内自然是没有市场的，党从开始发觉起就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如党小组会、团常委会、党委及同志们的个别谈话，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当然过去周之良问题没有像这次运动暴露的这样明显，再加上他从不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过去组织上还没有可能看透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但批评教育对周之良还是经常的及时的。如对周之良在表扬优秀锻炼队上，在创办“蓓蕾”月刊上，在创办“论战”上的错误都进行了严格的批评。但是周之良有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目无组织，对待党的批评教育，拒绝接受，甚至公开抗拒。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是很难给他提意见的。同志给他提意见，事先总要深思熟虑，调查对证，尽管如此，如果你提的意见，其中稍有出入，他马上抓住细枝末节，给予反击，找各种借口，强调各种客观原因，推卸责任，摆脱自己。如果你讲的完全正确无误，他就一言不发或者是消极抵抗，譬如在一次党小组会上批评他不尊重集体领导，不关心全面工作，对群众态度粗暴，他说：“我早就说过自己不适合做领导工作，领导上一定要我做领导工作么？”并且讲：“我感到周围都是庸俗的，自己要保持独特风格。”他所谓保持独特风格就是保持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我们看这很明显，这不是消极抵抗吗？当运动中有一天夜里，我批评了他，开始他不接受，说什么“不让干都可以”，这难道是一个真正愿意为党工作的干部所应该说的话么？我们知道，周之良是从来不肯在别人面前承认错误，生怕承认错误，就有失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威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愿意教训别人，而不愿意别人教训我，我不愿意承认错误，更不愿公开承认错误。”有时候他确实知道自己不对了，就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或写文章用批评教训别人的方式代替自我批评。他从来不主动地找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问题，因为他谁也看不起，更没认识到自己一个党员与组织的关系。他常常教育别人要有远大胸怀，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而他自己却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轻微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是接受不了的。正是由于他拒绝改造，抗拒批评，因而错误愈来愈严重，而他自己也愈来愈经受不起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看待党，自然就认为党内不民主，不自由，束缚了他的“个性发展”，压抑了他的“革命积极性”。他既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又不听党的话，而强调什么“个人奋斗，自由发展”、“群众立场，体贴群众心情”、“摆脱庸俗的生活，保持独特的生活”，实际上是离开了党，抛弃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反动观点，去思想、去生活、去支配自己的行动。他所走的“群众路线”，实质上是右派分子的反党路线。
等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反动资产阶级向全世界工人阶级疯狂进攻的时候，修正主义的思潮，在他的思想上就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他更确信自己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了。这里应当指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正是由于他有着深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才接受了修正主义观点。他不仅接受了，而且还企图以其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去改造党。他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组织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在适当的温度与土壤的条件下，就不可避免地来个总爆发，所以当整风运动，大鸣大放一开始，他就认为时机成熟，有机可乘，背叛了组织，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积极地向党进攻，以至于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完全堕落成党的叛徒。
右派分子周之良所走的这条反党道路，是一切与周之良思想有共鸣的人，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的。周之良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痛改前非，彻底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原载1957年8月7日《师大教学》第1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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